十三 我被下放到小賣店

   我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若干年，到了北美才知道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亦稱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於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江西省廬山舉行，是中共黨史上的第三次廬山會議。因為這次會議直接涉及到了當時黨的接班人林彪和後來發生的九一三事件，因此在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從一九六九年九大召開，毛澤東和林彪經過了兩人關係的蜜月期之後，至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九屆三中全會關係開始破裂，是中共黨內激烈內爭的關鍵節點。

   這次會議的主要焦點在於二百多個中央委員跟着陳伯達汪東興“揪壞人”（張春橋），但是後來對於這次會議和所發生事件的記述，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毛澤東和後來的中共官方，將九屆二中全會的焦點認定為林彪發起突然襲擊，企圖篡奪“國家主席”和陳伯達提出“天才論”；而事實上九屆二中全會矛盾的真正焦點在於陳伯達和幾乎全體中央委員向張春橋發起聲討，因此才有毛澤東所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而所謂的設立國家主席問題，僅僅是後來毛澤東為了懲治林彪而尋找的藉口。直接導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夥叛逃。

   無怪乎當時我個人的感覺似乎“文化大革命”經過一九六六年紅衛兵造反，一九六七年造反派奪權和由此引發的全國性武鬥，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一九六九年九大“勝利”召開，一系列高潮亢奮之後，突然之間高層陽萎了。原來中共在打倒劉鄧以後，又開始了另一場，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付統帥林彪，生死存亡的鬥爭了，哪有精力再去“指導”各省市地方運動。

   一九七一年春，黑龍江省委把曾經作為全國樣板的“柳河五七幹校”經驗，進一步發展到幹部下放到農村，這在全國各省市地方是絕無僅有，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儲備”幹部。每個單位那些出身不好，或“文化大革命”中站“錯”了隊即非掌權派的異己，以及被打成另類的的各種“分子”，都屬於“下放幹部”名單之列。實際上卻是一次大清洗甩包袱。那些掌權的造反派頭頭整天面對這一幫反對派、“牛鬼蛇神”之類的人物，整日裡防着這樣一批人，一有風吹草動這批人會“復僻”。現在終於找到機會把這批人趕到農村去了。

   航空護林局和屬下的森林保護研究所的所在地，離嫩江縣城十四公里，四周被農村包圍，地處寒帶，生活環境惡劣，巳經是典型的貧困北大荒農村，就憑着我們是吃皇糧的，至少收入有保證，還不必象真正農民一樣終年勞累還是一貧如洗。這次幹部下放運動可要動真格了，首先下放地點在護林局以北，還要沿着土公路北上一百多公里，卡車在公路上要顛波三個多小時才能到達，是個更偏僻更荒野生活更為艱苦稱為霍龍門公社的地方，無異於歷代皇帝“賜予”異己的流放地。更令廣大待下放幹部憂愁和焦慮的是，下放後國家有可能不再發放“皇糧”，這就是說一擼到?徹底變成農民。

   公佈下放幹部名單的全體職工大會在大會議室舉行，我估量着自己情況，下放到農村已是板上釘釘無疑。我們森林保護研究所的幾位鐵定要下放的“老九”們，湊在一起強作歡笑，談論着一旦名單宣布後如何結伴同行。有位女同胞劉燕吉丈夫在北京工作，被迫分居在嫩江，本來已經過着二地生活，現在又要下放到近似世界末端的地方，內心的恐懼是可想而知的。她說，老金咱們一起走別忘了我，我說，那還用說要一起走的。

   宣布名單前明明大家都知道誰要走誰留下，但是宣讀時全場還是鴉雀無聲，萬一最後一秒鐘名單有變呢，“肯定”不走的人忽然變成了走的人，“肯定”要走的人忽然奇蹟般的留了下來，到這檔口總還有人做着惡夢和做着甜夢的。

   宣布名單結束後，那位女同胞就鄭重其事同我討論起去霍龍門公社的事宜，我則在應付着她。原來我仔細聽過名單宣讀全過程，怎麼也沒有聽到我的名字，我想肯定當時宣布名單時讀了我的名字，是我太緊張沒聽到，但又不敢問，慢慢地又升起了我留下的希望。之後支左的解放軍代表說我沒被下放，成了護林局小賣店的售貨員。對於這逆天的轉變，那幫就要下放的“老九”們，先是對我沒下放，同他們一起奔赴農村表示遺憾，但馬上一想這不對，僥倖逃過了去農村當農民應該是喜事，就又紛紛向我表示祝賀。

   護林局和森林保護所的職工都吃商品糧，小賣店就成為唯一的供應點，細糧粗糧雜糧，油鹽醤醋、針頭線腦、日用百貨也都有供應，麻雀雖然小倒也五臟俱全。記得在二年前“牛棚”勞改時為小賣店當過重物搬運工，當年我力大扛個二百斤麻袋的鹽，一百八十斤一袋的大米，四袋共二百斤的麵粉都不在話下。這樣把我留了下來，單位和編制屬於東北航空護林局的小賣部。

   我雖然也算大學生，但從來就覺得是個芸芸眾生，到了象小賣店除了發揮體力優勢，我還能幹啥？我最近從《中國曆年各級各類學校在校學生數統計（一九四九-二零零四）》中推算出一九五零-一九六六的十七年，平均每年大學畢業生人數為十三萬，僅為當時全國平均六億人口的0.02%，像我這樣大學生的遭遇，下放農村甚至下到監獄，拿你這小豆包還想當乾糧？無怪乎被指控為“林彪集團”武裝政變計劃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在描述一九七一年前後的社會狀況時，使用了如下的類比: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後，《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於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隨着他們的返城，五七幹校也漸趨衰敗、冷清，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五七幹校；仍有一批人滯留在那裡。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

   護林局下放到霍龍門公社的幹部，除每月到原單位領取工資外，整天處於無政府狀態無所事事，於是成了拿囯家工資的“農民”。我們森林保護所幾個下放幹部，愛人在北京的都紛紛逃回北京，還有生孩子的，到霍龍門公社以外的地方“辦事”的……。下放幹部成了下放鴿子一個個都飛跑了。一九七二年秋一紙公文，全體下放幹部歷經了一年多的苦難後，最終又折騰回到了護林局。

   我又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的命運再次發生了轉變，還未到小賣店報到，我隨即又被調到護林局子弟學校去當一名老師，教物理、英語和體育三門課，自己也成了小孩的孩子王。我至今還不明白是誰在改變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