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是個什麼玩意？

據說“楓橋經驗”在1963年就炮製出來了，毛澤東還作了批示。可是在文革前後的50年裡（1963-2013），大部分中國人從來沒聽說過這個詞，只是在最近10年才聽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查了資料才知道，在1977年12月之前，中國的官方報紙從來沒報道過，老百姓當然不知道。可見毛澤東並沒把它當回事，他只批示把文件發到縣一級的政府和公安部門。沒有象對雷鋒、王傑、焦裕祿以及大慶、大寨那樣的典型進行廣泛宣傳，做到人人皆知。

那麼毛澤東批示的這個“楓橋經驗”到底是個什麼玩意？簡而言之，它是1963年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創造的一種“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的經驗。其實哪裡是什麼“群眾的創造”？完全是官方炮製出來的。1963年11月，中共公安部與浙江省委通過在楓橋區蹲點調研、總結提高，最終形成了署名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隊和中共諸暨縣委的《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即“楓橋經驗”）。

所謂的“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就是發動群眾對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進行監督、批鬥、改造，以實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如果抓多了監獄關不下，所以毛澤東當然支持。楓橋區總人口十三萬，四類分子三千餘人，即每50人中有一個是四類分子。按照此比例，在文革時期的全國7億人口中就有1400萬階級敵人，監獄哪能裝得下？這1400萬“階級敵人”後來被證明都是被冤枉的。可見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多麼荒謬與邪惡！

1977年12月21日（華國鋒主政時期），《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中共楓橋區委的《高舉毛主席樹立的楓橋紅旗，依靠群眾加強專政》一文，並配發評論員文章《依靠群眾加強專政的好經驗》，向全中國推廣該經驗。這是《人民日報》首次報道楓橋經驗。這也是華國鋒搞“兩個凡是”的有力證明。

然而華國鋒好景不長。隨着撥亂反正，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地主、富農摘帽問題的決定》。1979年2月5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通訊《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介紹了諸暨縣楓橋區對“四類分子”摘帽工作的試點經驗。楓橋區的新經驗又成為正確糾正歷史問題的先進經驗。我把這個新經驗叫做“第二楓橋經驗”。“第二楓橋經驗”是對“第一楓橋經驗”的否定，也是對華國鋒“兩個凡是”錯誤路線的否定。不論是壞經驗還是好經驗，都可以假借楓橋區人民群眾的名義來宣傳，是不是太荒唐了？這大概也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不過人民日報的這兩次宣傳都沒有發在第一版，也沒有反覆宣傳，所以並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習近平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學生。2003年他在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就知道了這個“楓橋經驗”，他指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2013年10月，已當上總書記的習近平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2023年11月6日，在北京召開了紀念毛澤東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習近平接見了與會代表。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在會上強調：“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提升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法治化水平，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創造更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我把習近平的新時代“楓橋經驗”叫做“第三楓橋經驗”。

習時代的“第三楓橋經驗”與毛時代的“第一楓橋經驗”是一脈相承的，都是針對階級敵人和“敵對勢力”的。“第三楓橋經驗”表面上不提階級敵人，只提“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是在掩蓋他們的真實目的。群眾之間的矛盾糾紛對他們真的那麼重要嗎？非也！習近平在國內政策上的一切大動作，都是為了維護他的政權穩固，哪裡會關心小民之間雞毛蒜皮的糾紛？

現在中國的社會矛盾主要是官民矛盾。官員們以及他們支持的黑社會，欺壓百姓已成普遍現象，他們強占土地、強拆民房、欺行霸市、行賄受賄。受害百姓則要上訪告狀，或上網申冤。“第三楓橋經驗”的任務就是要通過群眾互相監督、互相告發，再通過現代科技的監控手段，及時發現群眾不滿意的苗頭，就地解決，及早撲滅，不讓上訪群眾去干擾上級領導或製造社會影響。實施“第三楓橋經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國家專政機器的觸角伸到中國城鄉基層的每個角落，對社會實行嚴厲的、全面的、無孔不入的控制，就象毛時代的人民公社那樣。

這個經驗那個經驗，本質上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必然搞不好。

2023.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