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通读了北岛的两部诗集《在天涯（诗选1989-2008）》与《履历（诗选1972-1988）》。

北岛曾是中国八十年代最明亮的一颗文学明星。可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没有北岛是不可想象的。北岛参与了1989年中国的社会运动，于是，中共发动的六四大屠杀迫使北岛亡命天涯。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非常怪异，讲到“新时期文学”（即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特别是谈及华语诗歌，竟然完全抹掉了北岛的名字。什么叫政治干预文学，政治干预历史？中共的历史虚无主义丑恶嘴脸表露无疑。

然而，北岛的诗歌却依然被许多人阅读着。文字的力量可以比权力更强大。

《在天涯（诗选1989-2008）》的时间框架是1989年至2008年，这与北岛流亡海外近二十年经历大致重合，而《履历（诗选1972-1988）》涵盖的时期是1972年至1988年，则和他在流亡海外之前在中国的创作时间重合。因此，这两部诗选具有某种历史记录的意义。

同时拿到这两本诗选，我首先读的是《在天涯》。对于流亡前的北岛诗歌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于是就想了解他最新的诗歌。总体印象相当好。诗歌中的情绪状态似乎有一些“乡魂”、“旅思”，这一点在某些标题或诗行似乎有所暗示。然而如果说这一选集主要是表达人在天涯、思念家乡的主题，那就或是在矮化北岛，或是根本不理解现代诗，或是简单化贴标签。

生活中，我们把诗与远方并提，表明了诗歌的指向总是高远的，脱离了琐碎的现实的。《在天涯》中的诗歌依然延续了这一倾向。另一方面，我感觉集中的诗歌在指向某种诗意的远方的同时似乎又进一步走向内心深处。对“乡魂”、“旅思”的朦胧的暗示之外，别的人生况味，比如死亡、比如爱、比如苦难，等等，似乎都在指涉范围。《在天涯》跳出了中国诗歌羁旅思乡传统的窠臼。

诗意内涵的拓展不是我喜欢《在天涯》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在天涯》的语言才是我喜欢该诗集的主要原因。从诗艺的角度看，北岛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了。他的诗歌语言更成熟了。汉语的简约、干净、丰富的指涉在该选集中得到充分的挖掘。

窃以为，《在天涯》中的诗歌是比北岛成名时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更好更完美的诗歌（虽然未必会更脍炙人口）。

如果说，读《在天涯》让我得以欣赏北岛的语言艺术的话，那么读《履历》对我是重温作为诗歌明星的青年诗人北岛的青春与热情，也是重温我自己与北岛诗歌有关的记忆。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在阴暗的宿舍里某同学满怀激情地朗诵北岛诗歌的情形……

毋庸置疑，《履历》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名篇往往带着强烈的时代感，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息息相关。时代感既是这些诗篇脍炙人口的原因，却也正是它们的一个缺陷。当我们远离了那个时代，这些诗歌给我们的感动多少减弱了。

当然，我不否认这些诗歌在八十年代激动了一代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文学青年们，甚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承认青年北岛诗歌的社会性、思想性的同时，我觉得：诗歌的载道功能与诗歌的艺术性之间的张力在这两部诗选中得到突出的体现。

写作《在天涯》中诗歌的北岛人流亡海外，脱离了母国的社会环境，远离了汉语的语境与华语文化圈，似乎也超脱了具体的人与事，然而其在诗艺上却精进了。这时候写诗就是纯粹写诗，不是为了启蒙、呐喊或针砭时事。因此，《在天涯》里的诗歌缺乏所谓的社会性，却在语言上获得了打磨与精进。也许真的如某古人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吧。

比较《履历》与《在天涯》，怀旧的人大约喜欢前者，因为那里有他们自身时代的记忆。而我更喜欢后者，因为诗歌归根到底是语言的艺术，虽然诗歌可以承载其他的社会责任，然而从长远看，语言的艺术必须回到语言本身。

恭喜北岛先生，历尽劫波、苦尽甘来，在诗艺上更上层楼。而诗歌爱好者们有福了。北岛依然是我们可以继续阅读、继续关注的华语诗人。而当年与他齐名的“朦胧诗”代表人物们，而今安在哉？庆幸我们还有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