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下来令芝来美国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么长时间她只回去过两次。回哪儿去啊？当然是她的家乡，那个在中国版图上很不起眼的离西安还有一百多公里的小小的村落。

熟人和朋友谈及此事，都免不了好奇地问她：“这么久没回去，你不想家呀？”令芝总是淡淡地笑笑，说：“嗨，久了，都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什么了呢？”大家只是心里这样嘀咕，她的回答还真是有些令人费解。不过，谁也未曾注意到，在令芝转身的那一霎那，她是竭力把那就要涌出眼角的泪，悄悄儿地咽进了肚子。哎，令芝，有谁会理解她的苦衷呢？

令芝十六岁便离开了家乡，去北京念大学。她曾是她全家的荣耀，她也曾是她们全村的荣耀。进京上大学，那就是中了状元啊，还是个年纪小小的女状元。“神童”，“神女”，村里人把这些他们能够想到的最光灿的桂冠都送给了她，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女孩儿。

大学四年里，令芝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份心气儿，她昂扬，她骄傲。她也真的应该骄傲，因为她是这个小村的骄傲，她可不能辜负乡里乡亲，父母兄妹的厚望啊。令芝真的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孩儿，她果然不负众望。在大学毕业还不到两年就申请来美就读研究生，而且还是一所常青藤名校。在八十年代中期，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那时，国人知道出国这条“金光大道”的还不多。还是令芝的父亲说得好：“咱闺女能出国，是天分更是福分啊！人家的娃儿也不笨，可就是没咱芝儿的运气冲。”

说来也是。令芝这出国的运气真不错。她毕业分配到省城的一所高校，很快学校便有了公派出国名额。凭着令芝的聪颖年轻，又是从京城毕业的，那个名额好像是非她莫属了。就这么着，她被选去考托，联系学校，办护照，办签证，一路顺风地拿到了那张去美国的飞机票。她就像在做梦一样，事事顺利，就好象有一股风，非要把她给吹到太平洋彼岸似的。令芝最感到幸运的是，这出国的一切费用，包括那张机票都是公家出的。如果不是这样，美国，她哪儿来得起呀？甭说别的，就单单那张机票的三千五百元大钞，她要不吃不喝攒上三年才成。她当时的死工资只有五十八元整，即使加上那些杂七杂八的，总共也就七八十块钱。令芝的家里就更掏不出这笔“巨额”资金。

说起来，令芝家还算不上纯粹的农民家庭。她的父亲也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只是刚刚上大学一年，就赶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批判臭老九，那些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日子，令芝的父亲就躲在他农村的家里，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看不惯也害怕那些运动。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拿到了一张文凭，而且进了坐落在省城的一家工厂，开始做起了技术员。令芝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丈夫在外工作，她就带着三个孩子和婆婆在家务农。令芝排行老大，她有一弟一妹。如此的家境使她从小就习惯了拮据的日子。

那年，当飞机载着她缓缓地离开首都机场，当父亲母亲在她泪眼朦胧的视线中愈来愈模糊，令芝，这个来自陕北的乡里妹子，这个自强倔强的年轻知识女子，她从心底里感激命运，感激命运之神让她这么早就踏上了美利坚这块富饶自由的土地。

来到美国之后，令芝的日子似乎变得不那么顺利。由于种种原因，她曾两易导师，直到第四个年头上，她才开始攻“博”的里程。不知道为什么，自来美国那天起，令芝就总是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压力不是学业上的。令芝天赋极高，她生来有一个数理脑子，那些令女生们叫苦连天的课程，从来难不倒她。而她的语言天赋也是这般得天独厚，这又令男生们羡慕不已。那她这份压力又是哪儿来的呢？应该说是来自她的内心。是那种心理压力。她感到生存的竞争，她害怕失去奖学金，她要竭尽全力争取老板的赏识，为了争到有前途的课题，为了文章能发表，而且能在一流杂志上发表，为了老板那“价值连城”的一纸推荐信，为了这无穷尽的“为了”，她必须想方设法。这一切都是她不熟悉的，但是，她却必须面对，不能退缩。令芝变了，她变得有些脆弱，甚至有点儿敏感。

她开始想家了。有时她会出奇地想念妈妈，想她那双粗糙的手握住自己的手时，那种暖暖的感觉，想她亲手蒸的白面馍馍和那刚出锅的香喷喷的小米粥。夜深人静时，她会想家想得泪流满面。有几次，她从梦中惊醒，轻轻地呢喃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那是她来美国的第五年。令芝在心里叹息地对自己说：“我真的该回去看看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