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正义启明5X. “不可害人”与“尊重权益”是一个意思 大家或许注意到了，各系列里，俺老汉表述自己认同的，应然正义底线时，总是在“不可害人”和“尊重权益”两个部分之间，放个一字线的连接号。为什么呀？主要是想借此强调，它俩在价值层面完全相等，俗话或曰具有“等价性”：“不可害人”就意味着“尊重权益”，“尊重权益”就意味着“不可害人”；相应地，“坑人害人”就等于“侵犯权益”，“侵犯权益”就等于“坑人害人”。 浅人这个见解，也是相当原创，因为近一百年来的全球学界，特别是左均思潮，特喜欢把“尊重权益”扩大化，延伸到“满足需要”那里，从而淡化甚至取消了，“不可害人”的核心诉求，结果造成了种种扭曲，后面还会反复讨论；这里主要论证一下，正义底线的两个部分之间，为什么能够直接划等号。 表面看，这俩部分之间，差距不是一般的大：一方面，“不可害人”的说法，年头够久的了，还土得掉渣渣，就连没多少知识的老农民，都能脱口而出，几乎成了普通人，不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也因此，俺老汉当年开会发言，隆重推出“不可坑人害人”的正义底线时，一些青年才俊，往往会抿着嘴暗笑，大概其就是觉得，这几个字听起来太俗气了，怎么登得上，高雅学术的光溜溜台面，不是？ 另一方面，“尊重权益”的命题，特别是它的另一种更流行的表述，浅人以前也常用的“尊重人权”，是个相当年轻的后起之秀，通体散发着高大上的光辉，所以才会频繁地出现在，上至联合国，下至小协会，甚至某个人的宣言声明中，仿佛不把这个招牌挂出来，就会因此失去“合宜性”似滴。 浅人有个小注：《道德元理》曰过了，这个词是俺老汉本尊，对“legitimacy”的另类译读，打算用这种不讨巧的笨办法，避免“合法性”的常见译读，容易造成的理论扭曲，因而不属于规避敏感词的权宜之计，嗯哼。 实话实说了哦：浅人2005年左右，批儒家的过程中，最初意识到“不可坑人害人”，作为正义底线的地位时，也没清晰地看出来，它与“尊重权益”之间的等价性，结果只是在后面补了一句：“应当爱人助人”，对称倒是蛮对称了，却木有察觉到，这样子一来，很难把自由一元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一个不留神，甚至还可能滑到，左翼均等主义那边去…… 不过哈，有一点很幸运：到了2013年，尽管同样木有意识到，左右之间的张力冲突，俺老汉却及时堵住了这个漏洞，开始将“不可害人”与“尊重人权”相提并论，作为正义底线的完整表述了。开心。 细究起来，这种理念上的重要改变，主要是因为转过来考察，西哲中的“好对”关系时，浅人在实然层面发现了一点： “rights（权益）”不是直接来自“good（好）”，而是直接来自“right（正当）”，旨在防止人伦冲突中，不可接受的严重伤害。对此《道德元理》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一旦发现了这一点，再凭借“把所有人当人看”的伦理需要，自然就会在应然层面，把“尊重人权”相应地理解成：不可在人伦冲突中，对任何人造成不可接受的严重伤害，从而将这个摩登的口号，与“不可害人”的质朴诉求融为一体，放在道德领域的“正当”层面，构成一以贯之的“正义”底线。 当然喽，这样子的理念改变，也不是仅仅源于，俺老汉在抽象概念的维度上，做出的逻辑演绎，因为它同时也扎根于，日常经验的丰厚泥巴里。《道德元理》提到，当年针对麦金太尔，站在社团主义立场上，声称“rights”一词出现得晚，因而“权益”不过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瞎编，并非真实存在的高论，俺老汉撰文批驳的时候，曾举了个近取诸身的虚构例子，就适用于任何认同这种高论的人：假如找几个家伙，把他吊起来，无缘无故揍他一顿，他老兄肯定会义愤填膺地说：你们这样子做，not right！为什么呀？就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子揍他，对他造成了不义的伤害，侵犯了他的人身rights，不是？ 要是觉得这个例子纯属假设，那就再来看看现实中，一些并非罕见的事情：今天的普通人，一旦受到了这样那样的严重伤害，包括但不限于：三鹿奶粉喝出了大头娃娃，贷款买到了烂尾楼，存钱或理财被骗了等等，又不肯拿出“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儒式大度，憋在心中，烂在肚里，就会采取和古代告御状差不多的“上访”手段，努力达成摩登的“维权”目的，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他们把自己遭遇的严重伤害，看成对自己权益的不义侵犯，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必须找个渠道宣泄出来，嗯哼。 也因此，如果说由于当前西方学界，总喜欢把“权益”混同于“需要”，人们难以从肯定性视角看出，“尊重权益”与“不可害人”彼此等价的话，一旦引进了刚才的否定性视角，再结合日常的伦理经验，就很容易理解了：你坑害了某个人，就等于侵犯了这个人的权益；反过来也一样：你侵犯了某个人的权益，就等于坑害了这个人，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不用讲，这种正负视角之差，再次体现了《人性逻辑》和《道德元理》反复强调的，避坏、止害、罚错，对于趋好、保益、赏对而言，具有的前提性意义：不管是一般性的“正当”，还是道德性的“权益”“正义”，并不是旨在帮助人们，实现值得意欲的收益，而是旨在防止人们，遭到不可接受的伤害。 其实呢，如同《自由意志》所说，古典自由主义的头号大师洛克，在应然层面自觉地肯定了，人们的生命权、（行动）自由权、财产权的同时，还在实然层面自发地考察了，正当与好的关系，并得出了一个精辟的结论：“正当”的行为在于，选取了必要的好，舍弃了非必要的好；“不正当”的行为在于，选取了非必要的好，舍弃了必要的好。 所以喔，要是他当时能够摆脱西哲主流，只重趋好、忽视避坏的片面倾向，从而在好好冲突的悖论交织中，进一步揭示正当旨在防止，不可接受之坏的底线功能，并清晰地意识到，从“正当”到“权益”的语义绵延，他应该也不难发现：尊重人们的生命权、（行动）自由权、财产权，不是旨在“促成”人们，活的时间更长久，哪哪都能去旅游，腰缠万贯当土豪，而是旨在“防止”人们，在生命、（行动）自由、财产这些方面，遭到来自别个的不可接受侵害。 甭小看了这两种说法之间，看似微妙、其实深层的重大差异哦：恰恰由于洛克及其继承者，没能抓住“尊重权益”与“不可害人”的等价语义，结果不仅给麦金太尔之流，留下了否认权益存在的漏洞，同时也为左均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能让他们把“尊重权益”扩大成“满足需要”，却偷偷取消了“不可害人”底线的扭曲理论，在今天大行其道，不是？ 也因此，《人性逻辑》的导言才特别宣布：俺老汉打算保守的，不仅有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而且还有先秦的墨家传统，理由嘛恰恰在于：墨家虽然木有讨论“权益”的问题，却一方面强调了“万事莫贵于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将偷窃、抢劫、杀人等等“亏人”的举动，统统定性为“不义”，从而将不可害人的质朴正义感，真正以普遍性的方式贯彻到底了。难得。 说白了，只有结合这两个传统，把“不可害人”与“尊重权益”融为一体，我们才能确立自由主义的底线，同时纠正右恣与左均在正义问题上，制造的种种扭曲。说穿了，“right freedomism”，除了能译成“正当（权益、正右）自由主义”，还能译成“守正自由主义”，就是针对右恣与左均的这些扭曲而言的：它要保“守”的，是不可害人—尊重权益这条，唯一不可突破的“正”义底线。 当然咯，这种守正的自由主义，不会秃羊秃神婆地以为，只要指出“不可害人”与“尊重权益”是一个意思，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领域的所有难题了。说破了，恰恰由于人伦冲突的不可避免，现实中经常会出现，下面这种纠结的现象：两种都有理据的应得权益之间，也会形成没法兼得的严峻张力，如同当前西方围绕堕胎权、持枪权、环保权等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议那样子。 不用讲，如何在这类有争议的问题上，把不可害人—尊重权益的底线落到实处，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道棘手的难题，逼着我们不断反复琢磨，深入探究，并且永无止境，直到人类灭亡的那一天，嗯哼。 然而哈，浅人有个愚见：任何有争议的具体问题，都不足以根本否定，这条正义的底线本身。理由很简单：只要你还保守着，那种质朴的正义感，尚未让它受到严重的扭曲，对你来说，把“不可害人”意思上的“尊重权益”，看成是可以普遍运用到，每个人那里的正义底线，就不该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说得更干脆点：要是你明确拒绝了，“不可害人—尊重权益”的底线地位，宣称“我就是要坑人害人，就是赞成杀人放火强暴偷窃”，那有一点就相当清晰咧：你可能不太适合成为，正义启明的对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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