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共為斯大林祝壽的場景

 毛共在天安門城樓悼念斯大林

毛共諂媚斯大林的宣傳畫

1937年，《申報》上登載了林語堂的“一夕話”，其中有這樣一段：“中國就是有這麼一群人，為了幾個盧布，不惜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報紙上瘋狂叫賣自己的漢奸言論，武裝保衛蘇聯，支持外蒙人民自己當家做主，在動物世界裡找這樣的動物幾乎不可能。”

近幾年，這段話被網友改寫成“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在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用以嘲笑被稱為“自乾五”的人。

而原文中提到的“武裝保衛蘇聯”和“支持外蒙獨立”這兩個匪夷所思的口號，確是中共不願提起，而且刻意歪曲的。中共前黨魁陳獨秀還因反對此口號被開除黨籍。

中東路事件

所謂“中東鐵路”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因此也稱謂“東清鐵路”、“東省鐵路”。是沙皇俄國政府為了掠奪和侵略中國，控制遠東而在我國領土上修建的一條鐵路。俄國除獨攬鐵路經營權外，還取得了沿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甚至司法管理權，沿線俄國駐軍一度高達十餘萬。1904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中東鐵路長春至旅大（今大連）一段被日本奪走。

1917年的所謂俄國十月“革命”後，蘇共在《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公開聲明：放棄俄國在中國“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放棄俄國“在中東鐵路方面的一切特權”，但這不過是蘇俄內亂無暇東顧的託詞。此事後來被親共分子以及中共“神化”為蘇俄對華友好，那是純粹的胡話，事實上蘇俄不僅沒有歸還過任何領土主權，反而又在1921年強占中國唐努烏梁海17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不過，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利用俄國內亂這一有利時機，與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中關於中東鐵路規定：“中東鐵路純屬系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車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並“允諾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

1924年9月，張作霖控制下的東北地方政府又和蘇俄簽署了《奉俄協定》，又將中東鐵路歸還期限縮短了二十年。

但蘇俄不守協定，獨吞鐵路盈利。張作霖對此極其不滿，拒不交鐵路使用的相關費用，並拘捕了俄方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事實上控制了中東鐵路。

因張作霖嚴重威脅蘇俄利益，蘇俄特務部門制定計劃兩次暗殺張作霖。俄國作家普羅霍羅夫據此撰寫了《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但是中共卻不承認。

1928年7月4日，蘇俄特工第二次暗殺計劃成功，在皇姑屯炸死了張作霖，並且把這個黑鍋扣在了日本人頭上。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初，東北當局開始驅逐蘇俄駐紮人員，強行收回中東鐵路各項權利。這一舉動也可以從側面印證究竟是誰暗殺了張作霖，張學良當然知道誰是真正的殺父仇人。1929年5月，張學良陸續關閉蘇俄駐東北各地的領事館，逮捕總領事。

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國持續不斷的收回權力與“改訂新約”，南京國民政府當時正處在與列強緊張談判中，對東北地方當局收回中東鐵路積極支持。蔣介石公開宣稱：“吾人對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蘇俄侵略之真相。”“如蘇俄竟敢公然破壞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為世界和平計，為民族利益計，當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犧牲一切，貫徹政府擁護國權之主張也。”國內的各派軍閥也一致支持張學良，在民族大義的方向上，讓人無話可說。

但是，張學良是個什麼人呢？他後來在中共蠱惑下發動西安事變，綁架了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使幾乎滅亡的中共逃過死劫，並趁日本侵華發展壯大，因此在49年後被中共“神化”成了“民族英雄”。可是，究其實，他不過是個守土無方，敗家有術的公子哥。在處理中東路事件上，張學良猶豫不定，備戰不足，為一敗塗地埋下了伏筆。

惱羞成怒的蘇俄於7月宣布斷交，並於8月組建特別遠東集團軍約8萬人，配備飛機、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準備進攻中國東北。

而日後把自己標榜為民族救星的中共此時做了什麼呢？

中共“武裝保衛蘇聯”

中東路事件爆發後，共產國際發電要求中共“加緊中心城市工作特別是哈爾濱工作及擁護蘇聯的宣傳”，同時中共還“得到國際代表團的幫助”。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當家後，就是蘇共的傀儡，全世界的共運組織都接受其經費維持運作，組織上都受蘇共操縱或直接領導。“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無論組織上、財政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反華勢力”。

中共中央在7月12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忽悠民眾“擁護社會主義的蘇聯！”，宣稱“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

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中東路事件給滿洲省委發出指示信，要求“在哈爾濱的工作要特別布置”，並指派劉少奇到哈爾濱“布置並指導為中東路事件的反抗示威”。

接着，《紅旗》等中共黨刊又發表了一系列擁蘇反華的文章，宣稱“在中國境內建築”的中東路“並不是完全屬於中國主權”，甚至不知廉恥的煽動民眾“準備以鐵血來保衛蘇聯”。

這種明顯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行為，連當時被剝奪領導職務的中共前黨魁陳獨秀都看不下去了。陳於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稱這些行為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對此，中共於8月3日復函陳獨秀，嚴厲指責陳“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指控”陳是“反蘇”份子，並很快通過決議，將陳獨秀開除黨籍（小編註：若黨徒的人性高於“黨性”，自然為“黨”不容）。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在發給中共的命令中揚言：“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馬列教莫斯科總教的教主發了話，中共這個地方分支豈敢不聽？

李立三、惲代英等中共頭目率先發表文章擁蘇反華。以所謂的“階級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民族利益，宣稱“使蔣介石政府在戰爭中失敗”，把中華民國捍衛主權的行動污為“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

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動來牽制國民政府，以幫助蘇聯在東北的戰爭。蘇俄甚至承諾每月供應3千萬盧布，派當時在共產國際學習的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等人直奔東北，召集中國、日本、朝鮮的共產黨人，組建義勇隊，直接參加與東北軍的戰爭。

在做好了充分的軍事準備，並在東北布置好內應後，1929年10月12日，蘇俄紅軍大舉進攻中國。

10月26日，斯大林直接電令中共堅決“武裝保衛蘇聯”，並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這就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十月來信”。

中共接到主子命令後立即行動，1929年11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其後不久，中共在《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中直白的表示，“執行武裝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而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

正面是裝備和人員素質都占據絕對優勢的蘇俄紅軍進攻，背面是馬列黃俄漢奸匪幫的禍亂，再加上敗家子張學良戰和不定的草包指揮，東北軍節節敗退。俄軍以極小的代價相繼占領綏濱、滿洲里、海拉爾等要地。

1929年12月22日，張學良被迫派蔡運升為代表，在伯力與蘇俄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承認恢復衝突之前的狀態。對此“議定書”，南京國民政府稱為“伯力會議記錄”，並發表聲明，明確宣布對此不予承認，並將談判代表免職。從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中蘇雙方先後就中東鐵路問題舉行過25次會議，但國民政府始終不承認這份“和約”。

結語

49年後，中共大概也知道自己這段歷史太奇葩，乾脆把“武裝保衛蘇聯”這一口號嫁禍於所謂的“王明錯誤路線”。而且，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居然在中共的教科書中消失了……而且中共還不時的抗議日本人篡改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