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百年大变局与历史性选择 多伦多 李 郡 有人说，当今，世界正由重商主义的全球化，分裂成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集团。全球角度来看，世界主要由两种国家系统构成，其一是自下向上的国家体系，即，传统上的西方国家系统；另一个国家系统是自上向下的系统，即，传统的东方国家治理体系。与这两种国家系统相对应派生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过去30多年的大多数时间，世界重商主义处于主导地位，跨越意识形态的全球化风靡世界各国；但近些年来，尤其是俄乌战争以来，世界开始由全球化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即，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共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成精神王国；另一阵营还处模糊，处在形成过程中。所谓正面临世界百年大变局，就是指全球化向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转化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国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这一选择关系亿万民众的福祉，中国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回顾近一百年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大多数民众切身体会非常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这大选择面前，应该选择和美，欧，日站在一起。 有人说，近一百年来，中国不论处于民族解放过程中，还是和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对于中国的帮助最大。凡是中美友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顺利，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显著；反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慢，人民生活就困苦。特别是近30多年全球化过程中，中美两国互利合作，相得益彰，实现双赢。对于中国一方，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国企业普遍得到技术升级换代，企业生产规模呈现指数增长。仅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大国，最终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节点。期间，全国城市化，和城市基础设施也得以长足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的高等教育规模成为全球第一。每年从大学毕业的学生超过一千万，源源不断地满足全球化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生产基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数以亿计的外向型企业员工辛勤工作养家，供楼，和供孩子读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需求，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交替增长。 回望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之前，中国称俄罗斯是老大哥，对于俄罗斯的国家经济总量和科技水平是仰视；但今天，俄罗斯的国家经济体量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广东省。再有，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也符合远交近攻的国家发展策略。过去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那时，南海争端根本不是问题。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中国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效益，至少等于中国与世界其它100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总和。更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不用花钱，而且每年能有对美5000亿贸易顺差。如果中国与其它100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需要化巨资，甚至需要从对美贸易的顺差拿钱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如果与美国关系搞砸，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建设，和南海等周边问题将是一道难解，甚至是无解的难题。甚至，也没有钱维系与其它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有人说，美国是一个三权鼎立的国家，即，立法，司法，和行政。其实，广义上讲，美国是五权鼎立的国家，另外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权力是媒体，和华尔街。相比国会，和美国政府，过去美国媒体和华尔街金融集团是比较亲华的。但巴以冲突后，这一情况发生根本变化。美国媒体风向反转，华尔街开始降低中国国家信用等级。这直接导致外资加快撤离中国，和国际资本加速流出中国。以色列这个国家，侠义上讲，是一个小国，国土面积较小，人口不到一千万；但广义上讲，以色列又是一个强国。因为这个国家人民都有坚定的共同信仰，而且非常团结。这个民族对世界较强的影响力，尤其对世界媒体，和华尔街的影响力。巴以冲突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放下手中的工作，纷纷自费买机票回以色列参战。这与其它国家发生战争后，人们都争先恐后出国外逃相比，这确确实实是一道亮丽的景观。中国在巴以冲突之后的立场可能直接诱发中国国家信用评级下调。同时，对改善中美关系产生极其不利的作用。事后，人们都会发问，为什么中国愿意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明确支持哈马斯呢？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世界已经分化成两个意识形态阵营。而且对于一些人来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亲和力大于商业利益，国家经济发展机会，和民众就业机会。 此外，在30多年全球化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欧洲，日本，和华人社会香港，台湾等。俄乌战争之后，欧洲人认为乌克兰阻拦俄罗斯的屏障，认为乌克兰人在为他们而战，为他们在流血，纷纷出钱出力支持乌克兰，甚至不惜放弃中国市场和欧洲企业在华发展机会，也要支持乌克兰。在亚洲，日本认为台湾有事，即日本就有事。欧洲与乌克兰，日本与台湾都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但共同价值观，共同意识形态构成成一个阵营。虽然，在过去30多年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台湾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巨大推动作用。但当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分阵营的今天，美国，欧洲，日本等国自然可能成为中国一个敌对阵营。
也有人说，当前，中国甚至不惜让香港可能变成世界金融中心遗址，不惜让台湾可能变成海南岛，不惜让国家经济停滞发展，不惜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也要保持中国这种至上而下这种体制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现在只能说这是一种可能。因为中国正站在历史节点上，国家这一次在历史节点发展方向选择，可能会对中国的今后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和作用。中国是继续追求“大一统”， 继续追求“语同言，思同想”， 继续热衷“千篇一律，步调一致”的侠义行政统一；还是选择美欧日，像英联邦那种,在体制多样性前提下，让中华文化也像英国文化一样在全球各地争芳斗艳，开花结果。这也是中国面临百年变局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本文应北美财经中国经济栏目约稿而写，纯属学术探讨，本人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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