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29年4月中旬，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五战区。” 真是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李长官刚在重庆、桂林转了一圈儿，已经把希特勒欧战的失败前景布告美苏两国以及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左右两派，恰恰是日本人自己还是执迷不悟，还是要“扫荡我五战区”？这不是送门上来找打吗？ 李长官打仗第一就是情报，第二就是决战，第三就是断电，当然断电这次是不可能了，因为李长官已经从《孙子兵法》中悟出了“保供电”的武林秘籍。 那么就先从第一的情报说起，“接获可靠情报”！按照李长官的套路，这次情报应该也是夏文运给“运”来的。虽然上回随枣会战夏文运只是告诉了李长官日本人的正面行动，漏报了日本人包抄长官部的行动，但是“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那为什么不用夏文运的情报尼？为什么还要听“军委会”的？对！还是听夏文运的！ 第二就是决战，李长官已经根据情报给日本人准备了一十三条锦囊妙计，单等日本人打上门来让他们中计、跟他们决战了。 很遗憾的是，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李长官在重庆的这一系列唾沫横飞的“骚操作”，没有按照李长官回忆录的套路应该退避三舍，而是按照原计划，该打就打。第11军4月12日发出集中命令，22日发出进攻命令，28日军战斗指挥部推进至应山，5月1日第3师团及石本支队从信阳西北的游河出发开始西进，2日，第13师团从钟祥出发向北发起进攻。这两路日军的目标是前进2、3百公里至白河，将襄阳以西的中国军队全部兜底包围，而在正面进攻的第39师团将在两天后从随县发起进攻，意图将包围圈内的中国军队全部剿灭。 上次随枣会战时，随县正面进攻的第3师团在作战的最初阶段没有使用全力进行突破，而是逐步展开战斗吸引和留置汤恩伯第31集团军，以等待南北两路完成包剿。而此次枣宜会战是负责穿插的南北两路提前行动，然后随县正面的第39师团再发动打击。 这次会战日军的第一阶段目标是包剿白河以东的中国军队，并且要“以利于捕捉敌之主力（集结于襄阳东北地区）”，最后“各兵团到达襄阳一带后，集结主力，准备迎击敌人。” 捕捉襄阳东北地区的“敌之主力”就是指汤恩伯第31集团军，但是第31集团军现在驻在南阳南部，兼顾第1、5两个战区。日军的这个所谓的“双重包围”根本没有兜住第31集团军，而是在第31集团军驻地南部穿过去了，也就是说将来打起来的时候，第31集团军将会出现在包围圈的外部！也就是说第31集团军必定会对日军北路侧背进行打击！ 包住了敌方次要部队，而敌方主力将会在包围圈外部对自己的侧背进行打击，这种作战如果不失败那就是太奇怪了，难道说日本陆大培养出来的军官都是饭桶吗？当然不都是饭桶啊，而是另有原因啊。 5月4日，“军收到了有关至今尚未捕捉到的汤恩伯部所在地的情报……与我军发起作战的同时，第31集团军开始南下，其精锐部队4日到达泌阳北侧，有当夜开始攻击第3师团右侧背之势。” 而在4月7日第11军提出的《作战大纲》第七款“宣传与谋略”里明确要求进行“进行诱使汤恩伯南下的宣传”，这说明在战前日军第11军对汤恩伯第31集团军驻在南阳是掌握的，并且意图将第31集团军诱至包围圈内一并进行包剿。 不过很明显“进行诱使汤恩伯南下的宣传”不一定会百分百成功，也就是说如果汤恩伯第31集团军没有南下进入包围圈，而是作战时出现在包围圈的外部，那么这次作战就是失败的，而且有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所以讲在战前监控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动向是第一要务，以决定作战方向，甚至是决定是否发动作战。 很显然日军第11军并未对汤恩伯第31集团军做积极的监控，甚至是忽略了，这才有到打起来的4日才“收到了有关至今尚未捕捉到的汤恩伯部所在地的情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基础性的错误，原因就是搞的这次第二次“襄东会战”非常勉强。 上次1939年搞的“襄东会战”是因为捕捉到了汤恩伯第31集团军调防的情报、准备歼灭第31集团军而引发的，而这次所谓的“襄东会战”完全是中国派遣军为了配合所谓的“桐工作”、在大本营收缩在华兵力的大背景下强行发动的。会战的目标不是歼灭敌方的野战力量，而是要打下宜昌以期待重庆方面积极进行“和谈”以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 尽快结束“中国事变”是日本政军两界的共识，问题是到哪里停下来、或者说怎么停下来。 在蒋委员长来看，结束所谓“中国事变”就要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也就是维持所谓的“满洲国”状态，这两年的明的暗的谈判也都是这个“条件”，但是在日方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七七事变”之后占领了中国北平、上海、武汉、广州，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似乎全面胜利就在眼前，而且已经死了这么多人、却要回到一开始、这是为什么？可是不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又不行，如此就这样军事、政治反复折腾，军事不行就搞政治、政治不行就搞军事，军事政治两者都不行那就合起来一起搞。这次所谓的第二次“襄东会战”就是为了和谈的“桐工作”而发动的，以期给予第5战区以打击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停战，所以讲这就使得这次“襄东会战”的军事目标模糊了，换成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先干起来吧！”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这种半吊子的军事打击根本对现在的局势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要不就增加兵力来个全面打击，要不你们就干脆和谈撤兵算了。不过全面打击根本做不到，要能做早就做了是不是？况且现在的中央精神就是缩减在华兵力、准备世界大战，这次“襄东会战”也是为了彻底解决“中国事变”而采取的临时军事行动，其后不论会战结果如何，在华兵力还要继续缩减下去，那么这个“中国事变”该怎么办？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态度与大本营产生了对立，大本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让他滚蛋。3月9日园部和一郎中将接任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回国任军事参议官。 军事参议院是1903年设立的，一开始的目的是因为海陆军闹得不可开交，找一些双方的元老组成参议院以形成共同意见来调整海陆军的关系，后来军事参议院的职责演变成是等到天皇举行军事咨询时，召开参议会并将意见上奏给天皇，但不允许独自上奏，很有些天皇的军事顾问团意味，但是天皇从来顾不上问顾问团，到1945年战败后废止。 军事参议院的参议员都是军界元老，位显而无权，一般都是大将的养老之处，像冈村宁次这样的中将就给踢到参议院去养老比较少见，看来这是对冈村宁次的特殊关照。 冈村宁次接到这个命令还是十分诧异的，没想到大本营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冈村宁次非常气愤，“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不过生气也没啥用了，进了养老院就是等着退役了，再也没有什么指望了。 冈村宁次回国之后于3月26日觐见天皇，而天皇的态度似乎比较冷淡，对这位第11军司令官未能解决中国问题感到很不满意，仅仅客气了一下——“你此次多多辛苦。” 冈村宁次应该回答一些“为天皇‘圣战’,效死疆场而‘无比荣幸’”啥的，不过冈村宁次觉得自己这种层次的将领说这些无脑的话似乎有些不合身份，这一犹豫间天皇就没给他说话的机会，接着说，“赐给你一些东西。”说完这短短的两句话就给了3000块钱和一个银质大花瓶，把冈村宁次给直接撵了出去，一丁点儿想从前线将领了解战况的意思都没有。 如此只能告退吧。俩手抱着薄皮银壳大花瓶站在宫门外的太阳底下，冈村宁次觉得自己就像一块用了21个月、沾满油污煤灰的破抹布，让人给直接扔进了军事参议院那个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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