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我在芷江中学上高一，班主任是张丽秀老师。开学不久，来了一位新男生，名字叫杨宇。杨宇父母是湖南医学院的医生，不知怎么调到了芷江，他也就转学到了我们班。杨宇白净，个头中等，比较瘦弱，一副学生像。他比我们都小，大概才14岁，比我小差不多两岁，是当时班里年龄最小的，他说是因为他读书的时候跳过两次级。

杨宇喜欢热闹，很快和大家玩在了一起。说话也没有长沙口音，大概是因为家在医学院，大家都说普通话，他也说普通话。当年，芷江人对说长沙话的人，尤其不是长沙人说一口塑料长沙话的人是非常鄙视的。因为那会让人觉得你想显得你是大城市来的，比当地人要优越。杨宇显然不是那种人。

不久班里有转了一位年龄更小的男生肖云，是不是也是跳过几次级不知道。他也和杨宇一样，很活跃，和同学很快打成一片，尤其与杨宇关系特别好。至少他来了以后，杨宇就屈居全班年龄倒数第二小了。

班里男女界限比较严重，男女生之间不太讲话，更不会玩在一起。杨宇，肖云都才14，15岁，就是两个小毛孩，更加不可能与比大他们两，三岁的女生们玩在一起。

杨宇聪明，成绩不错。只是当年“读书无用论”当道，没有在意你学习好不好。好像高中没有毕业，他就随父母回了长沙。后来我们在芷江插队他在长沙，是不是插过当过知青我没有问过。

转眼到了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在匆忙，但平稳地举行了。我们在芷江参加了高考。我们高中十八班，男生就是我考上了北大，女生则是张新民考上了衡阳医学院。张新民家住芷江中学不远的小北街，她妈妈与我妈妈因为工作关系很熟悉。她长的高高的，身材高挑，大眼睛，白皙的皮肤，长相漂亮。她平常并不活跃，成绩不错，但不拔尖。她考上衡阳医学院让我觉得有点点意外，因为很多好像成绩比她好的同学没有考上。她学得很扎实，性格内柔外刚，心理素质非常好，是那种永远都不急不躁的人。说话也慢条斯理，柔声细语的。所以考试时，不会像很多女生紧张而发挥失常的问题。

当时我们没有杨宇的消息，只知道他在长沙。我们各自上了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回芷江还见过张新民，还在城边柳树坪的河边聊天，谈各自大学的生活。第二年，听说杨宇作为78级也考上了衡阳医学院，与张新民在一个学校。

不久更加劲爆的消息来了，说他们俩谈恋爱了，还说是杨宇追的张新民。这有点靠谱，因为张新民比我还大一点，至少比杨宇大两岁，可能大三岁。加上她的性格，是不太可能追杨宇的。应该是杨宇过去在高中时对她印象就不错，那时太小，没有什么多的想法。现在到了大学，碰到了高中自己心仪的同学，当然喜出望外，很容易产生爱情，主动追求就很自然了。具体张新民怎么被打动的就不得而知了，我没有问过，当然也不便过问，也没有人说起过。

从外人看来，他们的恋爱一直很平稳。我1982年1月毕业后到湖南农学院工作，那时张新民毕业了，杨宇还差半年。农学院又在远郊，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无处打听，也无暇打听。

等到1985年我调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才知道他们俩都在湖南医学院附二院工作，这才有了联系。第一次是见到张新民，她在上班。我可能是看病，碰到她，到她分析室坐了十几分钟，才知道她在做病理分析。她还是那么笑眯眯，乐呵呵的，显得很放松。她指着那些小玻璃片，说这些都是病人肿瘤上的切片，她每天都会发现几个癌症病人。那时得了癌症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所以她说：每天我这里都会判几个人的死刑（大意）。从她口里知道了杨宇在附二院的老干病室，那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设备先进，条件好，工作轻松。

不久我加入的办公厅篮球队，每年5月中下旬开始篮球队集训，8，9月打比赛。整个夏天都在太阳下暴晒，天天流几身汗。大概是1986年，我因为训练太累，竟然有一次打练习赛在场上呕吐。教练还埋怨我，说你不舒服也不说一声。我这人非常能吃苦，只要还能动，我都尽力做好。但那一赛季打下来，我觉得非常疲惫。去看医生，发现我本来就慢的心率（50-55/分钟），竟然慢到了一分钟42次（正常是60-100次）。但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医生觉得就是疲劳过度，需要休息一段。

看病出来在走道上碰到杨宇，他听说我的问题，就说我给你做个B超吧，看看你心脏怎么样。老干病房的B超是附二院最好的，而他就是管B超的。他立马就带我去了他的B超室，给我做了心脏B超。他边做边感叹：“你这心脏也太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天天给60多，70多，甚至80多的老干部做B超，突然给我这个29岁的做B超，那当然就觉得好太多了。

后来休息了半年，心跳增加到52，53次/分，疲惫感才慢慢减轻了。

1987年我调进湖南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大概是1988年夏天，杨宇给我打电话询问进口商品质量不合格怎么索赔的事。原来他们老干病室进口了一台上百万美元的美国GE生产的B超机，运行了几个月，非常不稳定，有时候就无法正常工作。我是金属矿产化工产品检验处，这不是我们的范畴。但商检局有负责机械仪器进出口检验的，该他们管。我说我可以给你问一问，但一般来说，你还在保修期，可以直接和厂商或通过进口商联系厂商询问是什么问题，厂家应该有技术支持部门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不来解决，或解决不了，再提索赔不迟。

过了一个月左右，他打电话来说，厂家来了人，检查了仪器设备，没有发现问题。然后问了我们怎么使用的。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我们没有坚持保持B超室要求的恒定室温，好像是15 – 24摄氏度（数据可能不对，但记得是温度偏低而且区间很小）。当时是盛夏高温，他们为了省电，在不用B超的时候，没有把温度降到要求的区间，甚至晚上有时还关闭空调。有时太热，空调功能不足，即使全开，也降不到规定温度区间。杨宇他们觉得这不应该影响B超的正常工作，但GE的技术员要求他们买功率高的空调，或者安装两台空调，24小时不停，保证B超室温度落在规定温度区间。结果这么一做，B超机工作就正常了，自然就不用索赔了。杨宇感叹地说：没有想到这仪器如此敏感。

我们很少见面，联系也不多。1991年我出国留学，匆匆忙忙，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就离开了。后来零星听到他们的消息，知道杨宇被提升为老干病室主任。

2006回国没有见他们，2009年第二次回国，我们见了面，在餐馆吃了饭。得知他们都很好，儿子已经是南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曾经飞过中美之间的航班。当时已经不飞国际航班了，飞国内航班，经常飞广州 – 芷江往返的航班。我有时在芷江，看见客机从空中飞过时会想：这是不是杨宇的儿子驾驶的飞机？

不记得是2012，还是2013年我回国再次与他们见面，这次还有另外一位高中同学黄力农。力农当年也是转学来的，是从郑州转来的。他是过继给在郑州的伯父做儿子，但不知为何，没有把手续办好。进不了高中，只好回到在芷江的父母身边读高中，进了我们班。

力农后来在株洲工作，当时已经调到长沙了。力农和我有三十年没有见了，他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非常沉着。我们四位同学在一家餐馆见面，吃饭，叙旧。回想起力农教我们郑州流行的一种游戏斗鸡或叫撞拐：分两拨人，每个人一只腿站立，另一只腿屈膝盘起膝盖高，两手扶着，然后去撞另外也是同一姿势的人。芷江没有这样的游戏，大家玩的很高兴。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很温馨。

杨宇和张新民芷江都没有亲人了，所以很少回芷江，一直与我有联系另外一位高中同学祁建华有时到长沙回去看他们。每次他去杨宇，张新民他们那里，都收到热情款待，总是一起喝酒，吃肉。他们两个都喜欢喝酒，祁建华做过酒生意，曾经送他们一箱好酒，他们很高兴。

张新民后来得了肺癌，哪一年得的我不知道，很多年了。后来杨宇也得了肺癌，祁建华说杨宇得癌都至少四年多了，那张新民估计至少六年以上，有可能八年了。两人都极为乐观，祁建华每次去他们仍然乐呵呵，看不出一丝的愁容，也没有任何癌症病人的样子。

杨宇张新民在高中同学微信群里，但很少出声。我和杨宇互加了微信，他偶然点赞我的象形书法 。前几天他在朋友圈点赞了我出来《象形识字》新书，我问他：你退休了吗？他说：附二院是70岁退休。意思就是还没有退，准备70退。

祁建华告诉我，他们得了癌症后都没有做放疗化疗，也没有吃中药，吃一些西药。我问祁建华，他们还喝酒吗？祁建华说：喝，两个人现在两天喝一瓶白酒。这完全与常规的癌症治疗大相径庭，让我有点吃惊。但作为都是学医的，而且一直工作在医学临床第一线。张新民是肿瘤病理专家，杨宇是老年病专家，癌症和心血管病是老干部最常见的致死疾病，他们对癌症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效果自然都是最清楚的。选择不做放疗化疗绝对是他们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并非一时脑热的冲动。

我觉得放疗化疗不好，会加速死亡。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得了肺癌，都做放疗化疗，一个不到一年去世，一个一年多一点去世。岳父发现肝癌晚期后，我劝他不做放疗化疗，他听了。与癌共存了差不多两年，一直控制得很好。但他心里仍然放不下，老去看医生。天气凉了，他去看医生时，公共车很久没有来，他又舍不得打的，结果感冒了。吃了感冒药，不但不见好，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很快就去世了。我一个老乡，南京中医大学博士毕业，在美国专治癌症（医院判死回家等死的那些病人），做得很好。他告诉我：癌症病人不能吃感冒药，他见过很多癌症病人吃了感冒药后，身体一下就垮掉了，没有办法挽救。

我们这对同学夫妻，这么长的存活期，还生龙活虎在工作，说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他们不说，没有人能看得出他们是癌症病人，杨宇还准备干到70岁退休，有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

他们俩是我见过活得最洒脱的癌症病人，与朋友相见，他们绝口不提癌症，并非怕提伤心事，而是豁达心胸，没有把癌症放在眼里，结果是癌症拿他们俩没有办法。看淡了生死，人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这两位同学夫妻活得洒脱，活的精彩。

写于202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