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神的力量 （怀念母亲） 张文灿 风风雨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母亲终于在卧床不起两年多之后，一觉睡了过去，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是2009年，7月6日早晨。二哥从国内凌晨5点打来国际长途，一定有急事。知道母亲刚刚安静地走了，不胜悲伤。真的有点意外，因为我在几个月前才回老家住了三周，觉得她老人家身体虽然比去年下降，精神差了，话少了，但神智还算清晰，耳聪目明，饮食睡眠正常，并没有特殊疾病。临行前我对她说:”明年再回来看望您老人家.” 她说：“下次回来，我就不在喽。”前几年离开她的时候，她只是难过地说：“你快走嘛！”不忍看到离别的痛苦，但从来没有说过再见不到的话。几个月前她身上的褥疮都长好了，大家都希望老人过了大年就能至少再多活一年。前段打电话她还一再说“老三，我想你！” 最近一段，觉得她 精神有点恍惚，睡觉时间长了，话越来越少了。特别最近2-3天没有吃饭。保姆讲母亲离世那晚一直念叨“老三，老三……….”。谁知那竟然是她老人家临终遗言，此后一觉不醒，悄然离世，再没有接电话的机会了。古人说的好，“父母在，不远行。”像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流落他乡几十年，不仅谈不到报国，甚至对国内老人生不能尽孝，死不能送终，真不知怎样责怪自己才好。在此真诚感谢国内二哥二嫂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和代劳。小时候看到别人的父母离世，曾经天真地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父母亲是不会离开我们的，要有的话，至少会在很久很久以后。也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父亲20多年前走的突然，当年宛如晴天霹雳，几个月都觉得刻骨铭心，呆若木鸡，不能接受。方知道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无人可以例外。母亲自从4年多前脑梗，体况日下，最近两年又股骨骨折后卧在床上，用她那特殊的方式，一点点地和我们告别，给我们探视她的机会。她更舍不得离开我们啊！虽然知道人生无常的无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们还是希望母亲可以例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为生死两茫是永诀，今生再没有任何见面机会了。 慈爱无量 按照山西太谷当地习俗，母亲能够在93岁高寿离世，尽享天年，属于白喜，要等七天出殡。家中帮忙的人很多，陕西榆林父亲老家来了亲人。母亲1976年从山西农大图书馆退休30多年了，虽然当时退到了太谷县民政局，现在学校图书馆的人也大多是她退休后去的，学校还是为她老人家组织了专门的治丧小组。老干部处，图书馆，二哥所在工程学院和许多热心人忙里忙外。家中设置了灵堂，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星期日上午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及火化仪式，儿孙晚辈，亲戚朋友，学生同事，行政领导近百人参加仪式，赠送挽联花圈60多个，场面庄严宏大，规格很高，可以说大大超标了。只能解释为对她老人 家和父亲一生的高功厚德的福报和怀念。告别大会挽联： 年逾九旬含笑九泉喜后人成材兴旺；教诲恩泽奉献精神留慈爱光照千秋 。 小学同窗同学 张晓明赠送的挽言： 献给曾姨 毕生奉献，相夫教子 平凡而伟大 丈夫成就, 儿子卓越 自豪而欣慰 幸福母亲，完美一生 无悔无憾，含笑九泉 最圣洁的鲜花为您盛开 最崇高的敬礼为您祝福 一路云天 张雨竹、苗原之女张晓明 与母亲的遗体再见最后一面，发现她的神态安详，睡意朦胧，身体柔软，头部竟然还能灵活转动。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诧异，已经在冰柜停了7天，虽然温度不算很低，仍然觉得震惊。据考证只有极少数大慈大德的高僧高道才能做到涅槃后身体柔软，甚至肉身不腐，可在常温下永久保存。大概因为他们经过毕生修炼，心灵达到极度高尚纯正，身体也随之达到完全洁净无邪，加上涅槃前大量失水，以致细菌也不能感染。母亲一生勤俭、慈悲、善良，乐济好施。晚年得福报富庶愉快，有二哥全家 及两位保姆的昼夜精心照料，儿孙和四川老乡终日陪伴，欢度余生。临终半年又蒙恩信主得救，蒙主大爱赦免赎罪，心灵和身体得到进一步的洁净，睡梦中常常笑醒。最后喜乐、无疾、无痛而善终。生后身体柔软便是明证。如保存，甚至肉身不腐也完全可能。但母亲遗体已经安排火化，难以逆转，也无法证明这个假设了，成为一大憾事。 ７月１２日下午一行人到太原市五福陵园，与母亲与父亲的骨灰进行合葬仪式。墓地已经过二哥几次整理，父亲骨灰也于几日前从双塔寺陵园请到，碑文也经反复推敲刻好了，一切准备停当。碑文： “父： 张龙志，字树民， 陕西榆林市人，生于1910，卒于1986。国立中央大学学士，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硕士。历任铭贤学院教授，畜牧系主任，代理院长；山西农大教授，畜牧系主任，校长。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母 ：曾桂琴，四川威远县人，生于1917，卒于2009，铭贤学院学士，山西农大图书馆馆员。” 父亲在太原省农牧厅的学生，二哥在太原的朋友，榆林老家的亲戚和太谷来的农大一行几十人参加了合葬仪式。朋友甚至安排雇佣了5位当地艺人，一路鸣锣开道，吹吹打打，还放了若干个鞭炮。两位老人一生奉献，历尽磨难坎坷，终于完成了不可能的使命，功彪史册。他们在地上天国，再度相会，可歌可泣，可贺可庆。山西农大校方鼎力相助，二哥和工程院周密安排，一切顺利圆满。 母亲具有四川人典型的泼辣能干、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她又天赋特别的机警聪明，把握分寸，表现在无论大是大非问题上，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是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上，她都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是父亲的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和我们家里家外的高级参谋。她毕生将全部的聪明才智都贡献给了我们这个家。 母爱无私 母亲出身家道富庶, 他们兄妹12人，属于大家闺秀。她毕业于铭贤学院工商管理系。为了等待父亲美国留学回国，与父亲结婚时已经30岁，父亲则是先立业后成家，37岁才结婚。婚后在四川生了大哥文炳和二哥文焕。解放后随铭贤学院和父亲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条件艰苦的山西太谷。怀我的时候，他们希望生一个女孩，名字都起好了，叫文凤。谁知又是一个男孩，于是改名叫文灿。来到太谷后，母亲也渐渐地学会了做山西的面食。父亲是典型的“学者”，一心扑在事业上，工作忙累，家务事难以顾及。在我记事后不久（大概是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母亲便将家中的保姆辞退了。那时保姆的月工资不到20元。母亲是学校图书馆的出纳，每天楼上楼下跑上近十个小时。回家后她的另一个全职工作才真正开始。全家一日三餐，采买置衣，缝补浆洗，打扫卫生。加上我们弟兄三个男孩的衣食住行消费量大，一家五口人的家务事担子比工作还重，母亲却将家里家外安排的井井有条。白天紧紧张张工作和政治运动，周末晚上好不容易得一点空隙，又一针一线为我们兄弟三人织毛衣。我们的毛衣从我们几岁起，随着年龄增长，一直不断拆洗更新。母亲织的毛衣不但温暖合身，而且样式新颖人流，一直到我们读了中学，文革中，甚至工作结婚后，还是穿着她老人家织的毛衣。文革以前人们工作非常忙，父母每天晚上还常常有政治运动学习到半夜，有时我们自己在家都觉得怕怕的，如果哪天他们不回来，剩下我们怎么办？我们年轻时母亲也给我们写过些信，除了鼓励我们学习，注意身体和营养外，最后落款一定是，“忙中完成，妈妈”。 母亲年轻时是威远县有名的田径运动员，身体一直很棒。自从我记事起，母亲便我们的成长忙忙碌碌，日夜操劳，没有属于她自己的一时一刻。因为父亲是留美归国教授，属于高薪阶层。我们家的经济情况算是很好的，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食品紧张，一人一个月20几斤粮食，一斤白面，2-3两食油 供应。她看到我们长身体，每天饥肠辘辘，回家先揭锅盖，看有什么吃的。便想尽办法去黑市买点高价食品和猪下水，并到处去挖野菜，粗粮细做，和面打成玉米饼，我们吃的很香。那时名堂很多，有红薯粉，玉谷面，代乳粉等，营养和口感极差，甚至造成便秘。有时她把政府供应给她自己（四川人）的几斤大米做成可口的蛋炒饭让我们吃。直到文革时饭菜没有油水，但她非但没有怨言，反而告诉我们她在农村四清（1965-1966）时，在老乡吃派饭，全家人吃一锅菜，只用一根筷子蘸一点油，教导我们应当知恩惜福。那时猪肉一个月一人凭票供应半斤，我们家有时买点猪骨头，为了那点油水，一定要熬三次汤给我们喝。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也吃大量的胡萝卜和南瓜。常言道“巧妇难做无米之炊”，那时做饭也真难。母亲也从来不太会用山西的煤灶。每天中午，我们全家都在眼睁睁地等一大锅水煮开，以便做饭开饭。每天中午，当她上班之间赶回来，烟熏火燎（为了赶时间，后来改用材火灶）地将一些仅有瓜瓜菜菜，肠肠肚肚，七拼八凑做好一大锅饭菜后，她会高兴地问我们。“好不好吃啊？”，父亲看她干的辛苦，会诙谐地鼓励她说：“好吃，好吃，能说不好吗？”其实她自己常常自己饿着，有时匆匆吃几口剩饭，曾经几度因为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文革前期（1966-1971）中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母亲的工资便担当了更重要的作用。但她是孝女，解放后每月坚持给四川外公，外婆寄上15元，文革中也不例外。由于政治，经济，工作和家务的多重精神压力，加上营养不良，她几次因为心力衰竭和胃出血住了医院。 博爱无界 母亲一生自己省吃俭用，但乐善好施，对人大方热情。即使1966-1970年父亲的工资被减少到60元 （本人30元，孩子一人10元），我们家的经济还算是富裕的。父母亲在钱上和别人打交道，一定要自己吃亏。如和别人出差吃饭，他们一定要付账，只收粮票。那时大部分人们都很穷，找他们借钱的很多。有的人借钱不还，各种人都有，有时是工人或学生，特别是毕业生。母亲深知施比受更有福，从来没有拒人千里之外。据母亲讲，刚刚解放，1950年铭贤学院从四川搬回太谷，从四川到山西，白区到解放区，黄金属于控制物资，每家只允许携带一个金元宝（一两）。母亲将全部家当30多个金元宝寄存到成都一个朋友家中。后来这个朋友说被抄家抄走了。母亲有时也提起，但他们也没有为这件事过度烦恼。只是淡淡无奈地说，钱是身外之物，消财免灾吧。果然，他们还真因祸得福，后来运动不断，几度抄家，那些金元宝留下肯定是交待不清的祸害。 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帮助有困难的人。我们小时家里曾经有个附近杨家庄的保姆，我们叫张大娘。 张大娘一家是从河北逃荒到山西太谷的，三口人，有个儿子。土改分了几间房，几墒地和一头毛驴。我小时候曾经在他家住过，骑过那头毛驴。张大娘在我们家做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介绍到徐老师家工作。因为她常常经济困难，母亲接济了她一辈子。张大娘的儿子长大了，母亲为他在学校介绍了汽车司机的工作，后来又为他儿子介绍我们家的另一个保姆王金凤为妻。两人感情不和，后来离婚，但育有一子，叫明理。明理 就归张大娘抚养了。王金凤离婚后没有地方去，母亲又帮助她，还让她后来的男人住在我们家。王金凤后来文革中来我们家住过几天，走后我们发现家里 的手表和几样东西不见了。因为母亲常常将家中的一些衣物送给保姆。丢了东西，母亲说“着了”，但也没有太生气，反而笑一笑，安慰大家说，他们贫穷，孩子多，吃亏人长在世。 张大娘文革前曾经辛辛苦苦一年养过一头肥猪，买给国家，得了100多元。她想割几斤肉，欢欢喜喜回家过年。谁知钱没有放好，竟然在买肉拥挤时，被贼偷了。老人家一时无措，五雷轰顶，坐在大街上嚎啕大哭。母亲知道后，非常同情，偷偷塞给她几十元。又给她出主意，准备了许多器皿和四川泡菜，帮助让她在学生灶外卖咸菜。解决她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张大娘经常来我们家看望，有时拿点蔬菜，多年来见面就叫一声：“张太太”，甚至文革中也没有改口。母亲也常给她零花钱。1986年父亲去世时，张大娘也加入了我们亲属一列，和众人握手。张大娘后来去世时，母亲又帮助她送终。 虽然文革中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家的收入也少于过去一半。当时知识分子之间不相往来，许多人见面躲尚不及。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热心帮助有困难的同事和朋友。大哥的同学任亥生的母亲去世早，后妈对他不好。母亲非常同情，常常帮助他。任亥生后来参加了空军。他们家也离开了太谷。他结婚、生子都很少回他在洪洞的家，而来我们和徐老师家吃住。对我们其他家庭困难的同学朋友都一样，母亲都是来者不拒，从来没有想过任何报答。我的同学当兵后，每次回来都到我家吃饭，后来他退伍到临汾，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一次就给了他100斤全国粮票。下乡插队时我们的朋友刘世平父亲刘惠芝教授在劳动改造时不幸心肌梗死逝世。家中发生巨大变故。世平还在太谷范村插队。他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从太谷中学调到了太原五中，搬家时母亲将家中的煤糕和其他生活品送给他们，以应急之需，可谓雪中送炭。世平母亲和姐姐在太原，他自己常常来太谷县找工作 ，就吃住在我家。找上工作后，母亲给他买了一套脸盆，毛巾和被单等。待如亲子。后来父亲、母亲多次去太原看病住院，都是世平舅舅和姐夫帮忙。平时过年过节，世平也来看望母亲。去年六一农大子弟学校校庆，世平又一次看望母亲，并亲切地叫母亲“妈妈”，母亲高兴地合不拢嘴，连忙笑着说：“行了，行了。”。母亲去世后，世平和二哥在太谷，太原墓地之间跑了许多趟，安排碑文，准备合葬事宜，比我们这些国外的亲生儿子出力还大。 至爱无敌 1966年文革开始时，急风暴雨，一夜之间，父亲从“全国人大代表”，“系主任”，和学校“一杆红旗”成了全院最大的“牛鬼蛇神”之一。大字报铺天盖地，他被戴上了“漏网右派”，“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美帝走狗”，“反动权威”等大帽子。母亲那时刚在榆次四清回校就参加父亲的批斗大会，并且被迫上台揭发父亲的“问题”。第二天，在图书馆外给她贴了许多大字报，说母亲包庇父亲。母亲面对自己从“革命干部”变成“被人革命的罪人”，反差变化太大，一下子胃出血，二哥和我用担架将她送到了医院。到1966年7-8月间。学校又掀起了对“黑帮”挂牌，戴高帽游街家的凌辱。今天这家，每天那家，我们知道很快会轮到我们家，不能幸免。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听见着外面锣鼓声大作，由远到近，一定是冲我们家而来。母亲急的团团转，说：“赶快起来，你不是爱看热闹吗？来了，学生们来了！”我们全家像几只在山洞中无辜无奈的羔羊，任凭豺狼的凌辱和袭击。学生们首先让父亲站在门前，低头认罪。把家里家外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口号。然后叫母亲出来将准备好的一块布，让她缝在父亲的衣服背面，上面写着极端侮辱的话。他们还精心准备了高帽子和一块牌子，勒令父亲每天出门必须带着这三样东西。学生们临走还叫父亲继续低头认罪一个小时。不可思议的是，学生们的恶行竟然得到一个“傻小子”的共鸣。学生们走后，本来一直蹲在一边的他突然冲在前面，咆哮喝斥，如同狂犬吠日，后被家人强制离开。当时“阶级斗争为纲”，无端刻意制造“阶级敌人”，煽动仇恨，无法无天，激活了部分人心的魔性和兽性，甚至傻子也趁火打劫。因为恶念相通，水平相当，同样疯狂可怜，愚昧无知。连江青也自称文革中她是一条没有理智的“狗”。有智慧的人能屈能伸，忍辱负重，对这种疯狂儿戏也不会太过认真，经得起考验。一时想不通的人可能就会认为政府行为。或不堪侮辱，以死抗争，或惊恐万状，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寻求解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泱泱文明大国一时间竟然由这些弱智的恶人、恶念当道，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悲哀，这是后话。后来我一次在校园碰到如此这般的父亲，他仅仅低下头，面无表情，匆匆而去，我心如刀铰。他老人家一定看见了我。到了秋天，学校革委会又宣布抄家，扫地出门。那时，父亲被迫和全校几十个有“问题”的人集体吃住在农场，劳动改造，不许回家。母亲在医院。我们临时找了一间房子住，半年后回家，发现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储藏室里被挖了一个大洞，据说是找电台和武器。 父亲成了全校重点批斗审查对象，多次被批判，抄家，揪斗，游街。株连母亲及全家。我们则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黑五类子女。之后的十年里全家过着“等外人”的生活，没有抬起过头。父亲的压力最重，家里家外都没有话语权。他卧薪尝胆，拼命地劳动改造，思想改造。默默地完成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翻身”十年计划。他也最需要家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母亲的负担更重了，除了日常工作和家务外，她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四川人特有的乐观和正向思维，开导父亲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检查自己的错误。给父亲极大的精神安慰和生存希望。 父亲于1966-72间年曾经被送到猪场劳动改造三年。其间学校的革命造反派也分成了“火炬”和“红旗”两派。他们矛盾逐渐升级，文斗变成了武斗，武器也由刀枪棍棒变成了枪械地雷。农学院美丽的校园成了太谷地区的武斗中心，每天高音喇叭对骂，枪弹横飞，地雷手雷爆炸声不断，有的学生、教授甚至被流弹打死，打伤。学校里家家修了工事，门窗用砖头和床板封死。学校里只剩下武斗人员和不敢离开的劳改“罪人”。父亲在学校猪场劳改，承担一个全职工人的全部工作量，每天上班就路过两派武装割据的火力交叉地带，非常危险。他吃住在猪场，常常回家带点咸菜和玉米面，一天就吃三顿玉米糊糊。三年中没有一天节假日，饱受皮肉之苦，精神折磨和生命威胁。父母亲赶紧将大哥送到农村，二哥和我送到老家榆林安全地带。因为我们中学也有被武斗打死的学生。他们自己则相依为命，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武斗和改造前线。”母亲是父亲的唯一的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没有离开一步。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父亲的“问题”也由解放后的“反党思想”，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在过去历次运动中，他的历史“问题”，如和美国人的关系，曾经多次交代，特别是经过在1955年“肃反”运动半年隔离审查后，已经有结论。但是在1969-71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被作为学校的“大案，要案”和“美国特务重大嫌疑”，再次隔离审查。逼迫交代“新问题”，否则就是“态度不好”。学校又有人自杀了。文革中有几次他不堪凌辱和逼迫，和母亲说他坚持不住，不想活了。母亲也一再严肃地告诫他：“你一了百了，解脱了痛苦，给我丢下三个上中学的儿子，让我怎么办？”“我相信你没有问题，真金不怕火炼。”在参加太谷县宽严会回来，父亲有所感悟，在日记中写道：“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只要承认，都从宽处理了。我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承认也没有什么，也就是狗屎上加一泡尿。但是谁是介绍人，有什么活动，交待不出来。”“我的问题再大，也不会有死罪，为了爱我和我爱的人，要顽强地活下去。”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认罪、诚恳态度。即使被24小时轮番逼迫，被凌辱体罚，也不作伪证，假证。终于以柔克刚，感化了专案小组，让他回家过1970年春节，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全校近100个专案中的95% 定案后，在五次“宽严会”后，还没有定案，因为没有办法到美国调查。他自己不能参加任何学校活动，每天只是打扫厕所，浇冰场，挖地道。我们弟兄三个的工作分配、参军和升学都也受到株连，父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可以说在文革中几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父亲最需要倾诉和安慰的时候，一个是母亲对父亲及全家的爱。另一个是父亲对我们全家的爱。是这两根攀天大柱，一天天苦苦支撑着父亲那频临崩溃的精神大厦，使父亲在生死的天平上一次次战胜了自我，摆渡向了更艰难，希望渺茫的“生”。一直到立案两年多的林彪事件后，1971年后半年，学校终于放弃了审查，相信了他的交代，允许他参加小组群众活动。甚至让他在全校报告文革中“劳动及思想改造”的心灵路程。对父亲劫后余生的内心激动，我们很难理解，表现有些麻木不仁，觉得理应如此。父亲对我们的态度很生气，大概他对自己6年多卧薪尝胆，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泪换来的工作机会更加珍惜；对“政治是生命”和的理解更加刻骨铭心。 地位柔弱低下的父亲和母亲一次次战胜了了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专案组及其背后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无产阶级专政”。慈爱和忍耐化解战胜了仇恨和斗争，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挽救了我们，挽救了这个家。我们终于通过了考验，一步步熬过了痛苦的10年，走出了黑暗，走向光明。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春天。大概是因为父亲文革中受的磨难最多，冤屈最大，而他却丝毫没有抱怨和不满，一如既往地，满腔热忱投入工作。文革后期他还以德报怨，见缝插针，“三步并做一步(摘自日记)”地做了大量科科研和推广工作。他后来被推选为山西农大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代表。我们兄弟三个也相继上大学，结婚成家，后来又先后留美。2005年10月，学校又为父亲塑立了铜像， 2007年100年校庆又为他出版了“张龙志文集”，成为山西农大传奇式人物。我们共同经历和见证了父母超乎寻常，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母亲的功劳最大，她笑到了最后，幸运地见证了这一切。她离开的时候是带着欣慰，自豪和微笑。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先烈的成功所需要的付出和代价。我们更应当感恩惜福，继承和宣扬他们的精神和事迹，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1955年于太谷
全家福1961年 2009年9月26日于芝加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