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也許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卻應該是較好的之一吧。總是可以偶遇一些好書。這本2015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能承受之變：聞一多》就是一本。

書不厚，不足兩百頁。作者謝泳，是廈大人文學院的教授。看一下目錄，似乎是聞一多傳記。拿來一讀，果然是聞一多小傳，並且出人意料的流暢可讀。

書名“不能承受之變”指向的是四十年代聞一多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變為衝鋒在前的“民主鬥士”，這一變化來得突然，讓很多朋友無法接受，甚至於不能理解。

謝泳認為：聞一多的這一轉變體現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走過的道路，因而值得研究。1949年之後，中國的知識階層經歷了無數次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運動，其最終目標就是要把他們全部改造為“鬥士”或“戰士”，雖然不再是為了“民主”，而是為了某某主義，某某思想。

那麼，死於1946年的聞一多如何自我改造或被改造呢？這裡面或者就包含了1949年之後中共對付知識階層的基本思路。

果然，這本僅僅十三萬字的小傳，把焦點聚集在聞一多的思想突變上，令人信服地勾勒了他的生平，他潛心於學術、教育的大半生，他一生重大思想轉變及其原因，他的被刺身亡解密。而其重點就是聞一多從學究到鬥士之重大轉變及其原因探討。

而當我們說到知人論世的方法時，我們要了解一個歷史人物，大致有三個主要方面：個人、家庭、社會。個人主要是個體心理的分析，或性格分析；家庭是個人與其家庭之間的互相影響；社會小至社交活動圈，大至所在的階層、所處的地域、國家社會的大事件，等等。

可以看到：謝泳有條不紊地從聞一多的性格、家庭經濟、交友等方面為他思想上的突變尋找原因。

而這一本書讓我們看到：中共如何利用知識分子，通過各種統戰手段，如何改造利用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情緒，利用他們的理想主義，利用他們反叛的精神，利用他們對下層民眾的同情心與愧疚感，等等，改造他們的思想，讓他們為中共所用，同時又對他們懷有猜疑，不輕易讓他們加入中共。

當然，總會有人質疑說：聞一多只是一個例子，如何能夠代表一大批知識分子？這個問題需要大量的閱讀來回答。考慮到1949年之後，中共當局把五六十萬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那麼那五六十萬知識分子的人生應該都可以作證。如果回到聞一多時代，1949年之前，那麼魯迅、周作人，等文化名人的人生可以作證。

遠的不說，我最近讀的《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讀到的魯迅晚年，二十年代末到1936年他病逝的那一段歷史，中共的黑手就一直在操弄利用魯迅。魯迅往年的一些寫得不好的文字，特別是雜文，其中一些是被中共影響下的遵命文字，也有中共的人以魯迅之名寫文章。

文章寫的不好不過是影響魯迅的文名而已。然而與中共走得那麼近，成了中共的外圍人士，給我的感覺是魯迅差一點就如聞一多那樣加入中共麾下的民主黨派中去了。這讓我多少對中年魯迅的判斷力有點失望。

很顯然，人未必越成熟就越有智慧的。而再成熟再有智慧的人也不免被某種勢力操弄。聞一多的思想突變多少誘發了他的被刺殺。魯迅的思想轉變也與他文字上的痞子罵街、參與左聯等社會活動密切相關。

中共都是這兩位著名作家、學者背後看不見的巨手。中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統戰、洗腦和操控之術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然技藝精湛了。

當然，中共對於魯迅也好，聞一多也好，都是又利用又提防的。聞一多想加入中共被婉言謝絕。尚未聽說魯迅要求加入中共。如果他真的提了，必然也是被婉言謝絕。因為，雖然中共要利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有民望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又在骨子裡排斥、防備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知道：知識分子不安分愛提問，大多有獨立思考能力，即便一時遭到蒙蔽，遲早會看清中共政權專制的、反人類的本質的。

據說把魯迅捧上神壇的毛賊東在1949年後曾說，魯迅如果活到那時候，要麼閉嘴，要麼被關進牢裡。聞一多如果活到1949年之後，其命運大致也是如此。有利用價值的時候被利用，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被拋棄，甚至打倒。

聞一多、魯迅等一百年前的歷史人物，他們的命運就是今天中國民眾的命運。中國民眾如魯迅所言：歷史上只有兩種待遇：一個是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另一個是連奴隸都坐不穩的時代。在歷史上，普通民眾是統治階級的奴隸。

然而，魯迅顯然想不到共產極權的邪惡。中國的普通民眾作為群體，在1949年前就一直是被中共拿來當牛做馬的。1949年之後，他們連牛和馬都不如了，只能做“螺絲釘”。（現在，中國人連“螺絲釘”都不如了，只是“人礦”而已。）

從長時間或“大視野”來看，聞一多、魯迅、乃至周作人、胡適、陳獨秀，等知識人的命運，特別是他們中一些人被中共操弄的經歷其實已然預示了中國知識階級的厄運，乃至中國民眾的厄運。知識人先入地獄，雖然他們個人未必能夠預測到未來，然而他們個體的命運卻似乎能夠預測整個民族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