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東方紅》的樂曲如此莊嚴神聖，誰會想得到它原始版本的歌詞：“待到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一大批女學生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到了延安，卻不得不屈服於“首長之命，組織之言”——說這些首長們是“包辦婚姻”，都太輕了！


　　“愛你沒商量”——當老紅軍看上了女學生

　　《讀書之樂》第5期，2021年10月3日首播

　　◆高伐林


　　本期《讀書之樂》節目首播，趕上中共建國72周年，紅歌再次響徹各地，連多少年消聲匿跡的《社會主義好》，又重新唱出來了。資格更老的，是《東方紅》。現在的合唱《東方紅》，陣容多麼盛大，歌聲多麼神聖！

　　《東方紅》合唱極盡堂皇恢宏之能事，其前身竟是陝北民間酸曲。

　　記得三十多年前我來美國前夕，在武漢跟老師朋友們告別，喝酒唱歌，作家胡發雲的夫人李虹——她後來不幸患癌症去世了——是位陝北老紅軍的女兒，她說，我給你們唱一段《東方紅》的原始版本！曲調與後來的《東方紅》沒有太大差別，但是歌詞我聞所未聞：“騎白馬，扛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頭一次聽，太新鮮了！後來我才知道《東方紅》脫胎於陝北和晉西北的好幾首民歌：《芝麻油》《白馬調》等等。進一步考察，陝北民歌《白馬調》又稱《騎白馬》，抗戰期間流傳着五個版本，其中兩個版本的第三段基本一樣。我念一下——
　　三八槍，沒蓋蓋，
　　八路軍當兵的沒太太。
　　待到打下榆林城，
　　呼嗨吆，一人一個女學生。
　　歌詞有點陝北“信天游”風格，兩句一換韻。前兩句押一個韻，後兩句換了韻。
　　從這個歌詞可以想見，當年抗日將士個人婚姻是很突出的嚴重問題，都是生龍活虎的小伙子嘛，“女學生”是他們的熱切嚮往，鼓舞着他們衝鋒陷陣。當然，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哪有那麼多的女學生？
　　根據1943年年底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發言所說：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餘人，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近30％——說起來滑稽：初中以下也被任弼時列為“知識分子”了！這倒是開了文革的先河，剛上初一的學生也被列入“知識青年”範疇，上山下鄉。

　　抗戰爆發後大批女學生來到延安。

　　來到中共根據地的4萬人中，女性接近一半。用一句說得俗爛的形容，那真是“最亮麗的風景”。1938年延安的男女比例為30∶1，1941年為18∶1，1944年為8∶1。八比一，還是男女失調。女學生不夠，怎麼辦？中共當局“按權分配”“按級分配”。
　　在第三期《讀書之樂》節目中，我談到《苦難輝煌》作者金一南少將的家世，他的父親是老紅軍。幾年前我接觸金一南家世有關資料時，還有一段史實讓我很感震撼，久久不能平靜。這就是金一南的母親鄭織文是怎樣嫁給他的父親金如柏的。
　　金一南的母親鄭織文，1923年生，是河南鄢陵人。她說過自己出身於官宦門第、書香世家：父親不願做官經商，家有土地一千畝，房屋一百間、三個外掌柜、八個男傭人，大姐二姐和她自己都是讀書識字的大家閨秀。在國家民族的危亡時刻，她們都衝出家庭。大姐鄭桂文，曾嫁給詩人臧克家，後來改嫁，跟着國民黨一個外交官去了台灣；二姐鄭京文則嫁給了老紅軍周純全。

　　老紅軍周純全上將。他娶的女學生鄭京文，是組織上分派給他的。

　　周純全也是中共黨史上的顯赫人物，曾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他當選政治局委員，相當於後來的常委，還與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成為張國燾黨中央的軍委五常委。建國後擔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妻子鄭京文任農業部黨委組織部長，1957年“反右”，她針對高幹夫人爭名譽爭地位提了些意見，竟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丈夫周純全上將找到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總算把鄭京文改為“黨內不戴帽的右派”，但處分也不輕：留黨察看兩年、撤職、下放到基層勞動鍛煉。
　　說回三姐妹中最小的鄭織文。
　　16歲的鄭織文到延安後，被編入抗大第五期第一大隊。後來上級將她與另外幾個女同學一共六人調往120師，也就是賀龍的部隊，她來到358旅，旅長是張宗遜，後來也是上將，擔任過總後勤部長，他的兒子張又俠比老子更官運亨通，當到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鄭織文被安排在政治部組織科工作，每天抄抄寫寫。不久，同來的一個女同事就與組織科長結婚了，據說是受到了強大的攻勢。鄭織文很不以為然，覺得她太沒志氣。沒想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來信，是頂頭上司的頂頭上司政治部主任金如柏寫來的。據魯直人的文章介紹，是這樣寫的：“你來了已經一個多月了，大家都在議論我倆的婚事，我看還是解決了好……”
　　鄭織文一看，又羞又氣，當即把信扯得粉碎。自己才16歲，滿懷熱情來抗日救國，根本沒有考慮過結婚成家。後來她才知道，被安插到這裡，領導的意圖就是把她分配給金如柏，偏偏是她這個當事人蒙在鼓裡。鄭織文苦惱極了，女學生嘛，有點文化，就在自己的小日記本上發泄怨氣。有一天后半夜倉促轉移，日記弄丟了。碰巧120師政治部進駐這個村，有人撿到了，看到滿篇都是不滿之辭，就交給師政委關向應。
　　鄭織文回憶：不久賀龍師長和關向應政委要她到師部談話。丟了日記本、一直忐忑不安，害怕被關禁閉，張宗遜旅長讓老婆陪她去。師首長卻很熱情，關向應說不少長征幹部文化不高，哪懂得如何談戀愛，不過金如柏是小學教員，是長征幹部中的知識分子，人品怎麼怎麼好。鄭織文一直低頭聽着，自始至終沒敢說一句話，但師長政委將不說話理解為默許。回到駐地，鄭織文關上門撕心裂肺嚎啕大哭，但她哪有選擇的餘地？除非逃婚脫離革命。這年11月，鄭織文入黨；第二年2月，就由旅長張宗遜主婚，殺了一隻羊，17歲的鄭織文就與31歲的金如柏結婚了。

　　金如柏與鄭織文。

　　鄭織文後來才知道，她失散的二姐鄭京文，也是這樣被組織分派給老紅軍周純全的。她外甥曾問她：“你們之間家庭出身、年齡、文化和生活習慣都相差很遠，為什麼可以長久生活在一起，而且都無怨無悔？”鄭織文認為，他們的婚姻都是“組織包辦”的，連百分之一的自願都沒有。但受不了周圍環境的壓力，也相信上級首長不會害自己，就認命了——注意這句話：“百分之一的自願都沒有”。
　　我們記得，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一段論述：“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中共的革命隊伍，不是打起反帝反封建、包括反包辦婚姻的大旗嗎？怎麼赤裸裸地在自己隊伍里大搞聲稱反對的那一套？這些女孩，不是要衝破專制宗法的繩索，去爭取民族的民主自由、也包括拒絕“父母之命”、去爭取自己事業、婚姻的自由自主嗎？怎麼不得不屈服在“領導之命”之下了？在金一南少將看來，自己父母結合這樣一個故事，算苦難呢，還是算輝煌？
　　如今評說這些往事，我們必須說句公道話：當時大環境是戰爭歲月，這些首長都是俗話說的，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過日子，今天晚上在這裡喝酒，明天早上可能就掛花丟命。結識異性到成家的過程，不可能不被極大壓縮——哪能說那麼多廢話？兵貴神速，只能速戰速決——“速戰速決”是毛澤東的話，他得知彭德懷從太行山回延安開六屆六中全會，大家要幫他解決婚姻問題，非常贊同，說：“要來個速戰速決，爭取在六中全會期間拿下來，把這件事當成六中全會的一件喜事。堅決不能讓彭德懷單身回到太行山前線去! ”

　　毛澤東與彭德懷。

　　年齡差異倒並不是多大障礙，然而，大頭兵和女學生的文化鴻溝、情感落差，是必須承認的。
　　這樣的事不僅發生在金一南少將的母親和二姨身上。我們隨手就能發現一大串，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將悲劇當喜劇寫。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一書中，就記載了幾個類似的故事。例如中共五老之一謝覺哉與王定國的婚姻。

　　謝覺哉與王定國。

　　王定國這個名字像一位男子漢，十分帥氣！其實是一位經歷過長征的女幹部，曾經三次爬雪山過草地。紅軍西路軍被馬步芳、馬步青等地方武裝包圍殲滅，她也被俘，幸虧被營救來到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謝覺哉正是這個辦事處的主任。《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書裡寫道：1937年，“組織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謝覺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顧好謝老的身體。王定國是共產黨救出來的苦娃子，只要是黨交代的事，沒二話。她爽快地答應了，帶着‘把愛情獻給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組織安排。謝老見了開朗活潑、嬌小玲瓏的王定國，第一眼就喜歡上了，兩人很快結婚。”謝覺哉比王定國大29歲，當時已經53歲了。根據姚賢玲的長篇通訊《謝覺哉夫人王定國的壯麗人生》，其實在第一次爬雪山之前，王定國與戰友從幹部連路過，一位老同志拿着兩件衣服走過來，對她說：“小同志，馬上要過雪山了，你們有沒有針線，能不能幫我個忙，把這兩件衣服合在一起加厚一些。”王定國答應了。當天夜裡把兩件衣服縫到一起，又把從老鄉那裡找來的羊毛塞進兩件單衣中間，用針線縫合。第二天，厚厚的“羊毛衣”送到那個老同志手上。他告訴王定國自己叫謝覺哉。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記載了多個老夫少妻的故事。

　　後來王定國被營救到蘭州辦事處，見一個人很面熟，倒是謝覺哉還記得這個幾年前為自己做“羊毛衣”的川妹子。王定國申請去延安到抗大學文化，但謝覺哉卻不同意。當時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有個重要任務，把失散的西路軍戰士找回來送到延安。王定國是西路軍的人，認識的人多，能夠讓他們放心。謝覺哉這個說法言之成理，不過，是否有公私兼顧的念頭，誰能說得清？王定國晚年對來訪者說：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組織分配”的，“革命需要麼”。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書裡還寫了這麼一個故事：組織上要解決抗大校長林彪的婚姻問題。一名抗大女學員被帶到校長室，帶她來的人並沒有對她講明來幹嘛，就溜之乎也。女學員只當是林校長找她有什麼公事，靜等校長發話。可是校長半天不開口，兩個人尷尬得很。突然，林彪說話了：頭一句就是：“我們結婚吧？”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的女學員傻了，明白過來時，“哇”地一聲哭着奪門而出，邊跑邊喊：“我不干！我不干！”

　　林彪的婚事曾經讓組織上大為操心。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書中註明，這個故事是當時也在抗大任職的莫文驊將軍回憶的。但是軍史界對莫文驊回憶往事的可靠性，有很多質疑：鄧小平得勢了，莫的回憶錄修改稿就把鄧小平百色起義失敗後當逃兵那一段刪除了。林彪這個故事是否屬實？也難講。
　　還有一個更典型也更確鑿的例證，那就是高崗。哲學家徐友漁曾經在他的節目中講述過高崗的故事，大家可能有印象。高崗原來有妻子，比他小兩個月，叫楊芝芳，1925年就與高崗結婚，生有一個兒子高毅。
　　高崗和劉志丹轟轟烈烈鬧革命時，楊芝芳帶着兒子在老家陝西橫山給地主打工。據稱差點被地主賣掉，幸虧她的兄弟得知，想法讓他們母子逃走。紅軍根據地建立以後，高崗找到他們母子接到瓦窯堡。楊芝芳入了黨，毛澤東、周恩來都見過她。

　　1985年9月，高崗前妻楊芝芳在西安第三干休所。

　　楊芝芳是1938年與高崗離婚的。高崗這年擔任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楊芝芳是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陝甘寧邊區分會會長，總會理事長是當時中國第一夫人宋美齡。楊芝芳兼任延安兒童保育院院長，文革後有部電影《馬背上的搖籃》就是拍這個保育院的。
　　她1998年回憶，“那時，高崗是陝甘寧邊區的領導，經常出席各種會議。我是家庭婦女，又是小腳，外邊又來了很多年輕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崗提出要分開。記得是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長王子宜跟我談的。他說，高崗活動很多，經常出頭露面，你是小腳，與高崗一起出面不太合適，最好與高崗分開。我就同意了。”
　　喜新厭舊的高崗，就娶了19歲的江蘇女學生李力群。李力群1920年12月26日出生，正巧與毛澤東的生日是同一天。她是徐州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高才生，1937年來延安。高崗怎麼娶她呢，許多書，例如妖魔化高崗的《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相對客觀一些的《高崗傳》《半截墓碑下的往事》等書中，都有介紹，詳略不等，也有若干出入。例如有書中介紹：
　　李力群到陝甘寧邊區秘書處報到不久的一天下午，高崗來到她的住處，說要帶她去楊家嶺見毛澤東。到了楊家嶺，毛澤東不跟高崗說話，卻一個勁兒地向李力群問這問那，請他們吃飯，桌上擺上一碗雞蛋炒辣椒，一碗土豆和小米飯。才十八九歲的李力群，哪裡知道毛澤東是親自出面幫革命功臣高崗解決“個人問題”？毛對她說：“高崗是陝北人民的領袖，和劉志丹創建了陝甘寧邊區，使我們中央長征過來有個落腳點。你和他好好相處，跟他一塊生活，是很幸福的，向他學習。”李力群吃了一驚，也莫名其妙：“我和高崗還不熟，又不了解，讓我和他好好相處，一塊生活”？

　　《高崗傳》中講述不太一樣，李力群是這樣說的：
　　“我十七歲去延安，後進黨校學習。有一天，高崗去黨校講黨建課。我個子小，聽課時始終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講課時就看上了我。黨校學習結束後，陳雲就把我留在了陝甘寧邊區委員會辦公室秘書處。當時我很不情願，我願意去敵後，我覺得這裡的人太土，但組織上的安排必須服從。不久，高崗就帶我出差去了安塞，這次出差大約有三四天。出差回來後，毛主席請我們吃飯，是高崗帶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請我們吃臘肉（不是前面說的雞蛋炒辣椒了，升了一個檔次——老高注），席間毛主席說了許多高崗的好話，讓我向高崗學習，而且說，你將來如果能找到這樣的對象如何如何。我當時心裡就一驚，因為那時候我見到高崗就害怕，他樣子很兇，又是大首長，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覺察。又過了幾天，王明、王若飛、習仲勛、柯慶施等人又請我和高崗吃飯，還請周圍的一些小姑娘吃棗，並說今天就是結婚的日子。一聽這話，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邊。但這時王若飛找到我說，你學過黨建嗎？黨員要聽黨的話，這也是黨的安排。他勸我回去，但我當時還是沒回窯洞吃飯。”

　　高崗與李力群。

　　讀到這裡，我不僅是吃驚，更是憤怒！毛澤東、王明、王若飛、高崗、習仲勛這幾位，都是中共的重要領導人，其中王明是留蘇的，王若飛更是先後到過日本、法國和蘇聯留學，吃過洋麵包，反封建的口號他們喊得比誰都響，竟然聯起手來脅迫一個年輕少女，不由分說配給了“陝北人民的領袖”。說他們是“包辦婚姻”都太輕了，這與黑幫黑社會、山大王分配女奴的行徑有什麼區別？
　　我讀到有回憶錄寫道，賀龍在高唱《游擊隊之歌》時，把歌詞改為“我們生長在這裡，每一個女人都是我們的”，周圍人聽了，都哈哈大笑，還夸賀龍的幽默風趣。有沒有人聽到過女孩們嚎啕痛哭聲？
　　李力群結婚之前毫無感情基礎，嫁給高崗之後，半年內不准她下山。她終於死了抗婚之心，儘管高崗風流成性，傳聞不斷，沒少在精神上給李力群打擊和刺激，但是他們這個人口不斷膨脹的家，畢竟維持了14年，直到高崗自殺。

　　高崗與李力群生了多位子女。

　　在延安期間，中共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三天兩頭辦喜事——
　　19歲姑娘朱明被組織安排給了50出頭的林伯渠；
　　46歲的賀龍娶了25歲的薛明；
　　44歲的劉伯承娶了19歲的汪榮華；
　　43歲的朱德娶了17歲（一說18歲）的康克清，這是他的第五任妻子；
　　40歲的彭德懷娶了20歲的大學生浦安修；
　　40歲的陳毅娶了剛滿18的張茜；
　　23歲的卓琳認識了35歲的鄧小平之後當月就結婚；
　　18歲的張梅嫁給30歲的林彪；
　　當然還有47歲的毛澤東力排眾議，與24歲的江青結婚。

　　陳雲與于若木結婚時也是老夫少妻。

　　這些人的情況很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有的確實是兩情相悅，情投意合；有的是女方由景仰轉化為愛慕，男方由憐愛轉化成眷戀；有的甚至是女方大膽示愛，主動追求，發起攻勢，讓在戰場上九死一生的英雄也招架不住；但是多數，是高官意旨、組織操縱、輿論壓迫，軟磨硬泡，女學生們不得不違心鬆口，同意婚事；最惡劣的，就是完全不容女孩說不，“愛你沒商量”，從也得從，不從也得從，甚至是霸王硬上弓，生米煮成熟飯。

　　中共黨與軍隊的首長視察，是檢查工作進度，還是在考察人員？

　　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但我們必須承認，這麼多老紅軍、老功臣的婚姻，除了少數之外，多數持續下來，“瓜”甜不甜說不清，但畢竟經受了時光和政治風浪的考驗，不離不棄，白頭偕老——當然，白頭偕老是外界人們看到的表象；鞋合不合適，只有腳知道。婚姻的質量，兩人的真正關係，不是最親密的人很難了解。兩情相悅才成的婚姻，我們不用討論，這裡我要追問兩個問題，第一個，那些“百分之一的自願都沒有”的女性，不自願為什麼同意嫁了呢？第二個，不自願為什麼能白頭到老呢？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其實很簡單：為什麼同意？因為對方是打着大旗來的，大旗上的鮮紅大字是“以革命的名義”！組織上以革命的名義要你嫁給高崗、嫁給金如柏。你不是要革命嗎？是口頭上要革命，還是行動上要革命？嫌對方沒文化，簡單粗暴，這正說明你是“女學生”，小資產階級情調沒有丟掉，正需要他來與你朝夕相處，幫助你端正立場、改造思想，才能脫胎換骨當一個革命者。

　　李力群晚年回憶往事。

　　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就相當複雜了。“百分之一的自願都沒有”的女性，為什麼竟能與對方生活一輩子？有人歸之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看不能這麼簡單化地理解。我認識一些老幹部、老夫人，確實是婚後從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某些緊要關頭，發現了丈夫高貴的品格和對自己的真情，於是傾心相待，忠貞不渝；而更多的是，她們掂出來、品出來嫁給手握重權的高官丈夫，所得到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回報。有的丈夫明白自己對青春年少的妻子有虧欠，組織也了解她們作出的犧牲，及時地甚至是超額地給予補償：入黨，提干，比同年參加革命的夥伴們更快地晉升；中共掌權後，跟着丈夫享受到更多優厚的待遇乃至特權：居有樓，出有車，警衛、秘書、保姆、醫生護士、司機……一呼百應。至於安排子女親屬之類，都不在話下。其中有些甚至對政治事務、國家大事有了一定話語權，品嘗到了掌握權力的快感。她可以不愛丈夫，但無論如何丟不下隨着丈夫的職位而來的這些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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