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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在大連外語學院參加出國培訓期間，認識了這位劉同學，他與我同級，專業不一樣，我後來去了大學，他則前往日本寒冷北方的B大學。博士畢業後，我漂泊到加拿大、美國，他則留在了日本，舉家加入日本國籍，在日本南部的一所大學任教。劉同學的父親曾是國民黨中統局的一位底層小職員，1949年遭到鎮壓，但因其級別太低，夠不上槍斃或關押，就被“送交人民群眾監督管理”，全家人都由此成了中國社會的“賤民階層”。劉同學的童年時代正逢文化大革命，故而他非常悽慘，受盡同學的欺辱和學校的白眼，所有同學都可以指着他的鼻子說他是國民黨特務的狗崽子。劉父對他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選對主子，他人生最大的失敗就是站錯了隊伍，因此，他要求劉同學要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不論父親受到怎樣的迫害，都要永遠感謝黨的恩情。

劉同學自幼聰明伶俐，智慧過人，不僅學習成績傲視全校，而且為人非常成熟、老到，不論遭到什麼樣的欺辱，他都能忍辱負重。1977年恢復高考，他當然金榜題名。大學畢業後他又成功地考取了公費出國留學生，是他們學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留學生的畢業生，與我同期在大連外語學院集訓，然後又一同赴日留學。劉同學一貫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堅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時，劉同學這樣的“國民黨特務狗崽子”想要入黨，半點門都沒有。然而，1980年代中後期是大陸環境和思想最為活躍和自由的一段時間，入黨條件比毛澤東時代寬鬆了許多，有很多原地主、資本家都在那個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這使得劉同學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當時中國駐日大使館任命他擔任B大學的學生會領導職務，幫助大使館管理留學生，劉同學受寵若驚、喜形於色，工作熱情高得令人嘖嘖稱奇！據B大學的朋友說，劉同學每個星期都要給大使館打電話，詳盡匯報留學生們的各種動態，以至於留學生們生活中的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大使館都瞭如指掌。而且他總是喋喋不休地向人炫耀自己，說大使館如何如何地信任他、重用他，以至於引起B大學的留學生們的警覺和懷疑，不願和他多來往。

功夫不費有心人，經長期的努力奮鬥之後，1987年，中國駐日大使館終於批准了他的入黨申請，他成為了一名中共預備黨員。然而一個人心裡到底在想什麼事情，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1988年3月，我們一起博士畢業，按規定必須立刻回國效力，這時大使館才發現幾乎所有的留學生都不願意回國。眾留學生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使用各種方法繼續留在海外。大使館向劉同學及所有黨員留學生們發出警告，如果不按時回國，必定開除黨籍。劉同學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精打細算之後，仍然選擇了留在日本，忘記了他公開宣稱信仰的共產主義理想，拋棄了他為之奮鬥多年、剛剛到手的黨籍。若干年後，劉同學舉家加入日本國籍，全家人改名換姓，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感恩戴德

每個人一生中都會得到許多其他人的幫助，有良心的人應該感謝每一位幫助過自己的人，感恩是做人的起碼道德。

2012年在英國倫敦召開了奧運會，一位十幾歲的中國女運動員獲得一枚金牌。賽後記者採訪了這位稚氣未脫的女孩子。記者問她，獲得這樣的成就後最感謝誰？真是童言無忌，她不假思索地答出了肺腑之言：感謝我的父母親！據報載，事後這位小女孩受到了責難：你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不是你個人的事情，你小小年紀就被送進業餘體校，又被招進國家隊，國家給你提供最好的訓練場所和教練員，還給你發工資、發獎金。你應該首先感謝政府，感謝領導，感謝教練員！

2006年，劉同學攜全家訪問美國，在我家小住兩日，寶貝兒子轉眼間就從吃奶的小嬰兒變成了大帥哥，並從日本東北大學畢業了。我叫來王同學，也和我們同級。王同學博士畢業後到處漂流，最後定居在芝加哥，後來我們成了鄰居。三人閒聊往事，不禁想起了1977年的高考。劉同學的父親是黑五類，他從小就是“賤民階層”，雖然他聰明勤奮，學習成績最好，然而推薦工農兵學員，他沒門。1977年高考，劉同學時來運轉，他們學校就考上他一個人，從此改變了他人生的方向。他對我們說，幸虧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恢復高考，才使他有機會上大學，他衷心地感恩政府。

王同學問他，今天你的兒子也考上了日本的東北大學，並且順利畢業了，你們是不是因此也感恩日本政府？他們父子立刻答曰：“這是哪裡的話，不，不用去感謝他們！”。王同學再問他的兒子：那你最感謝誰？他的兒子不加思索地答出了童言無忌的肺腑之言：“感謝我的父母親！”

王同學問道，你們父子兩人都考上了大學，都是知恩報恩的人，為什麼感謝的人不同？劉一時語塞，答曰：“不知道，沒想過。”。隨後，王同學為劉同學講述了如下的理由：

你的兒子是在日本長大的，你們作為日本公民，努力工作創造財富，按時納稅，是合法的納稅人。是你們的稅金支持了國家，養活了政府官員，你們盡了你們作為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因此你們是國家的主人翁，你們當然有權利享受公民的基本人權，包括受教育的權利。政府官員僅僅是你們僱傭的員工，是你們安排他們為你們服務，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所以你們沒有必要去對受僱的員工謝恩。

在中國也是一樣，是你們的勞動養活着政府，你們理所當然應該獲得你們應有的基本人權。不是你們感謝政府，而是政府天經地義地應該為你們提供服務。文化大革命關閉全國的大學長達12年之久，這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是對中國人民的犯罪，是對中國歷史的犯罪。改革開放終止了這種犯罪，恢復了大學招生，把本來屬於公民的權利歸還了公民，這是進步的舉動，應該表揚，但那是政府的本職工作，是起碼的服務性工作，而不是一種恩賜，因為受教育乃是中國人本來就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你和你兒子的差異就在於你們對人權的認識不同，一個人認為是自己本應有的，一個人認為是別人給予的。

劉同學當時聽得面有驚色，後來他回憶道，那是他平生中第一次聽到中國人民也應該有人權的說法，劉同學不無慚愧地承認，自己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的人權問題。

而這位海外王同學在芝加哥北郊的一家公司就職，過着普普通通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王的父親曾是中共領導幹部，級別相當高。王從小生活在北京的高幹圈裡，是一位“根紅苗正”的接班人。工農兵學員畢業後，王曾經在中央黨校教授過馬克思主義課程，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教官。恢復高考後，王同學又轉學理工，八十年代末期前往美國中部的D城上學。

1989年春天，北京發生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王同學在D城連連組織華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且從海外華人手中募集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學攜帶大批捐款，隻身返回北京，他鼓動天安門廣場附近的眾多飯館老闆，讓他們大量地把食品送進廣場，免費送給學生，所有費用都由他一人支付。按照他的要求，眾飯館老闆們送食品時都聲稱自己是自願免費支援學生的，並且這些支援行動當時都上了報紙和電視。當然，像他這種“幕後黑手策劃者”，當時就被秘密警察發現並跟蹤監視。6月4日鎮壓後，王同學當然很快就被逮捕入獄。那時他父親已經過世，但母親還健在。其母驚聞兒子入獄，勃然大怒，來到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家中大發雷霆，指着鄧小平的鼻子大罵一通，鄧連連道歉，以至於第二天王同學就被釋放，改為家中軟禁。兩星期後，王同學悄然無聲地離開北京返回美國D城，從此以後偃鼓息旗，不再參與政治活動。

王同學返回D城後，繼續他的學業。畢業後在芝加哥北郊找到一份很體面的工作，移民、結婚、生子、安家、立業，成了我的鄰居。他見多識廣，經常來我家高談闊論，給我講述了很多我們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高層領導們的生活故事，還講述了很多共產主義理論的原本意義，使我眼界大開。他雖然是高乾子弟，然而其觀點卻與國內正統大相徑庭。還記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紹過的劉同學吧？王、劉兩位同學同時在我家作客聊天時，二人時常感到相互間有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感覺。

劉王二位同學都是我的朋友，他們兩人相反的表現很值得心理學家去研究。你把一個人當貴人來對待，從小給他優厚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最終站在你的對立面。你把一個人當賤民來凌辱欺壓，他也很可能對你忠心耿耿，侍奉終身。撇開政治不談，列位看官中若有對心理學感興趣的人，敬請分析一下這兩種不同的心態。

後記：根據王同學夫人的口述，我從網上查到了王同學全家與鄧小平全家的合影，世上萬物，一物降一物，王同學的母親的確是一位能夠隨意出入鄧小平家的人物。

網友反饋：一個男人，只可以給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下跪，只可以對自己的老師鞠躬，絕對不應當對權貴與金錢低頭。但如今，大多數人正好反了。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感謝皇帝了，才能算是一個人。只有平淡的時代，不需要英雄的時代，才是人民安居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