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所就讀的徐匯中學 初中篇 中國西洋辦學第一校 1849年在徐家匯招收中國兒童開始講學，1850年正式取名為徐匯公學。1931年定名為徐匯中學。坐落在明末大學士徐光啟的故里徐家匯，它在中國教育史上擁有一個特殊的地位，被譽為中國西洋辦學第一校。1949年後，徐匯中學獲得新生，1952年與天主教會脫離關係，1955年6月學校改為市立，並開始招收女生。 徐匯中學素以教育、教學嚴謹著稱，形成崇尚科學、愛國榮校、個體發展的辦學傳統，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歷屆校友遍及世界各地。曾經在徐匯中學就讀的著名校友有：教育家"愛國老人"馬相伯、地質學家翁文灝院士、“近代雕塑之父”張充仁、中國原衛生部長陳敏章、主教張家樹金魯賢、中科院副院長嚴義塤、世界著名原子物理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周知行、中國科學院院士周興銘、中國科學院院士汪應試洛、中國工程院院士魏敦山、翻譯家傅雷、現代作家葉辛、游泳世界冠軍楊愛華、香港廠主聯合會會長黃鑒博士、美國蘇浙同鄉會會長朱元忠等人。學校在海內外久負盛名，在西歐、北美、東南亞有很大影響。 一九五零年代徐匯中學校大門(略) 我的初中 1952年秋我入學的是徐匯中學，在入學前我對徐匯中學的前世今生茫然無知，衹因當時我家遭遇火災，幾乎傾家蕩產，父親為我找到徐匯中學可以提供住宿的。一學年（二個學期）的學費是130元，住宿和伙食加在一起也是130元，初中的三年必須交納這些相當昂貴費用的。 徐匯中學規模之大在上海也是數一數二的，整個校園有四幢樓，按建築的年齡依次為光啟社(一百多年），老校舍（八十多年），西校舍（五十多年），以及新校舎（三十多年),各校舎之間有長長的走廊連接，各校舎之間有300米跑道和足球場的大操場，二個籃球場設在另外二個樓之間的廣場上。這麼大的校園我非常興奮，在第一學期開學的第一周內，我上竄下跳在校園裡跑了無數圈，一星期的上下折騰，累得我渾身肌肉酸痛得人都動彈不得。 宿舍是“新校舍”四樓，整個四樓一統的大宿舍，初中來校住宿的二百多名學生全都住在一起，全是單人的鐵床配棕棚。二百多個學生僅由一位菅姓小老頭老師管理，晚上就在大宿舍邊上一單間屋裡住着。每晚八點晚自習結束回到宿舍，就在每個牆角拿回暖水瓶，這些暖水瓶不用學生去樓下開水房去沖水，而由校工挑水上四樓，給每個暖瓶沖滿。於是二百多個暖瓶每隔一二天必然有一個打破，當砰的一聲響起，就引來全宿舍人的一陣歡呼，我在六個學期中摔壞四個，這還是個平均數。九點半熄燈後，同學們就玩起了新花樣，大家敞開了肚皮，用雙手敲出咚咚咚的聲響此起彼伏的，可鄰的菅老頭就東奔西跑地去阻嚇學生的胡作非為，同學們發出陣陣鬨笑。 當年的“新校舍”，整層四樓是一通的學生宿舍(略) 每個學期結束時，學生們就拎起鋪蓋卷“滾蛋”了。怎麼滾法？我來告訴你，我們所稱的行李卷，實際上是把鋪的蓋的加上衣服雜物統統打成一卷，用繩子結結實實的捆成一個卷，加上用網線兜裝的洗臉盆和暖水瓶，走到新校舍四樓宿舍口，站在樓梯口就把鋪蓋卷一腳踢出，就自動滾下樓梯.上下共有六部樓梯，祇須踢六腳就把行李卷踢到地面了，大多數同學都這麼踢，一時間也成為很壯觀的場面。 住宿生的食堂就安排在小禮堂，八個學生一桌，設了二十多桌，把小禮堂擠得滿滿的。早上四個菜，中飯和晚飯四菜一湯，為防止同學搶吃好菜，就輪流分菜到八個盆子，為了公平，用轉湯匙以湯匙柄指向來決定取盆菜的先後。早飯是四小碟醬菜和油炸花生之類，差別很大，就二人一組分四組，還是轉湯匙按湯匙把指向決定那組優先挑選最好的一盆菜，餘下三組按次決出。我國在1955年以後才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城市居民糧食才開始定量，憑糧票購糧或在外用糧票吃飯。所以在1955年前我們在食堂吃飯，還沒有使用糧票沒有限制吃飯，有些同學故意說還沒吃飽，校工像侍候小少爺似的，想盡辦法在大飯桶里添加使學生吃飽。我們特別喜歡吃油炸鍋巴，所以時常喊不夠吃飽，於是經常能吃到油炸鍋巴。 第一學期我完全放任自流的玩下去，期末考試的成績竟有二門功課不及格，第二學期就不那麼玩成績有顯著提高，第三學期期末考試時想拼一下，在考前的那幾天偷偷地起得很早，我們稱為“開早車”在那個菅老頭找不到的地方溫習功課，結果起得太早白天就昏昏沉沉，期末考試成績又退到較差的狀態，還沒達到學習穩定程度。以後學習成績緩慢進步着，到初中升高中時，居然以三比一的升學率，升入了已改制市立的徐匯母校了，以後再不用交每學年昂貴的130元學費了。 徐匯中學名聲很大，名氣卻不怎麼樣，學生紀律學習成績則比起上海中學、南洋模範中學以及育才中學還是有較大差距。學生間打架還經常看到。那時國家政策鼓勵華僑華人子女到國內求學。上海的學生就欺凌外地外國來的學生，一天晩上，又發生了衝突，我們跑過去看熱鬧，那被欺負的是位泰國的僑生，想象不到的是他忍無可忍一發飆就把欺負他的學生一頓暴打，有同學看出他用的是泰拳，從此同學們親眼領教了一下的快拳，再也不敢碰那身懷泰拳的泰僑生了。 江北大世界和林蔭大道 學校對住宿學生管得很嚴，進了校門一周內就不允許出去，不過學校同時也有許多走讀生，我們住讀生混在中間有時也可出去無目標地晃悠。學校對面就是“江北大世界”，類似北京早年的的天橋，有雜耍的，有變戱法的，有賣跌打損傷藥而練些拳腳給我你看的，還有一邊唱一邊賣梨膏糖的…。有一老外還帶一個翻譯，專賣燒傷藥，帶個小皮箱一支，老外講外語老中就翻譯，說着就點燃打火機把一個手指燒了，接着把燒過的手指浸在倒了燒傷藥水，一會兒手指就全癒了，手指留着燒焦的痕跡，但我卻懷疑他們兩人就憑賣這藥水能生存？1958年大躍進中這江北大世界場地連附近的上海龍鬚溝-肇家浜一起改造成為第一條號稱林蔭大道的馬路，再往後以徐家匯為中心的大批商廈樓宇拔地而起成為近三千萬人口上海大都會中幾個商業中心之一了。 初中三年級快畢業時，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中學生畢業前要一顆紅心兩手準備，我們班指定兩名學生參加在市委禮堂舉行的全市初中畢業生代表大會，我是其中一名，感覺到光榮和興奮，開完會就在班裡傳達五分鐘走走過場就算完成了作為代表使命。但真正使我們擔心的是，從此就必須擔心失學，擔心到到農村到邊彊去，擔心到“祖國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去。而從這年起“上山下鄉”，到了邊彊生產建設兵團等，就開始成為城市“社會青年”(“文革”時期才改稱為“知識青年”)成批離開上海，走上與家人分離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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