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九岁，跟爸爸住在芷江七里桥木油坡，当时芷江师范的校址。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先是造反，接着串联，学校就瘫痪了。老师有的被赶走，有的自己吓走了，没有几个还在学校，罗恢灼老师是当年屈指可数还住在学校的老师之一。他当年大概三十出头，中等个头，比较白净，不拘言笑。他是教语文的，有点老夫子的味道，但熟悉了会觉得他并不迂腐。他结婚了，夫人杨良枝，是城南小学语文老师,因为在城里教书比较远，就和儿子住在城里，没有搬到木油坡，所以平时就罗老师一个人住在芷江师范。

据当过我初中班主任的杨晓康老师说，罗恢灼老师是洞口人，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擅长古诗文。芷江还有另外一位罗中化老师，也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在汉语上造诣很高。他们俩被大家称为是芷江的“大锣”，“小锣”，意思就是“响当当的”。

罗老师虽然大我二十几岁，本来不会有什么交集。但那时学校基本没有什么人，学生老师加起来才几十人。我们是邻居，都住在一栋长平房（就是二战时期飞虎队，和后来美国空军宿舍）。就是那种长排房，前面有一条长廊。夏天我们常常会坐在走道上的长凳上。或者是前面的护栏上乘凉。

芷江七里桥受降旧址（原国军陆军司令部）

这座房子被销毁，后来是从木油坡（相隔一公里左右）我们住过的房子搬了一栋过去。因为都是美军所建宿舍，所以是一样的。当时木油坡有三栋这样的房子，其余两栋被撤除。这栋房子是不是我住过的不知道。

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坐在长廊上的护栏上聊天。他对我说：“人这一生很短暂的，过了三十就走下坡路了”，边说边卷起袖子，给我展现三十出头的他的胳膊，那个意思就是他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当年因为我妈妈在县妇联工作，住在城里，没有过来跟我们住。爸爸根本不会做饭菜，我喜欢尝试新事物，于是就自学做饭。没有人教就自己做，多次切到过手，炒出来的菜也不怎么好吃。隔壁小我一岁的女孩丁燕做菜比我老道，吃饭时我们喜欢出门在走道上互相尝菜。有一次，她尝了我炒的茄子，对我说：“你的菜有一股生油味”。我说：“因为我放的油比较多”。她笑笑说：“是你炒菜时没有等油冒烟就放菜了，要等冒烟再放菜才不会有生油味”。我才知道原来油要冒烟才能放菜的道理。当然这是过去中国老式热榨炼油法练出来的那种黑乎乎的油炒菜时需要冒烟，现在用的冷榨法榨的油不用冒烟也没有生油味。

慢慢地，我炒得好一些了。爸爸虽然不会做，也不做，但他不挑食，从来不抱怨，所以我得以一直在家做“主厨”。只是他总要我去五六百米开外的河边洗碗，说那里水才干净。我总不情愿，说我们家的水从井里来的，比河水还干净。河边有人洗衣服，洗澡等，其实并不干净。但他不听，逼着我去河边洗。我常常在二百米外的小溪里洗，他后来发现了，还打过我。直到有老师告诉他：河里的水不一定干净，还是在家里用热水洗最好。他这才没有强迫我去河边洗碗。但在我做菜上，他从来没有意见，放松让我做。有人说：一个能干的妈妈会逼出一个能干的女儿。我想说：一个不能干的爸爸会逼出一个能干的儿子。

罗老师自己做饭菜，虽然我从来没有吃过，但觉得他做得不错。我记得他每年入秋就开始做霉豆腐（豆腐乳），非常好吃。有时候送我一点尝尝。我问他：“这霉豆腐都放发霉了有营养吗？”，他回答说：“只要味道好的东西都有营养”。当年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一直记得。

我后来请教罗老师怎么做霉豆腐，第一年我是观摩。他做的时候我就去他家看他做，他很仔细地告诉我每一步怎么做。因为做霉豆腐有很多步，几个月的时间。每次他要处理下一步都会告诉我，我就去看他做。第二年我就按照他说的自己做了一次。找了一个大箩筐，把剪成五六寸长的稻草，放进去，大概一寸半到两寸厚。把买来的豆腐切成一寸半长的块，放在稻草上，间隔半寸左右。豆腐上再放一层稻草，然后再放一层豆腐，如此重复直到所有豆腐都放在了稻草上。把箩筐放在通风的地方，大概要一个月，豆腐开始发霉长毛，这时候就开始把豆腐用干净的筷子轻轻夹起，放进一个腌菜坛子也叫醋坛子里，放一层豆腐撒一层盐，再放一层豆腐，再撒盐。

放完后，罗老师会撒酒，说做出来的霉豆腐会比较香。但爸爸不喝酒，我们家里没有酒，我就只能不加酒。另外可以加一些辣椒末，这样做出来的就是辣味的霉豆腐，家里也没有，只能做不辣的。最后盖上盖，盖口处放水以隔绝空气。等上两个月，差不多快过年的时候，霉豆腐就可以吃了。

我是小孩，初学，没有酒，没有辣椒末，远不如罗老师做得好吃，但也还像那么回事。第二年我们随着芷江师范又搬回了城里原芷江师范的校址，父母太忙，根本不能照看我，把我寄养在冯维老师家。自己不做饭了，也就没有继续再做霉豆腐了。

过了大概三年，我们和罗老师又成了邻居。这时我们都住在当时的芷江中学，也是原芷江师范大礼堂边上，靠学校浴室的一栋两层木楼。二楼不住人，我们都住一楼。我们隔壁是罗老师家，再过去是兰兰家。每家都是两间房，没有厨房，就在外间做饭。

罗老师与他夫人杨老师，还有大儿子罗元，小儿子罗文住在一起。我们是爸爸妈妈，我和大弟弟乐平。

我当时读初中，父母都忙，所以家里一多半的时间是我做饭。有一天，罗老师家里有客人，他过来借了两个碗用。还碗的时候他告诉我：“洗碗的时候不能只洗里面，碗外面也要洗。我发现你的碗外面有油渍，应该是你没有洗外面的原因”。我当年确实不知道洗碗还要洗外面，从此之后，我洗碗就两边都洗了。罗老师又一次教了我生活技能。

罗老师当时教语文，教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家门紧闭，但我在外面能听见他在说话，而且还很大声。他很严肃地说：“毛主席还健在，你怎么能用‘毛主席的一生’这样的题目？”，没有回答。然后又听他说：“只有一个人去世了，我们才能说‘某某的一生‘。你不能这样说毛主席，这样说是很危险的“。隐隐约约听见有一个男生很低声的辩解，大概是说他没有表示毛主席已经去世的意思。我过了半小时再次经过他家时，他家仍是大门紧闭。他还在和那个学生谈话，好像是让他用另外一个题目重新写一篇。直到一个小时后，那个学生才离开。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有人恶意上纲上线，是够得上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去坐牢的。罗老师应该是不愿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就这样毁了一生的前程，才把他叫来家里，关起门来谈话，而不是把这事捅出去。

罗老师的夫人杨老师脾气很好，比较随和。罗老师人不错，但就是太认真，比较倔。他们的大儿子罗元话不多，在外面好像也还好。但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父子俩简直太像了。

那天他们家也是大门紧闭，我走过时可以听见罗老师很生气地在训斥罗元。听不清说什么，但知道在骂罗元。里面只有罗老师的声音，罗元一声不吭。等过了半小时再经过他们家时，门仍然紧闭，不时还传出“啪”的打击声，是那种拿木条打人的声音，伴随的是罗老师的数落，和“你认不认错？”的问话。但听不到罗元的声音，没有叫喊，没有求饶，也没有认错。这可能更加激怒了罗老师，所以啪啪声越来越大。就这样至少有半小时才慢慢安静下来。

罗元比我小几岁，他与我小弟弟差不多。过去不了解他，但那一次让我领教了他的倔强。碰上一个倔强的罗老师，父子俩这出戏让我一辈子都记得。

罗元的弟弟罗文像妈妈，比较随和，外向，与父亲的关系就好很多。经常在罗老师面前开玩笑，从没有见过罗老师打过他。

不过后来罗元与罗老师的关系还可以，至少没有撕破脸。可能是妈妈杨老师从中调和的原因。

当时学校新来了一个校医，是长沙卫校毕业的护士，叫章斌。二十出头，年轻漂亮，人也很聪明，我们叫她章医生。她住在我们那栋楼的另一头，去学校水房，食堂都会经过我们门前。罗老师如果见她经过，常常会叫一声：“装病”，就是谐音“章斌”，当然不是那么准，但含糊一点听起来好像也差不多。而章医生也总是会回他一句：“罗会说”，谐音“罗恢灼”。芷江人把“灼”念得有点像“说”。我突然发现，罗老师也有幽默诙谐的一面嘛。

后来章斌嫁给了孙乔生，一个当年芷江的大帅哥，也是我同年级同学孙云生的哥哥。后来他们调到了长沙，我在湖南农学院时，还给我介绍过一次对象，没有谈成。这是后话。

我后来乡下插队当知青，然后考大学，与罗老师没有什么接触。但他断断续续一直是我们家的邻居，与我父母关系一直不错。

可能是1990年代后期，罗老师得了癌症。2000年，我请父母来美带孩子。罗老师送他们走的时候说：“可能我等不到你们回来就会见去马克思了”。爸爸妈妈劝他乐观一点，好好养病，等他们回来。

大概2001年底还是2002年初，还在美国的爸爸妈妈接到芷江来的信，告知罗老师已经去世，当时应该只有六十多岁。

2023年9月17日初稿，

2023年10月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