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從“牛棚”隊長到豬圈總倌

從“牛棚”到豬圈，“新”的生活開始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盼來了“組織”給予我處分和處理。處分說，鑑於金繼忠所犯的嚴重錯誤，本當以敵我矛盾處理，但因其認罪態度尚好，年紀還輕，決定把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團籍，降低一級工資，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眾手中，如不老實亂說亂動，這頂帽子還可重新戴上。我們所里的程邦瑜（女），也受到同樣的處分。我在全局大會上表態說，“感謝黨感謝毛主席感謝革命群眾”，就差沒說“奴才本當罪該萬死，但皇恩浩蕩，奴才叩謝皇上隆恩...”。

    由於“革命群眾”對我實施“寬大處理”的政策，從“牛棚”發配到局裡農場豬圈，繼續接受“革命群眾”監督的勞動改造。從“牛棚”隊長“平調”當豬圈總管，與業務處被打倒的處長的老婆錢國柱一起，當起了豬倌。第一次有了當”偉大統帥”的感覺，總共統領三十四頭豬們。錢國柱本是根正苗紅出身城市貧民家庭，但受丈夫株連就被打到豬圈接受改造。

豬倌生涯

    黑龍江嫩江流域的北大荒是塊極其肥沃的土地，黑色的土壤種莊稼不用施肥，氣候雖然嚴寒但經常風調雨順，總能有個好收成。就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都有關內農民不遠千里，逃荒來這裡謀求生存。一壠一二百米長的地，不用施肥，土豆就能收四五麻袋，家家戶戶種的向日葵也能收到二三麻袋葵花子，市場上賣雞裝在麻袋裡，按當地習慣用手抓摸來挑選，才五毛錢一隻。不過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極左的經濟政策，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農民個體經濟和集市貿易被打壓，許多農民家徒四壁，生活很是艱難。

    我終於被從“牛棚”里釋放出來，被發配到航空護林局局辦農場，當起了豬倌，統共管轄了三四十頭大小不等的豬們。與我搭夥一起當豬倌的是還在牛棚關押的周爾正處長的老婆錢國柱，周爾正當上處長時才三十多歲，“文化大革命”開始就以“國民黨少將高參的兒子”身份被揪出，其實他父親是個文職人員而且在抗日戰爭後就已退役，至於錢國柱更是根正苗紅，經過組織考察過的報務員，受了她丈夫的株連被貶到農場和我一起當豬倌。

    農場不大，除去局職工的家屬生產隊外，有場長一名，還有豆腐房二人，餵養奶牛的一名叫張忠良，三十出頭一點的人，據說當年“反右派”時剛十八歲，因為為平時愛說怪話，差點打成右派，個人檔案里被記為“中右”，控制使用，後來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擠奶員是二個女的，一個是局裡十三級局長的愛人王玉華，另一個是業務處處長馬超的遺孀金靜宣，馬超前巳提到過，自殺留下二兒一女。憑心而論那時高中級幹部的家屬都很平易近人，也可能都是天涯淪落人，反而生活上還很照顧我們單身。我們也互相照應着。有一次一頭奶牛正要生小牛，我們幾人整夜守候奶牛邊上，怕產小牛的奶牛，產下後看見了自己產下的小牛，就不再讓別人擠它的牛奶了。產下的小牛我們偷偷地把它抬到另一間房，一秤有八十來斤重，二十來分鐘那小牛就能站立起來。顯示自然界的動物具極強的生命力。

    平常我只要有空就跟着張忠良一起放牛，牛在草地上吃草，我們倆就天南地北的神聊起來，因為我們都是入了“另冊”的人，顧忌也不是很多。有次一頭公牛在野外病了，趴下後不能站立起來，這可把我們急壞了，一旦牛因病趴下後，很可能就再也站不起來，非常可能死在那兒了。我們從老遠農場請來一獸醫姑娘，開了中藥（我第一次知道牛也吃中藥），用大臉盆盛，用牛角當勺去喂，抓藥熬藥餵藥折騰了二天，這病牛居然站了起來。張忠良向我透露一個小秘密，原來經人介紹這姑娘“順便”來看張忠良的，有點來相親的意思。在旁人看來你一個“中右”與一個農村里比較重要的獸醫搞對象，有點高攀了，張忠良卻認為一個姑娘家的，成天同牛馬豬雞鴨打交道，還經常要搞配種閹割之類的事，總是很彆扭，這相親故事也就翻篇了。

豬倌趣事一大蘿

    錢國柱她人很單純又很有責任心，出身於城市貧民的她，雖然也有三十多歲，對農活同我一樣是一竅不通，個子很小卻爭着乾重活。一天大家正在忙活，她匆匆過來對我說，不好了一隻老公豬快把小豬壓死了，我邊跑邊順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還正象她所說的情形，但是走去一看，發現躺着的大公豬胯下正壓着一隻小白豬呢！正待我趕過去解救小豬卻發覺我也看錯了，原來大公豬下壓的不是小白豬，而是公豬自己的大卵子（睾丸），當場就尷尬得哭笑不得，也不跟她解釋了，悄悄地離開“公豬壓着小白豬”的現場。

    每天餵早中晩三次豬食，平常把豬在野外散養，黑龍江的農村大塊大塊地都閒着，任豬們閒逛，我試着讓豬聽懂人話，特別中午餵豬食，我一面敲着鐵水桶，一面高喊着“開飯了，都回來吃飯啊！”，於是這些豬兒們就從四面八方向豬圈跑來，快到時祇有小路一條可供通行，豬兒們就自覺一字排開，依然快速向餵食的豬槽挺進，圍着豬槽馬上就打鬥爭搶起來，這時候我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感覺，我豬司令稱霸了。

    最好玩要數給豬媽媽接生了。一般母豬都會生十個以上的幼豬仔，黑龍江北大荒寒冬臘月夜，氣溫總在零下三十多度，給當作產房的豬圈保暖就絮了大量的麥杆，並不能讓豬尿炕，就在半夜把全體豬兒們都叫起來到豬圈外拉屎撤尿，豬跟人一樣，深更半夜天凍地寒的都不願離開暖暖的窩，到外面拉屎撒尿，於是我們就一個個豬圈去轟，轟出來後我就學着狗叫狼嚎，把豬們嚇得在小廣場順圈邊拉屎尿邊跑着，動靜很大，也蔚為壯觀。

    母豬生產時隔幾分鐘下一個豬仔，豬仔們出生後生命力很旺盛，十幾分鈡後就在豬媽媽身上找到一個奶頭吮起來，從此毎個豬仔認準一個奶頭，再也不會吃錯奶頭，就是老母豬翻身時，胸前兩排乳頭上排翻轉成下排，豬仔們重又一轟而上，卻還是找到自己早先認準的奶頭，吃將起來了。

    隨着春天來臨，豬瘟逐漸發展起來，會從一隻瘟豬蔓延開來。一九六九年前後農村里很少有給豬打疫苗，祇是無知地給病豬打一些青鏈黴素，有時湊巧治好了幾頭，但也好幾頭豬沒治好。死了的豬很快被局裡職工要了去，根本不怕豬流感，把豬開了膛內臟扔掉，豬肉不管是死豬還是活豬，都成了難得的美味佳餚，那時的百姓太窮了。豬死了有十來多頭，為了“革命群眾”不懷疑我是故意破壞，我用一小本記下豬的病歷、治療過程和用藥打針的情況，反正豬病巨細均有記錄，這一小本後來竟成了我“好好改造”的記錄。

    養豬場養了二隻體型碩大的公豬和幾隻老母豬，都是為了傳種接代，其餘豬兒們不分公母，一律閹割。有一頭黑公豬性慾特強，圈場內的三五隻母豬滿足不了它的慾望，於是就跑到鄰村尋求配偶，我們稱這種行為為“跑騷”。鄰近的農村離我們豬場也有四五里地，村里家家戶戶都養豬，少則一二頭，多則養豬仔賣的大小也有十來頭，這些農民對“跑騷”而來的免費配種的“泡卵子”(種豬愛稱)也是歡迊的，這大公豬都會十天半個月跑四五里地去尋騷，那裡有吃又有喝，夜晩就躺在那家豬窩，非常自在。我們平常也不找它，時間久了又逢到空閒就套了馬車，帶上四五個壯小伙去抓捕。一次我趕上一伙人去，還是我趕的馬車，我當車老闆也有了三五個月的“駕齡”了。

    馬車趕到那村莊立馬就開展抓捕，我們挨家挨戶在豬圏內找，大公豬閒來沒事時都找個地方睡覺。我們很快就發現，它見到我們來抓它，猛然一竄衝破我們初次圍堵，竄了岀來，它對着圍堵人群左衝右突，突然改變速度，又突然改變方向，後來竟弄得我們氣喘噓噓精疲力盡。大學時我是校足球隊守門員，魚躍撲救動作在應急時還能發揮，圍捕人群幾次幾乎抓到手又被滑脫，一次它竄到我右後，我一個魚躍撲個提前量，竟在右上角被我把豬脖子抱着，大家又一擁而上把它放倒，並迅速把不粗的繩子用“豬蹄子扣”綁住四個蹄子於一處，又奮力抬上馬車，橫躺着，還在不斷地嚎叫。

    我逐漸對豬兒們建立了濃厚的感情。豬是可靠的，它們沒有陰謀，不會出賣朋友，人們說“丑得像個豬八戒”，其實仔細看它們，它們友好地站在你面前時，整個臉部顯出溫良恭儉讓的樣子，渴望你的撫摸，渴望你的愛撫。但是長年累月沒日沒夜干着重活，日夜思念的愛人，又在遠隔四千公里外的湖南，體力上透支和心理上孤獨感就日趨嚴重起來。

    這豬倌生涯到一九六九年年八月間就戛然中止了，有位鍋爐房工人，點名要我去那工作，因為鍋爐房是寒冷冬天取暖的關鍵部門，而那名工人於信臣又是鍋爐房一霸，除技術好外還特別能抗上，平時說一不二，還有不少非議“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但是沒人敢舉報他。我一生中多次受到“提攜”或看重，要我到他（當然地位比我高）那裡工作。前有中科院瀋陽林業土壤所要我留在瀋陽工作，後有一九七二年本來我下放農村無疑，卻被留下到局子弟學校當老師；移民到加拿大後，有個中餐舘老闆娘要培養我做送快餐外賣郎，而十三年前還有個加拿大皇家科學院院士要我留下做他的研究助手…。然而於信臣對我遭遇的同情，真誠地想使我擺脫困境，深深地感動了我，於是我就從豬倌變成了鍋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