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牛棚”队长到猪圈总倌

从“牛棚”到猪圈，“新”的生活开始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盼来了“组织”给予我处分和处理。处分说，鉴于金继忠所犯的严重错误，本当以敌我矛盾处理，但因其认罪态度尚好，年纪还轻，决定把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降低一级工资，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不老实乱说乱动，这顶帽子还可重新戴上。我们所里的程邦瑜（女），也受到同样的处分。我在全局大会上表态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革命群众”，就差没说“奴才本当罪该万死，但皇恩浩荡，奴才叩谢皇上隆恩...”。

    由于“革命群众”对我实施“宽大处理”的政策，从“牛棚”发配到局里农场猪圈，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监督的劳动改造。从“牛棚”队长“平调”当猪圈总管，与业务处被打倒的处长的老婆钱国柱一起，当起了猪倌。第一次有了当”伟大统帅”的感觉，总共统领三十四头猪们。钱国柱本是根正苗红出身城市贫民家庭，但受丈夫株连就被打到猪圈接受改造。

猪倌生涯

    黑龙江嫩江流域的北大荒是块极其肥沃的土地，黑色的土壤种庄稼不用施肥，气候虽然严寒但经常风调雨顺，总能有个好收成。就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有关内农民不远千里，逃荒来这里谋求生存。一垅一二百米长的地，不用施肥，土豆就能收四五麻袋，家家户户种的向日葵也能收到二三麻袋葵花子，市场上卖鸡装在麻袋里，按当地习惯用手抓摸来挑选，才五毛钱一只。不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的经济政策，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农民个体经济和集市贸易被打压，许多农民家徒四壁，生活很是艰难。

    我终于被从“牛棚”里释放出来，被发配到航空护林局局办农场，当起了猪倌，统共管辖了三四十头大小不等的猪们。与我搭伙一起当猪倌的是还在牛棚关押的周尔正处长的老婆钱国柱，周尔正当上处长时才三十多岁，“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儿子”身份被揪出，其实他父亲是个文职人员而且在抗日战争后就已退役，至于钱国柱更是根正苗红，经过组织考察过的报务员，受了她丈夫的株连被贬到农场和我一起当猪倌。

    农场不大，除去局职工的家属生产队外，有场长一名，还有豆腐房二人，喂养奶牛的一名叫张忠良，三十出头一点的人，据说当年“反右派”时刚十八岁，因为为平时爱说怪话，差点打成右派，个人档案里被记为“中右”，控制使用，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挤奶员是二个女的，一个是局里十三级局长的爱人王玉华，另一个是业务处处长马超的遗孀金静宣，马超前巳提到过，自杀留下二儿一女。凭心而论那时高中级干部的家属都很平易近人，也可能都是天涯沦落人，反而生活上还很照顾我们单身。我们也互相照应着。有一次一头奶牛正要生小牛，我们几人整夜守候奶牛边上，怕产小牛的奶牛，产下后看见了自己产下的小牛，就不再让别人挤它的牛奶了。产下的小牛我们偷偷地把它抬到另一间房，一秤有八十来斤重，二十来分钟那小牛就能站立起来。显示自然界的动物具极强的生命力。

    平常我只要有空就跟着张忠良一起放牛，牛在草地上吃草，我们俩就天南地北的神聊起来，因为我们都是入了“另册”的人，顾忌也不是很多。有次一头公牛在野外病了，趴下后不能站立起来，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一旦牛因病趴下后，很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非常可能死在那儿了。我们从老远农场请来一兽医姑娘，开了中药（我第一次知道牛也吃中药），用大脸盆盛，用牛角当勺去喂，抓药熬药喂药折腾了二天，这病牛居然站了起来。张忠良向我透露一个小秘密，原来经人介绍这姑娘“顺便”来看张忠良的，有点来相亲的意思。在旁人看来你一个“中右”与一个农村里比较重要的兽医搞对象，有点高攀了，张忠良却认为一个姑娘家的，成天同牛马猪鸡鸭打交道，还经常要搞配种阉割之类的事，总是很别扭，这相亲故事也就翻篇了。

猪倌趣事一大萝

    钱国柱她人很单纯又很有责任心，出身于城市贫民的她，虽然也有三十多岁，对农活同我一样是一窍不通，个子很小却争着干重活。一天大家正在忙活，她匆匆过来对我说，不好了一只老公猪快把小猪压死了，我边跑边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还正象她所说的情形，但是走去一看，发现躺着的大公猪胯下正压着一只小白猪呢！正待我赶过去解救小猪却发觉我也看错了，原来大公猪下压的不是小白猪，而是公猪自己的大卵子（睾丸），当场就尴尬得哭笑不得，也不跟她解释了，悄悄地离开“公猪压着小白猪”的现场。

    每天喂早中晩三次猪食，平常把猪在野外散养，黑龙江的农村大块大块地都闲着，任猪们闲逛，我试着让猪听懂人话，特别中午喂猪食，我一面敲着铁水桶，一面高喊着“开饭了，都回来吃饭啊！”，于是这些猪儿们就从四面八方向猪圈跑来，快到时祇有小路一条可供通行，猪儿们就自觉一字排开，依然快速向喂食的猪槽挺进，围着猪槽马上就打斗争抢起来，这时候我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我猪司令称霸了。

    最好玩要数给猪妈妈接生了。一般母猪都会生十个以上的幼猪仔，黑龙江北大荒寒冬腊月夜，气温总在零下三十多度，给当作产房的猪圈保暖就絮了大量的麦杆，并不能让猪尿炕，就在半夜把全体猪儿们都叫起来到猪圈外拉屎撤尿，猪跟人一样，深更半夜天冻地寒的都不愿离开暖暖的窝，到外面拉屎撒尿，于是我们就一个个猪圈去轰，轰出来后我就学着狗叫狼嚎，把猪们吓得在小广场顺圈边拉屎尿边跑着，动静很大，也蔚为壮观。

    母猪生产时隔几分钟下一个猪仔，猪仔们出生后生命力很旺盛，十几分鈡后就在猪妈妈身上找到一个奶头吮起来，从此毎个猪仔认准一个奶头，再也不会吃错奶头，就是老母猪翻身时，胸前两排乳头上排翻转成下排，猪仔们重又一轰而上，却还是找到自己早先认准的奶头，吃将起来了。

    随着春天来临，猪瘟逐渐发展起来，会从一只瘟猪蔓延开来。一九六九年前后农村里很少有给猪打疫苗，祇是无知地给病猪打一些青链霉素，有时凑巧治好了几头，但也好几头猪没治好。死了的猪很快被局里职工要了去，根本不怕猪流感，把猪开了膛内脏扔掉，猪肉不管是死猪还是活猪，都成了难得的美味佳肴，那时的百姓太穷了。猪死了有十来多头，为了“革命群众”不怀疑我是故意破坏，我用一小本记下猪的病历、治疗过程和用药打针的情况，反正猪病巨细均有记录，这一小本后来竟成了我“好好改造”的记录。

    养猪场养了二只体型硕大的公猪和几只老母猪，都是为了传种接代，其余猪儿们不分公母，一律阉割。有一头黑公猪性慾特强，圈场内的三五只母猪满足不了它的慾望，于是就跑到邻村寻求配偶，我们称这种行为为“跑骚”。邻近的农村离我们猪场也有四五里地，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少则一二头，多则养猪仔卖的大小也有十来头，这些农民对“跑骚”而来的免费配种的“泡卵子”(种猪爱称)也是欢迊的，这大公猪都会十天半个月跑四五里地去寻骚，那里有吃又有喝，夜晩就躺在那家猪窝，非常自在。我们平常也不找它，时间久了又逢到空闲就套了马车，带上四五个壮小伙去抓捕。一次我赶上一伙人去，还是我赶的马车，我当车老板也有了三五个月的“驾龄”了。

    马车赶到那村庄立马就开展抓捕，我们挨家挨户在猪圏内找，大公猪闲来没事时都找个地方睡觉。我们很快就发现，它见到我们来抓它，猛然一窜冲破我们初次围堵，窜了岀来，它对着围堵人群左冲右突，突然改变速度，又突然改变方向，后来竟弄得我们气喘嘘嘘精疲力尽。大学时我是校足球队守门员，鱼跃扑救动作在应急时还能发挥，围捕人群几次几乎抓到手又被滑脱，一次它窜到我右后，我一个鱼跃扑个提前量，竟在右上角被我把猪脖子抱着，大家又一拥而上把它放倒，并迅速把不粗的绳子用“猪蹄子扣”绑住四个蹄子于一处，又奋力抬上马车，横躺着，还在不断地嚎叫。

    我逐渐对猪儿们建立了浓厚的感情。猪是可靠的，它们没有阴谋，不会出卖朋友，人们说“丑得像个猪八戒”，其实仔细看它们，它们友好地站在你面前时，整个脸部显出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渴望你的抚摸，渴望你的爱抚。但是长年累月没日没夜干着重活，日夜思念的爱人，又在远隔四千公里外的湖南，体力上透支和心理上孤独感就日趋严重起来。

    这猪倌生涯到一九六九年年八月间就戛然中止了，有位锅炉房工人，点名要我去那工作，因为锅炉房是寒冷冬天取暖的关键部门，而那名工人于信臣又是锅炉房一霸，除技术好外还特别能抗上，平时说一不二，还有不少非议“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但是没人敢举报他。我一生中多次受到“提携”或看重，要我到他（当然地位比我高）那里工作。前有中科院沈阳林业土壤所要我留在沈阳工作，后有一九七二年本来我下放农村无疑，却被留下到局子弟学校当老师；移民到加拿大后，有个中餐舘老板娘要培养我做送快餐外卖郎，而十三年前还有个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要我留下做他的研究助手…。然而于信臣对我遭遇的同情，真诚地想使我摆脱困境，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从猪倌变成了锅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