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道縣的紅色恐怖 城頭變換大王旗 隨着一九六七年春夏各地武鬥升級，零陵地區解放軍“支左”支持了由江青點頭的“湘江風雷”，並暗中供給武器，另一派就偷搶武器庫，結果在零陵遠郊的大山深處偷武器時，不慎引起炸藥厙大爆炸，整個零陵地區都被巨大的爆炸聲震驚了，去偷槍的幾十名“造反派”戰士沒有一個活着回來的。各派之間武鬥愈演愈烈，甚至動用達姆彈，一旦被達姆子彈擊中後馬上從體內爆炸，這在國際戰爭法中與化學戰中介子氣，和生物戰中炭疽菌同樣禁止的。就在一次山頭的伏擊戰中，使用這種達姆彈，打得山下的造反派戰士個個頭部和身體開花死傷慘重。 過了不久，城頭變換大王旗，你唱罷來我登場，剛才的在野派隨着大形勢轉變，重新奪取了“政權”，把另一派趕出了氣象局，具體說趕下了山。這派奪得“政權”後就加緊備戰，防止山下的那派人馬復辟，於是每人發手榴彈二枚，動員女性製造內放酼酸的安琣（玻璃）瓶，好在“敵人”來臨進行“肉搏戰”時使用。韻倩不得不拿了二枚手榴彈，並參加製作裝硫酸的安琣瓶。沒過多久，風雲突變，山下那派又“光復”了氣象局山頭，於是這一派還沒有等對方攻上山頭，就這帶着這一派“革命群眾”抄近道逃下山到了長途汽車站，汽車站該時尚為這一派成員武裝控制着，專門接應各處撤到這兒的隊伍，再乘奪來的解放牌卡車向北逃竄，歷時幾天幾夜到了自己的大本營長沙，韻倩也像難民似的跟着逃到湖南省氣象局。 那一派造反重新奪取“政權”後，猶如還鄉團回村，對逃走人員的房間逐個地搜查、破壞和偷搶。把所有房間內的棉被都搶走，把所有的暖水瓶全砸碎。韻倩有件的確涼襯衫，在五十年前還相當稀缺昂貴，也不翼而飛。韻倩的母親曾給她一個銀元，上鋳有袁世凱的頭像稱銀元為袁大頭，有孫中山頭像的銀元稱小頭，幣值略低於大頭，韻倩丟了袁大頭後也逐漸淡忘了，不料在二年後的一九六九年，全國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這袁大頭又出現在造反派手中，把這袁大頭按在了另一個他們要打擊的地主子女的頭上，說此人藏着袁世凱就是妄圖復辟，讓我們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任憑韻倩說明這銀元是她所有，造反派根本置之不理。韻倩有本照片簿，保存不少談戀愛時我給她拍的並放大的照片，都散落一地還留有踩過的腳印，有幾張被撕破，後又悉數貼在牆上公開展覽（這大概是為我開的唯一的一次“人像攝影作品展”），大標題“看這資產階級臭小姐”。“文革”後我花了好長時間象修䃼文物一樣，把這些珍貴的照片修䃼起來，但終究達不到原版那樣有神韻了。 “反革命分子”家屬 韻倩說他們單位從“文革”起到目前，即到一九七零年初已經揪出“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壞分子”等有十六人之多，竟然佔小小的零陵地區氣象局三十多職工的一半以上，有一半以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這聽起來是多麼誇張。其中有一人是他們氣象台台長，剛一解放就參軍，轉業後就任氣象台台長，對我黨可以說是忠心耿耿的。在“文革”前幾年，一次雨天，在室內上民兵的訓練課，講解步槍如何三點一線對準目標，在大辦公桌上比劃着，一不留神就把目標指向桌子那一頭玻璃板下的毛主席頭象，事情過去了，人們根本沒記着。“文革”開始後，對立派就抓住此事，把“現行反革命分子”畢昌國揪了出來，又從搜查出的“反動曰記”中“發現”許多對社會主義不滿的言論，比如夢見毛主席游泳赤身裸體在岸上親切與他交談等等等等。結果被判了十八年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平反出獄，當時已在牢裡渡過了十二年鐵窗生活。 韻倩在二派鬥爭中雖有傾向，但一直當着逍遙派，直到一九六八年春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我所在單位造反派關於我被揪事發函零陵氣象局，請氣象局革命組織，強令韻倩交出我“藏匿”在她處的“反動日記”等“黑材料”。一時間韻倩由“革命群眾”變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屬，革命群眾就把大字報刷滿了她房間外整面牆上，窗戶都糊滿了。與此同時，“革命群眾”爭論起要不要把韻倩也作為“階級敵人”揪出來，結果還是不揪省得麻煩，揪出來對掌權那一派打擊對立派沒有意義，況且韻倩往日裡與大家關係也還不錯。既然已是反革命分子家屬，哪一派都不能參加了，但那一派的命令都得聽，祇能提漿糊桶幫着刷大字標語大字報了。 血染道縣 殷紅瀟水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全國武鬥風越演越烈。韻倩在零陵地區的瀟水水面看見從上游的道縣漂浮下來三五人被捆綁一起的屍體，有的被卡在岸邊的石頭縫中，屍體己由於殺戳被弄得面目全非了，加上幾天幾夜的河水浸泡，腹中的五臟全被魚掏空吃掉了，污染了的瀟水一片一片殷紅，一時間都不敢食用。後來消息傳來，瀟水上游的道縣發生了大規模屠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及其子女，由於公報私仇有上千個“貧下中農”也慘遭殺害。瀟水沿岸所見成串屍體，都是慘遭殺害而推水中任其漂浮流向下游，更有甚者把活人縛成一串首綁上大石頭推入水中讓他們活活淹死。 八月十一日道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召開全縣各區、公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部署搶收搶種任務（簡稱“雙搶”），並傳達了“八·八”搶槍事件中縣武裝部、縣公安局槍支彈藥被搶情況。熊炳恩稱：“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人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在八月十一日的這兩個會議結束後，各區、公社即分別開始布置針對四類分子的鎮壓工作。在工作中，自殺害朱勉後，隨着鍾佩英一家三口被害，對四類分子的亂殺行為開始在全縣蔓延。同時，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干，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個時間裡，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八月十七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外地回鄉或來本地工作人員遭迫害情況： “各個村頭、渡口，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着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異常，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分？”查路條，搜身，盤問，隨便捆起來刑訊逼供。”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免於被殺。”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二十二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其父蔣勛，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一九四九年後在道縣當教師，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此時被開除回鄉，與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次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裡面。蔣曉初跑到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那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也被關起來。” “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線，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民兵聶XX不耐煩了，衝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蔣曉初的頭顱，接着又砍下蔣曉中的頭顱，屍首被踢進河中。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這樣那樣的問題，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與蔣曉初一樣遭到殺戮。” 而韻倩和我都認識的一名女大學生李烈貞旁證了上述的描述。她畢業於瀋陽的中科院林業土壤研究所的林業土壤學院，一九六四年被分配到遠離自己家鄉內蒙的道縣氣象站工作，長年過着夫妻分居二地的生活。一九六七年八月道縣及周圍地區殺人風潮開始之際，他們單位造反派頭頭偷偷地告訴她，叫她儘快逃離道縣，因為他不能保證出身地主家庭的她生命安全，於是當日就逃到零陵氣象局。因為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間我在瀋陽林業土壤所森林氣象室工作過，學森林氣象專業的她與我有過交流。自然分到道縣與同屬氣象系統的韻倩認識了。她就向韻倩敘述了道縣紅色恐怖的情形，過一天驚恐未定的她繼續北上逃亡，到內蒙愛人那裡去了。 道縣大屠殺期間不少逃出虎口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紛紛到縣公安局要求把自己逮捕，以避免在獄牢之外遭殺戳。但是公安局以政策沒有這條為由，拒收這批沒有犯法的無辜百姓，卻放任同樣政策沒有這一條（任意殺人）大屠殺狂潮席捲整個道縣地區。 根據《血的神話》的記載，湖南道縣大屠殺，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歷時六十六天，共死亡四千五百十九人，其中被殺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迫自殺三百二十六人，有一家九口人全部被殺。受道縣殺人影響，全零陵地區（含道縣）非正常死亡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殺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迫自殺一千三百九十七人，全地區直接或間接殺人兇手多達一萬五千零五十人。有大隊居然還敲鑼打鼓向公社“報喜”，說本大隊殺了多少多少“四類分子”。 殺人手段可以歸納為十種： 1.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2.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4.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5.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里，故又稱“下窖”) 7.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8.繩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燒(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和嬰兒) 本文部分選自“人民公射”的博客，原題為《1967年道縣大屠殺駭人聽聞青年婦女集體輪姦後殺害》。此文在2015年千4月在萬維網上曾刊登過，為了讀者查閱方便，作為本文的附錄再次收錄在本人博客上。有部分選自《維基百科》的《道縣事件》條目中，該條目詳細而客觀地記述了大屠殺的發生的起因、組織領導（包括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殺人任務與指標、殺人現場會）、殺人酬勞、殺人範圍、主要殺人手段、殺人實例、其他罪行、結束、處理。 事件發生後由零陵軍分區上報到湖南省軍區，再由省軍區上報到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下達指示：“要文斗，不要武鬥”，中央文革小組原本就是全國範圍奪權武鬥的始作俑者，假惺惺的派人調渣，後就不了了之。 殺人兇手無人賞命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零陵地區有關方面曾先後對道縣殺人事件作過兩次處理，但處理不力。文革結束後，被害者親屬成群赴北京嗚冤。 一九七八年冬，零陵地委書記鄧有志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了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地區聽取道縣殺人情況的匯報，並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 一九八二年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其堂弟在殺人事件中被殺）回故鄉時，對道縣殺人事件作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一九八四年五月起，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兩級抽調1389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兩年，做了大量調查處理、安置撫恤工作。 最後處理情況如下： 1.對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隊、生產隊的殺人策劃者和兇手作出了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等黨紀政紀處分，無人為殺人賞命，一張黨票可以抵命，就是依法治囯的謊言！ 2.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逮捕，並判有期徒刑。如關有志、袁甫禮。 3.對那些謀財害命者、強姦輪姦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兇手情節特別惡劣者、上級明確制止殺人後仍然成批組織殺人者逮捕法辦，追究刑事責任。 一九八五年九月中旬，道縣一百零二個遺屬到北京上訪，先後去過國辦信訪局、中辦信訪局，到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試圖進去新華門時被中央警衛局勸退。第二天，美國之音報道了此事。十月上旬，八十四個遺屬進京上訪，通過當時在北京工作的道縣籍政府工作人員得知了胡耀邦的住所地址，聚集在胡耀邦住地附近堵塞交通達四個小時。十月下旬，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毛致用召開會議，專題研究處理零陵地區殺人遺留問題，當負責人匯報當時道縣主要領導沒有採取措施制止殺人時，毛致用站起來說：“一定要處分XXX，不然遺屬有意見，上訪穩定不下來。” 日本侵略者在二戰時屠殺了大量中國國民，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謝罪之民族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以色列人對納粹分子的追蹤至今還未停止過，不管逃到南美還是天涯海角，不管納粹分子屠殺成百萬猶太人已經過了七十多年。而在“文化大革命”犯下濤天罪行，屠殺了無數無辜百姓的兇手和他們的幕後領導者，今日何在？ 當韻倩給我講述發生在周邊的一場屠殺事件時，這遠非“鼓盒而歌”那種哲學意義上的悲歌，我真正地震驚了。中華民族數千年內鬥不止，我們的民族是個活該遭到殺戳的民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僅僅是暴露其劣根性最徹底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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