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6日，娜塔莎和她的婆婆前往莫斯科中心特维尔区的布特尔卡监狱（Butyrka），去探望她的丈夫谢尔盖。她们为谢尔盖带去的包裹里是茶、糖、饼干、面包和胡萝卜，希望补充他在监狱里的饮食。当她们在监狱的小门前想要把包裹交转给谢尔盖时，监狱的一位女官员突然说：“无法转交了，今天，他已经走了。”

谢尔盖是一名俄罗斯的会计师，说话细声细语。近一年前，他被警方拘留，原因是他曾揭发了一起涉嫌一亿五千万英镑的FB丑闻，而现在，他死了。

有着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俄罗斯名字的娜塔莎，是一位黑发、娇小的美女，她与谢尔盖在高加索的高中时便是一对情侣。1998年，在娜塔莎追随谢尔盖来到莫斯科工作的4年后，他们结婚了。

娜塔莎说到当时的情景：“我们在登记处办完手续，他接着去上班，而我回家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在一起的岁月真好，生活很幸福，而且，谢尔盖还是一名总能获得莫斯科音乐学院季票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我们是个完美的组合。”

“一切都很完美，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刻。”娜塔莎回忆：“他是个可怕的工作狂，但他从不在家里说工作上的事。事后我才意识到，他有时看起来很紧张，但他不善于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烦恼。”

曾经是法务主管的娜塔莎哪里会知道，谢尔盖已经被深深卷入了俄罗斯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案中。

被捕当晚，谢尔盖对娜塔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担心，我明天就回家了。”他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相信，自己的清白总会被证明。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正直人品充满自信的人。

但事后，娜塔莎终于明白：“没有人是安全的。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丈夫身上，为什么有一天就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两人一直是一个堡垒，我们的婚姻、家庭就是我们的生命。但那一刻，我的世界和我的信仰体系彻底瓦解，堡垒塌陷了。”

传统上，人们被送进监狱一定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但37岁的谢尔盖却未经审判便被关押了近一年，最终死于残酷的殴打，以及胰腺炎未得到治疗所引发的急性心力衰竭和中毒性休克，而这一切，皆因他所揭发的这桩大规模欺诈行为，涉及到了一系列税务官员、执法者、司法者、银行家和黑帮。

他死于本该获释的一周前。他的死宣告了那些对既得利益者的调查从此终结。相反，2013年初，针对他本人被控“帮助他人实施逃税计划”有罪的诉讼却在充满争议中开庭。此前，谢尔盖的家人不承认由国家指定的律师进行辩护，之后的辩护律师尼古拉则对诉讼程序提出诸多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指控、检察官拒绝查阅一些文件，包括所有申诉都被无理驳回，等等，法官休庭至2013年3月27日，再次开庭的结果是，在他死后三年多被缺席审判。法律认定：死后的谢尔盖有罪。与此同时，俄罗斯警方放弃了对他2009年在狱中死亡的调查。

娜塔莎说：“谢尔盖死后，我几乎成了机器人，麻木地工作并照顾我的两个儿子。但这个遗留案子的再次开庭，给我带来了一波新的恐惧，我从麻木中警醒，开始考虑我自己和孩子的将来。”

早在开庭16个月前，对谢尔盖的调查就已经开始，娜塔莎说：“没人知道我们是否已被监视、跟踪，包括电话是否被监听……我被曾带队调查谢尔盖的那个调查员请去问话。这是一种你无法拒绝的邀请。我非常害怕，感觉自己都快疯了。时隔48小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也不记得自己的感觉，只是一片模糊。”

2012年9月，已经41岁的娜塔莎被迫逃离俄罗斯，搬到了伦敦，但她说：“即使在这里，我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娜塔莎对着记者，用她那抑扬顿挫的英语讲述着普通的故事：喜欢简-奥斯汀，一定要为自己的小儿子找一所好中学……对她而言，案件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已引发国际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是她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娜塔莎至今还常常沉浸在当年丈夫被捕的细节中：“我想，2008年11月他们抓他，是为了吓退他。他们上午11点前就来了，一直搜查我们的房子，直到当晚10点。他们带走了每一片纸，甚至小男孩在废纸上画的图画。”“我因为得陪着儿子，不能看着他离开。谢尔盖临走前对我喊着，他第二天就会回来。”

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由于被禁止探视和打电话，娜塔莎再没能和丈夫说过话。谢尔盖唯一留下的，是一本监狱日记，其中讲述了监狱里的恶劣状况：令人震惊的过度拥挤，有时不得不单脚站立；零下的温度；缺乏洗涤和厕所设施，等等。他在日记中承认了他不会告诉娜塔莎的事：他的健康状况正在严重恶化，因胰腺炎而瘫痪，甚至难以在床上翻身。监狱里没有病房，那些在监狱中关押的有政治犯、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和有暴力倾向者……

2009年6月，娜塔莎才终于在一次出庭中，从公众席上再次瞥见自己的丈夫。娜塔莎记得：“他留着胡子，很瘦，但他在笼子里微笑着向我挥手。我们不能说话，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对方。我感受到了太多的东西：怜悯、痛苦、恐惧和喜悦，但最重要的是：没有公正。直到今天我仍然有这种感觉。”“谢尔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让他走出监狱，他写了几千份申诉文件，以此证明拘留他是非法的，但他几乎无法在法庭上发言，只要一开口，就被粗暴制止。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投入了所有的力量，试图让他回家，但我们失败了。”

2009年10月，也就是谢尔盖死前的一个月，娜塔莎莫名其妙地获得了唯一一次探视的机会：“那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我以为我可以触摸到我丈夫，但我们被关在两个相隔3米的塑料间里，仅能用电话通话。我很想握住他的手，但我不能。”“他看起来很疲惫，但我想，他只要再坚持几个星期就好了，因为下个月就是被捕周年纪念日，他没有经过审判，所以没有理由继续关押他。”

2009年11月12日，法院举行了听证会，娜塔莎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当局想把他继续关起来。我可以看出，我的丈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两个小时的听证会，法官延长了他的拘留时间。谢尔盖看起来很绝望。”

四天后，娜塔莎陪伴着谢尔盖的母亲去监狱，等待她们的，便是本文开头时的一幕。

娜塔莎家人要求进行独立尸检，但被拒绝。甚至在葬礼之前，谢尔盖的遗体也没有从拘留所中释放出来。在安葬的前几分钟，他的母亲撕开了盖在他身上的白色蕾丝毯子：他的双手不是祷告时的相互紧握，而是攥成了拳头，在殡仪馆的浓妆艳抹之下，还能看到深紫色的伤痕……

娜塔莎说：“初到俄罗斯时，我还是个少女。这里让人感到新奇和光明，尽管并不完美，但在莫斯科中产阶级的生活中，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就不会受到伤害。谢尔盖也总是这样告诉我；他是个诚实、严谨、公正的人，他决不会去触碰犯法的客户，更不会自己犯法。不幸的是，我们都错了。”

让我们回退到故事发生的背景之中。

1996年，俄罗斯尚未从苏联解体的阵痛中苏醒，但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已然掀起。在时任总统叶利钦的主导下，原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开始以低廉的价格私有化，少数俄罗斯权贵分享了这场瓜分盛宴，摇身一变，成为经济领域的新寡头。

此时，一位美国人、但在英国担任基金经理的布劳德（William Felix Browder）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跃跃欲试。当时，大部分西方资金认为这个游戏风险太大，不愿去趟这个浑水。但布劳德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地道的社会主义拥趸者的红色家族，自认为对曾经的苏联十分熟悉，因而比别人更愿意冒险。1996年，他成立了“冬宫资本”（Hermitage），携2500万美元杀入俄罗斯股权市场。当时的俄罗斯，寡头横行，无法无天，正值所谓的“狂野东方”时期，一波又一波的收割急速席卷着俄国人积累了上百年的财富。布劳德收获颇丰，仅两年，他的股权投资就成长到了10亿美元。

但好景不长，残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布劳德那颗红色的心。1998年他发现，他所投资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大型石油公司等数个大型企几乎都存在严重的管理腐败和公司渎职行为。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减小被侵害，布劳德天真地认为，要对这些黑暗面说“不”，正可谓是典型的“得了便宜卖乖”。他公开为股东维权，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把那些“潜规则”一一抖出。如此所为，这些属于“断了寡头们财路”的节奏，他人岂能让你得逞？

结果可想而知，布劳德开始“走麦城”，先是被自己投资的公司起诉“非法转移资金”，随后又被指控逃税、洗钱，2005年俄罗斯税务部门干脆直接封了“冬宫资本”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同时查封了他的全部财产，他本人则被安上了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罪名，被政府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他奋斗十年的财富顷刻便被洗劫一空。

布劳德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便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35岁的专业会计——谢尔盖，欲为自己证明清白，于是主角登场。只是令布劳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动导致谢尔盖送了命。

谢尔盖的最大优点，就是极具职业操守。他在审计“冬宫资本”账目时候发现，被以“逃税”名义查封的资产，居然被俄罗斯官员重新注册，然后以三家冬宫控股公司的名义伪造退税申请，总计退税2.3亿美元（折合1.5亿英镑），而莫斯科的税务局几乎闪电般就批准了退款。至于这笔钱去了哪里，没人知道！而且他还发现，这种操作手法还挺普遍，如此，大量的合法财产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轻而易举的转移，不知去向。

在谢尔盖找到证据后，“冬宫资本”提起了诉讼，旋即被新闻界曝光，俄罗斯官场为之震动，代理“冬宫资本”的谢尔盖多次遭受死亡威胁，连他的律师都建议他尽快离开俄罗斯，一个外国老板的事，何苦搭上自己的性命？然而，倔强的谢尔盖坚持自己的职业伦理原则，他选择了与对手“死磕”！

结果，终于酿成了悲剧！

2009年11月，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下令进行彻查，至2009年12月，便有20名监狱高级官员因该案被解雇。2011年7月，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初步承认，谢尔盖的死是因为监狱当局限制了对他的医疗服务，同时还对两名为他治疗的医生刑事立案：克拉托夫医生面临5年监禁，利特维诺娃医生3年监禁。但2012年12月23日，两名医生均被无罪释放。

谢尔盖之死让布劳德深感愧疚，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一条命仅换来俄罗斯官方“罚酒三杯”——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处罚。直到此时，愤怒的布劳德才想起了自己曾经厌恶的资本主义祖国。为了伸张正义，他回到美国开始了不懈的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最终产生了一个结果：2012年12月，美国国会两党通过、时任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一个法案，即《马格尼斯基法案》（Magnitsky Act），它正式名称是《2012年俄罗斯和摩尔多瓦杰克逊-瓦尼克废除和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法治责任法案》（Russia and Moldova Jackson–Vanik Repeal and Sergei Magnitsky Rule of Law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12）。法案的核心要点是：禁止以国家或体制之名施暴的有关人员拥有美国签证和资产，并禁止使用美国以及和美国有关的银行系统。虽然法案似乎是针对性极强的普通法案，但由于其开创了制裁“个人作恶”的先河，因而具有极大的延展性，在全世界引发了蝴蝶效应。

2015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参议员本·卡登在2015年1月提出将法案从俄罗斯扩大到全球范围，即法案的全球版本：《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2015年12月1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16年12月23日附加于年度国防授权法中成为法令。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违反人权及国外显著腐败人士实施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冻结并禁止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近年来相继有英国、瑞典、法国、加拿大、德国、荷兰、丹麦、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已通过本国的《马格尼斯基法案》。欧盟也在2019年3月通过压倒性通过决议，敦促全部28个成员国都要制定类似问责法。

而谢尔盖，全名为谢尔盖.马格尼斯基（Sergei Magnitsky），一位勇敢的、为正义战斗到死的70后。

之后，娜塔莎如此说：“我的希望是，即使在俄罗斯没有正义，我们也会在它之外找到正义。而对于我的丈夫，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的原则和信仰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