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蒋国辉 西师附中初 66 级 3 班同学，1969 年上山下乡，1972 年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 年考入大学，1987 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着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语言的起源和语言相对论》。

中学时代，我苦苦追求“诗和远方”。

中学时代，从懵懂的少年成长为充满憧憬、青春勃发和渴望知识的青年，每个人都应该有很多值得珍视和回味的生活经历。但是，在那个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年代里，还碰到了一位决心将阶级路线贯穿到她管辖范围内的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班主任老师，我的中学生活基本上被扭曲了，以至我从文革开始脱离班集体以后，就一直刻意让自己忘记曾经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1963 年，全面贯彻阶级路线之前，我侥幸考入了西南师院附中这所重庆市的重点中学，也是北碚区最好的中学（后来我妹妹就因为贯彻阶级路线，失去了报考附中的资格）。入校不久，贯彻阶级路线全面铺开，我成了一名被打入另册的学生。之所以被打入另册，不光因为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和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的家庭，那时是敌人。但当时我并不知道。

我在小学的时候，一直被老师们公认为品学兼优，年年评为三好学生，加入少先队后，手臂上别着的臂标从一道杠上升到三道杠。作为少先队的大队旗手，那时，但凡参加游行或什么大型集会，我都举着大队旗走在全校队伍的最前边；每逢重大节日，学校召开庆祝大会，司仪在主席台上庄严宣布：出旗！敬礼！礼堂里学生们起立举手行队礼，

“万众注目”之下，我举着旗子，左右两边是护旗手，星星火炬随着红旗在头上猎猎舞动，大小队鼓雄壮有力地敲响……那个时候，除了有些小得意，内心也充满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扬帆远航的激情。只是，我一心一意奔向“诗和远方”的道路，进入中学就“此路不通”了，无论我作怎样的努力。

我考入附中，小学时期的成绩和品行都是我的硬指标。可是到了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时候，有着复杂的家庭背景，就算老师们对我印象不错，也无法让我继续呆在无产阶级的正册里。

开学那天，因为要住校，父亲把我送到学校，顺便见了我的班主任李老师。李老师是父亲教过的学生，见到我父亲她很谦恭地叫老师，还说她知道我在小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到了中学肯定也不会差，请老师放心，她会将我照顾好。也许因为李老师不是党员，没有资格查阅学生档案不了解内情，就指定我担任了班长。担任学生干部于我原是轻车熟路，工作起来和老师配合到位，那段时间李老师经常在朝会和晚自习时点名表扬我。

入学不久的某个晚上，我睡觉时从上铺摔了下来，几个脚趾全部骨折，老师允许我回家医治，一个月后我的伤还未愈，就提前返回学校。此时我发现老师的态度反转了，她开始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因脚伤痛不能参加课间操，她指责我身为班干部不带头参加锻炼；劳动课不能干重活，她批评我不想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每天晚上，我的脚伤按医嘱仍需热敷，熄灯后不能按时睡觉，她又说我自由散漫，不遵守学校作息制度，等等。后来在“文革”中学到一个成语，知道了李老师的所作所为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某一天，她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宣布撤销了我这个班长。

撤销班长是我自进入小学以来从未受过的打击，我还在内心拼命检讨自己，根本想不到，这不过是一个开始。

也许那时父母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深刻理解了政治身份的重要性，我刚刚考上中学，他们就对我提出了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的希望。我在进校后的第三天，距离入团年龄还需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时候，就向班主任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的这一举动并不仅仅是因为父母的要求，那时的我，思想单一纯净 ——没有正统教育之外的任何“杂质”，崇拜革命英雄，向往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靠拢组织争取进步也是发自内心的迫切愿望。新生中这么快就有人提出了入团申请，李老师接到我的入团申请书时，相当诧异。

我满以为入团会跟小学入队一样畅通无阻，像我这样一贯要求进步的学生，团组织不会拒绝我。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和自信。

接下来的事实无情地嘲笑了我的天真，浇灭了我的激情。

整整三年，不论我怎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改造思想；不论我怎样向工农同学学习，走革命化的道路；也不论我怎样向组织靠拢，努力争取组织的认可，时时事事处处在灵魂上解剖自己，从肉体上折磨自己，不断地批判自己的家庭、父母，唾骂自己的祖父外祖父，团组织的大门都始终紧闭。

三年里，从我们班第一个学生入团到我们毕业，我为争取入团都有点神经兮兮的了。每过一段时间，只要看到辅导员或团支部书记找人谈话，又看见某人拿《入团志愿书》在填写时，心里就是一阵阵慌乱，慌乱之后开始幻想，下一个可能就会是我了。可是下一个永远没有轮到我。

眼看班里的同学(都是“红五类”出身) 一个接一个入了团，内心十分焦虑，反复比对也看不出我落后在哪里：学习成绩我名列前茅，文体活动我积极参加，各种劳动我争抢最重最累的干……但依然看不到组织发展我的迹象，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检讨自己，“找出差距”。我天真地、虔诚地、执着地见天写一篇“学习心得”，作一番自我检讨，交给辅导员。

当时的辅导员是高中的团员学生，由校团委派到每个初中班，“帮助”小同学进步、入团。我的心得由辅导员审查，并鉴定我的思想改造是否彻底，写几句评语返还给我。辅导员在我心中很神圣，每次拿到评语我都如获至宝，一遍又一遍地看，在字里行间仔细搜寻有希望加入团组织的暗示。每当班上有人入团，我都要写一篇体会，赞扬同学，贬低自己，寻找差距，提出努力方向，向组织表达决心。

后来，班里两个西南农学院的子女相继入了团。万分沮丧的我同时又很纳闷，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也是西南农学院的教师，为什么相同的教师家庭子女却享受着不同的政治待遇？询问过后才知道，教师和教师确实不一样。我的父母不过是普通教师职员，他的父亲却是某个系的党总支书记。总支书记按当时的阶级阵线划分，属于“革命干部”，是红五类，入团乃天经地义。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院一级领导。

西师西农两所大学的院一级领导，多是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转留地方的“南下干部”，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是红色的。

我和他们的差距不止一个两个数量级，那是我无论做什么样的努力都无可变更的源头上的差距。

到毕业前夕，班级一个大家公认的小泼皮无赖竟然也入了团，受到强烈刺激的我，突然再也不想编造“心得”，毅然决然把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心得”和“表决心”，标上了休止符。

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中小学生也以阶级为准绳划分为不同的阵营。

中学期间，我一直处在“阶级斗争”的漩涡当中，一方面被别人斗，倍感压抑倍觉委屈；另一方面也同自己斗，想挣扎出被别人强加的那个阶级阵营。现在看来，我为了入团的种种行为举止，几乎就是精神、肉体的自我摧残，可那时的我却把这一切看得非常神圣。

为了向工农同学看齐，中学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盛夏还是隆冬，我都坚持打赤脚。

我们班的学生多是天府煤矿矿工子女和学校附近的农民子女。那个时候，工农家庭收入不高，子女又比较多，许多家庭都非常贫困，所以班里同学不论男女，打赤脚的是绝大多数。工农同学因家庭贫困真的没有鞋；非工农同学则和我一样，是用艰苦朴素的实际行动争取在各个方面向工农同学靠拢。

盛夏季节，打赤脚坐在教室里比穿鞋舒服，凉快。可是在户外阳光直射的地方，估计温度会超过摄氏五六十度，赤脚踩在地上，有将被烫起燎泡的体感。为减少受伤的机会，走路的时候先瞄准一块树阴或长着哪怕只有几棵草、勉强能放下脚的地方，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站在不烫的地面上让脚缓过劲来，同时寻找下一个“安全地带”，再跳。

隆冬季节，接近零度的气温，早上从热被窝里出来，咬紧牙关把脚放在冰冷的三合土地上，那真是彻骨的冷。教室里的水磨石地面，比寝室三合土地更冷，两只脚几乎不敢放在地上。但双脚不沾地的坐姿不能持久，只好轮流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取暖。双脚由冷到痛，再由痛到麻木……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不知道那时的自己是怎么熬出来的。

工农同学，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同学从小打赤脚，脚底早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一般的小石子他们踩上去跟没事一样。我进入中学后才开始练习打赤脚，离开了鞋的保护，双脚被硌被烫被冻到伤痕累累。自小习惯了打赤脚的同学，脚上皮肤黑红，脚背肉厚，五个脚趾岔开。

我的脚从未这样直接裸露着跟大自然亲近过，刚刚脱掉鞋的时候，惨白的皮肤上显露着一条条青筋，五个脚趾紧紧并拢，一看就是长期穿鞋的“小资”脚。

我确实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距很大，真心为自己双脚羞愧不已，所以每天一出门就有意把泥尘往脚背上抹，坐在教室里，一边听课一边反复往脚背上抹尘土。这样，到课间操时，一双裹满尘土的脚就跟工农同学相差无几了，有这样一双脚走出教室，我心里才有了踏踏实实的感觉。经过三年的修炼，我的双脚形状虽然没有很大的改变，但颜色已经成了与工农同学完全相同的黑红色，因此，我对自己的改造成果很满意。

那个年代，一切都围绕着“革命”在运转。而划分“革命”或是“被革命”的标志，是血统。虽然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虽然也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但这些在实践中基本行不通。一般的情况是，“红色血统”的人，革别人的命；“其他颜色血统”的人，被别人革命，孩子也不例外。“其他颜色血统”的人，没有一个不想更换自己血液的颜色，但更换血液颜色不是简单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可以完成的，那是一个需要承受痛苦的过程，一要坚韧地承受别人冷酷地革自己的命，二要自己残酷地革自己的命。这是那个年代留给我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在这样的氛围里，工农同学们对自己的血统和由血统带来的革他人命的权利有了空前深刻的认识，因此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他们认为有效的方法，来革我们这些“非工农同学”的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那是什么呢？就是使那些被革命的人难受、痛苦。那时，我的洗脸盆常常被倒上满满一盆漂浮着污垢的脏水；洗脸的毛巾被人拿去揩脚，之后扔在我的床上；洗干净晾在绳子上的衣物被人扯下来扔在地上，再踏上几个黑色的脚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所有的革命行动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饭堂里的那种“革命”。

当时中学生的口粮定量是每月三十二市斤。十几岁的少年，正值长身体阶段，在没有更多其他副食品补充的条件下，饭量是很大的，尤其又经历了长达三年的饥饿，肚子里几乎没什么油水，就算按定量吃足，也不见得能吃得很饱。这种情况下，工农同学们再采用一些革命手段巧取豪夺，我在那些日子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半饥饿状态之中。

我就读附中的时候，只有一个学生食堂。食堂里有饭桌没板凳，吃完饭之前任何人都不许离开，所以每天吃饭的点儿，全校一千多学生都集中在里面，人声鼎沸。学生八人一桌，一盆蒸饭，一钵菜。每周打一次牙祭——多一碗肉。每天上劳动课的学生帮厨，把饭菜挨桌次分发到位。每张饭桌进餐的人是固定的，分饭由八个人轮值。

学生分饭是用一块竹片把一盆饭划成八块，每人自取一块，值日生把菜分舀到每个碗里。因为定量有限菜蔬油水极少，又没有其它副食品补充，学生们还都处在生长发育的旺盛阶段，多一口少一口人人都会比较计较。为了防止分饭不公，有人想出这样的主意，饭划好后，随意在其中的一块上插一支筷子，然后将盆子用力一转，有些像现在的轮盘赌。盆子停下来后，筷子对准谁，谁就取这一块，其他的人依次拿。这个方法分下来，可以保证基本公平，还可促使分饭的值日生尽量把饭分均匀。

我们这一桌，有我这样一个“革命对象”，他们谁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对付我，当值的人爱怎么分就怎么分。他们抠饭的技巧十分高明，将竹片斜插下去，从面上看每一块大小差不多，被斜插着划出来的那块，就成了倒梯形，比正常分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这块倒梯形永远出现在我的碗里。只有我自己分饭那天才能吃够应有的分量，而每隔八天，我唯一能吃到应有分量的时候，他们端起碗还对我怒目斜视，吃够自己的分量都成了罪过。我是没有资格计较的，告诉老师吧，被批评的依然是我：非工农学生嘛，心思应该时刻放在思想革命化上，每天少吃了几口饭还要同人家工农同学斤斤计较？我只能默默忍受。

我们班与其他班相比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班主任在班会上宣布班规：任何人不准到校外买零食吃，也不准从家里带零食的到学校。她说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还让全班学生互相监督执行。其实，受到严格监控的就是我们几个非工农学生。校外杜家街上，紧靠校门就有一个小杂货铺，几个家庭条件相对好些，且在班里称王称霸的工农同学，经常晚自习期间悄悄溜出去，到杂货铺买零食，回到教室嘴里还吧咂吧咂地嚼个不停。同学们谁也不敢说什么，更没有人向老师报告。只有对我们非工农学生，李老师的班规才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虽然饥荒已过，但当时副食供应还不算特别丰富，一次，我父母碰巧买到了平时少见的米花糖，就给我带了一包到学校。这是违反班规的事，我当然不敢让人看见，悄悄藏在了垫棉絮下边。晚上熄灯后，我跟个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取出来放在嘴里，米花糖很脆，嚼起来动静很大，我不能嚼，只放在嘴里让唾液把它浸软，然后有意翻身、扯铺盖弄出一点响动，借机嚼几下赶紧咽下去。这样的吃法当然不能痛痛快快吃够，仅解馋而已。

只过了两天，一包米花糖还没吃几块。那天下午自由锻炼结束后回到宿舍，当时宿舍里没人，正想趁机吃几块米花糖，一抬头却看见我床上铺盖、枕头连同垫棉絮一起被掀翻了，米花糖已不知去向。我内心立即像打翻了五味瓶，愤怒委屈难过惶恐还有几分心虚。不一会儿，其他的人陆陆续续回来拿碗吃饭，见了我一个个挤眉弄眼，大声挖苦：“我的米花糖呢？”“嗨，米花糖好不好吃？”“要晚上熄了灯躲在铺盖里才好吃呢！”我是被他们搜查过了。那时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也完全没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条件，分明是自己被别人“毫无缘由地打了耳光”，我反倒觉得自己矮了，是自己违反了老师的规定，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任由他们冷嘲热讽。

殊不知，这件事还没有到此为止。当天晚自习的时候，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还没进门，我就看见米花糖放在她的办公桌上，一包米花糖我没吃几块，现在只剩下半包，还有半包被举报我的人吃掉了。李老师大道理小道理，狠狠地把我训斥了一顿，并责令我写书面检查，在班会上向全班公开检讨。那以后，米花糖这个词就粘在了同宿舍工农同学嘴上，几乎每天都要当面讥讽一番，到后来，我一听见“米花糖”，心就发抖。

到了初三，学校允许学生在规定的一日三餐之外，可以自己拿粮票买机动馒头票，我的日子才开始好过了。父母给了我能够每天加一个馒头的粮票，我晚餐时买一个馒头留到晚自习后加餐，再也不会半夜里被饿醒。

其实，工农同学的革命行动都不过停留在物质层面，停留在生活小事上，还有些上不了档次。班主任和辅导员就不一样了，他们的举措是诛心，具有政治歧视的威慑力，让人心惊胆寒。时不时，他们会在晚自习期间突然走进教室，大声宣布：非工农同学出去一下，我们工农同学要开个会。“我们工农同学”经她们这么一强调，我们这些非工农学生立即就灰头土脸了，原本安静的教室瞬间就嗡嗡嗡的，象是一下子挤进来满屋子的蚊子。所有工农同学的目光，子弹一般飞过来将我们洞穿。我们只好站起来低头走出教室，那情形就像电影里戴着高帽子被绑成一串游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即便是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依然会有青山绿水草地鲜花，我的灰暗的中学时代，还是有不少让人愉快的回忆。虽然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大气候下，各科任课老师都不会过分地偏向我们这些非工农学生，但我的学习成绩让他们印象深刻，何况，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李老师，很多老师师德还在，良知还在，正气还在。

比如我们的语文老师陈德维和数学老师谢碧芸。两位老师对那些成绩不好又不努力学习的学生绝不无原则迁就，对学习努力但成分不好的学生，也绝不吝惜表扬。

谢老师上课时评讲数学作业，不止一次地说，我看那些成绩不好的人，有蒋国辉一半的努力，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陈老师每次都把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分析讲评，多次把我的作文推荐给校墙报，我的一篇题目为《炼》的作文，还被送进了校史室保存。两位老师毫无偏见地对待我，给了我继续努力学习的勇气和信心，也让我看到了在入团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希望。相信在那个时代，她们不会没有压力，正因为如此，她们教书育人不畏强权的骨气更加令我崇敬，让我感铭至今。我的勤奋好学和积极上进是不争的事实，老师委托的工作我都能较出色地完成也为大家有目共睹，并且，有一段时间国家又开始倡导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也许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过了一学期左右，李老师重新启用我。最初让我当通讯组组长；不久又让我兼任语文科代表；再后来当了半年学习委员，之后当文体委员直到毕业。

我的初中三年，是从满怀希望到不断失望的心态中度过的。直到毕业前夕，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终于对我实话实说，她说：有你母亲这样众多的海外关系，有你外公这样的直系亲属，你能进入附中这种重点中学学习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可能让你入团呢？虽然我已经放弃了写“心得”和“表决心”，李老师的话依然犹如落在头顶的重磅炸弹，把我一直苦苦追求且充满诱惑的“诗和远方”，炸成了一堆粉末。我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三年来我一直饱受某些“工农同学” 的嘲笑、挖苦、孤立、欺凌和打击，原来班主任、辅导员和知情的团员早就把我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无论我怎样要求进步，向组织表决心，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小丑跳梁而已，只有我自己蒙在鼓里。

文革正式开始的前两个月，我们初中毕业了。可能当时北京已经躁动起来了，四川却平平静静的，一切还按部就班进行着。初中毕业的我们，按规定要先填写志愿表，然后再参加升学考试。我没有填志愿表，却写了一份申请书——坚决要求去农村落户。我这样做的动机有两点：

其一，李老师说我不可能入团的那些话对我刺激很大，无产阶级的“原罪”论就在我头脑里深深地扎了根，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身上有污点的人，继续上学念书，这些污点一辈子也去不掉，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才有可能真正成为“革命接班人”，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

其二，继续单纯天真地接受着当时的某些宣传。从 1959 年开始，一些有“家庭出身问题”的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的青少年，被送到大巴山区南江县的县办农场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也叫知识青年。这些青少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有历史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他们中间不少人像我一样是真心想“改造” 自己。

我的下乡申请递交不久，李老师找我谈话，明里暗里对我去农村插队的申请表示不赞同。而此时，我要求到农村锻炼的意愿已经坚如磐石，我拿出写作文的功夫，又把决心表述了一番，还顺便不指名地点评了李老师和我的谈话。写完后，我送到老师办公室，不等她拿起来看，我转身跑了，怕她再同我讲道理。

两个月后，“文化革命的号角”正式吹响，升学考试取消，我与班主任李老师之争也就不了了之。乱哄哄地闹腾了两年多，到了 1969 年 3 月，我们毫无选择地被上山下乡了。

上传者说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经常封城的重庆江北，某茶楼上，重庆40中、6中老三届同学商量“吃螃蟹”，发起编写《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届同学，主要集中在重庆主城的十余所中学，踊跃参与了“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编。

他们的文章基调与中国老三届精神一脉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风貌，重庆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极强的韵味跃然纸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正式出版。作为《中国老三届回忆录·重庆卷》，置身“中国老三届史”之下，犹如路面上镶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编织的一簇蔷薇，文明的火炬实现了接棒相传。历史需由参与者来书写，《老三届回忆录》就是参与者的亲笔记录，任何试图掩盖历史真相的龊劣行径，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阁，实在可惜。作为回忆录的参与者，我将陆续转载其中的一些文章，预料共鸣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