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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和布魯諾分別是中西方被當局公開殘忍決殺的文化人。方孝孺是中國明朝初期的儒士，在第二世皇帝孝文帝朝任重臣。當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孝文帝攥取政權後，方孝孺因不服從朱棣的命令為其起草上位詔書而被凌遲處死，同時誅殺的還包括門生在內的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還有數千人被牽連下獄或流放。更有門人因為給方孝孺收斂屍體而被誅殺。朱棣不僅從肉體上滅殺了與方孝孺有關的人，在思想上也抹除一切方孝孺的文字。這樣一位與文化人息息相關的“讀書種子”，中國讀書人怎麼能忘記呢？

焦爾達諾·布魯諾是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宇宙學家和宗教人物，他因為相信並宣傳哥白尼的日心學說，被羅馬教庭判為異端，火刑處死於羅馬鮮花廣場。哥白尼的日心學說是與天主教的地心說相對立的宇宙觀。它動搖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天主教教義，開創了以實驗觀察為基礎的現代科學。所以全世界的科學工作者無人不知布魯諾。

比較方孝孺和布魯諾兩個人對了解中西方文化是有意義的。首先，方孝孺和布魯諾分別是中西方文化人的典型代表。方孝孺是位儒士，在朝為官，這是自孔子以降，特別是科舉以來，所有中國讀書人的夢想：學而優則仕，致君堯舜上。方孝孺所堅持的正統思想，也正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內容之一。所以方孝孺是典型的中國讀書人。布魯諾是一位天主教神父，這是當時西方讀書人，特別是羅馬天主教建立以來的讀書人，的主要職業出路，所以布魯諾也是一位典型的西方知識分子。但另一方面布魯諾卻接受了哥白尼基於實驗觀測而建立的日心學說，並進一步懷疑和否定當時正統天主教基於聖經的核心教義，這是現代西方科學的起點和核心。所以比較方孝孺和布魯諾就是比較中西方文化。方孝孺之死是因為他堅守“正統”，歷史也將他尊稱為“正學先生”，重在一個“正”字。布魯諾之死是因為他宣揚“真理”，儘管這個真理在當時被判為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歷史將他稱為自然科學家和自由思想的代表，重在一個“真”字。儘管真正二字經常連在一起使用，但真和正是有區別的，這兩個字的區別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別。以孔子為顯學的中國文化講究“正”，孔子作《春秋》令亂臣賊子懼，就是要確立一個正統，用正統來約束亂臣賊子。為了這個“正”，不惜“為君者諱”，“為長着諱”。“諱”就是不講真實，為了所謂的“正”而犧牲了“真”。所以中國歷史上對當權者阿諛奉承，搞個人崇拜，至今不絕。而西方文化講究“真”，儘管真相有時很醜陋，但堅守真實必能水落石出，最終得到正確的結論。中西方發展歷史也正是這樣，中國早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當較真的科學在西方產生之後，中國就被遠遠拋在了後面。

方孝孺和布魯諾被慘殺的時間點更是意義非凡。方孝孺被桀刑發生在公元1402年7月25日，布魯諾被火刑於公元1600年2月7日，兩者之間相差了近二百年。這兩百年在中西方都是從經典到現代的轉折期，但轉的方向卻截然相反。在西方，這兩百年是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是14至16世紀發源於意大利，在歐洲興起的一個思想文化運動，它產生了科學，帶來了藝術革命，揭開了現代歐洲歷史的序幕，文藝復興被認為是歐洲中古世紀和近代的分界。布魯諾被火刑是以天主教為正統的中世紀最後掙扎。在布魯諾的身後，自然科學迅速崛起，並且成為了社會進步的有力動力，人文主義大發展，人獲得了精神的自由。這些進一步促進了宗教改革和大航海的地理大發現，西方世界一日千里迅猛發展，邁向了自由的現代文明。而在中國，這兩百年覆蓋了明朝的核心階段（從永樂到萬曆年間），這是中國從動盪轉向安定，從開放走向封閉的轉折時期。在此之前中國經歷了近百年蒙古人的紛亂統治，而在此之前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放的的宋朝。朱明將蒙古人趕走了，但並沒有能恢復大宋的開放和繁榮，相反地一步一步將中國引向封閉。這一方面是因為外部壓力，在北方和東北，草原民族（韃靼人，瓦剌人，女真人）不斷地企圖入侵，在西南方少數民族的動盪，加上後來在東南沿海上的倭寇襲擾，都構成國家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是中國漢人相對於周邊國家和民族的先進性在下降。農業技術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已經廣泛普及，而新的文明還沒有興起。朱棣誅殺方孝孺十族所造成的震撼和連帶效應無疑延緩了新文明到來的步伐。史無前例地誅殺的第十族（門生和朋友）知識分子群體，是吸收和創造新文明的主體。對知識分子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誅殺，也就誅殺了吸收和創造新文明的動力。並且這種對於知識分子的壓制隨着明清兩朝的穩定統一延續了下來，造成中國文明停滯不前。以至於到清中期之後中西文明已有了代的差別。

那麼，為什麼東西方會同時在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發生社會轉型？這是因為在此前的一個世紀發生了影響歐亞大陸的蒙古人征服事件。蒙古鐵騎橫掃了從東亞到中歐的四十餘個國家，征服和摧毀了這些地區的原有社會結構，建立起了蒙古人統治的四大汗國。倖免於難的只有西歐和北歐。即便如此，蒙古人的征服也極大地動搖了天主教的統治權威，促使西歐和北歐也發生了社會轉型。所不同的是西歐和北歐是從天主教統治下的中世紀轉向更為自由和人性的文藝復興，而中國和其他被蒙古人征服的地區，由於首先需要臣服或者驅逐蒙古統治者，社會轉變得更為壓抑和暴虐。這種理性和暴虐的區別在布魯諾和方孝孺被殘殺的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布魯諾被處火刑儘管也很殘酷，但它是經過教廷審判的結果，是一個理性的結論。而方孝孺被殘殺的過程則是朱棣作為新當權者為了摧毀方孝孺的意志，當其面一個一個地殘殺他的親人朋友和門生，最後一片一片地凌遲方孝孺本人。嗚呼，這不是理性審判，而是意志較量。縱觀蒙古人征服歐亞大陸的過程，用殘酷的殺戮摧毀被征服者的意志就是他們一貫採用的手法。顯然，這種意志泛濫的恐怖統治模式從蒙古征服者傳遞給了被征服的土地。當我們討論東西方的分野時，其分界並不是簡單的地理範圍，東西方的分界其實就是被蒙古人征服了的東方，和倖免於被征服的西方。

凡是學習西方科學，哲學，和人文學的無人不知布魯諾，因為他代表了自由和科學，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的基石。正如愛因斯坦所說：我更加欽佩他（布魯諾）驚人的智力獨立，使他顯得如同一個現代人，我們都可以與之產生共鳴。他是為人類智力的崇高尊嚴而殉道的人。哲學家羅素也欽佩布魯諾，認為布魯諾的哲學是向現代思維方法轉換的先驅，他是自由思想和人類尊嚴的烈士。相反地，我們現代人卻很難和方孝孺產生共鳴，他為之犧牲的“正統”在今天看來已無足輕重。這是多麼讓人悲涼和無奈呀！而這正是“正”和“真”的差別造成的，“正”是相對的、暫時的；而“真”是絕對的、永恆的。中國歷史上不乏堅持“正統“”正氣“的仁人志士，但他們的光芒卻隨着時代的變遷變得忽明忽暗，他們的歷史作用甚至變得具有爭議。如果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執着精神用在對於“真”的追求上，中國以及人類歷史則會是完全不同的樣子。

當然，這並不是說方孝孺當年追求“正統”不值得。經過元朝蒙古人的統治，當漢人在明朝重新掌握政權之後，對於“正統”的珍視是理所應當的，而作為帝師的方孝孺身體力行也是天下的理想和楷模。可惜燕王朱棣作為鎮守北疆的藩王，長期與蒙古人打交道，其思維和行為都已經蒙古化了。他誅殺方孝孺十族就是蒙古式征服的例證。從這個意義上，朱明趕走了蒙古人，卻延續了蒙古式的統治。這種征服式的統治後來被入關的滿人再次複製，以至於元明清三朝都具有了同一底色，徹底偏離了唐宋開放理性的方向。

今天中國的讀書人都應該知道方孝孺，他被滅十族的慘局就是一面凸面鏡，照出了當時當權者意志泛濫的巨大災難，而逾遠離也逾能從中看到更廣泛更深刻的社會背景。另一方面，今天中國大多數讀書人不知道方孝孺從反面折射出方孝孺被誅十族的影響。如今大多數讀書人都選擇理工科這些求真求實的科目，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為他們的長輩都奉勸年輕人遠離人文學科，政治株連的慘痛教訓在人們心頭還遠遠沒有散去。這對我們思考人生，社會，和國家都有借鑑意義。

【後記】寫這篇文章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遠超預料。開始只是對比兩位我自以為了解的中西方文化人被慘殺的遭遇，深入了解後才知道了他們被殘殺的深刻社會背景，特別是決定了東西方近代發展（也就是國運大交叉）的二百年。許多學者認為這個“國運大交叉”發生在明末清初，是清兵入關摧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將中國拉回到了更為落後的封建社會。但細考中西方思想和社會發展史就明白這個交叉不是單一事件或時刻，而是一連串的大事件和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這個時段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明初，明朝皇權的擴張和野蠻化與西方同時代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大相徑庭。明末黃宗義和顧炎武等人的“民本”思想及“知行合一”的人生觀在二百五十年前的方孝孺那裡就可以看到端倪。但中國人直到清末都未能踐行這樣的哲學。所以，方孝孺為之獻身的豈止“正統”二字？也許更重要的是他“知行合一”的治學觀和對於“正義”的擔當。在這個意義上方孝孺和布魯諾一樣都是殉道者，儘管他們所尋的道完全不同，但精神卻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