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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和布鲁诺分别是中西方被当局公开残忍决杀的文化人。方孝孺是中国明朝初期的儒士，在第二世皇帝孝文帝朝任重臣。当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孝文帝攥取政权后，方孝孺因不服从朱棣的命令为其起草上位诏书而被凌迟处死，同时诛杀的还包括门生在内的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还有数千人被牵连下狱或流放。更有门人因为给方孝孺收敛尸体而被诛杀。朱棣不仅从肉体上灭杀了与方孝孺有关的人，在思想上也抹除一切方孝孺的文字。这样一位与文化人息息相关的“读书种子”，中国读书人怎么能忘记呢？

焦尔达诺·布鲁诺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宇宙学家和宗教人物，他因为相信并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被罗马教庭判为异端，火刑处死于罗马鲜花广场。哥白尼的日心学说是与天主教的地心说相对立的宇宙观。它动摇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天主教教义，开创了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无人不知布鲁诺。

比较方孝孺和布鲁诺两个人对了解中西方文化是有意义的。首先，方孝孺和布鲁诺分别是中西方文化人的典型代表。方孝孺是位儒士，在朝为官，这是自孔子以降，特别是科举以来，所有中国读书人的梦想：学而优则仕，致君尧舜上。方孝孺所坚持的正统思想，也正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方孝孺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布鲁诺是一位天主教神父，这是当时西方读书人，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建立以来的读书人，的主要职业出路，所以布鲁诺也是一位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布鲁诺却接受了哥白尼基于实验观测而建立的日心学说，并进一步怀疑和否定当时正统天主教基于圣经的核心教义，这是现代西方科学的起点和核心。所以比较方孝孺和布鲁诺就是比较中西方文化。方孝孺之死是因为他坚守“正统”，历史也将他尊称为“正学先生”，重在一个“正”字。布鲁诺之死是因为他宣扬“真理”，尽管这个真理在当时被判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历史将他称为自然科学家和自由思想的代表，重在一个“真”字。尽管真正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但真和正是有区别的，这两个字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以孔子为显学的中国文化讲究“正”，孔子作《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就是要确立一个正统，用正统来约束乱臣贼子。为了这个“正”，不惜“为君者讳”，“为长着讳”。“讳”就是不讲真实，为了所谓的“正”而牺牲了“真”。所以中国历史上对当权者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至今不绝。而西方文化讲究“真”，尽管真相有时很丑陋，但坚守真实必能水落石出，最终得到正确的结论。中西方发展历史也正是这样，中国早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当较真的科学在西方产生之后，中国就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方孝孺和布鲁诺被惨杀的时间点更是意义非凡。方孝孺被桀刑发生在公元1402年7月25日，布鲁诺被火刑于公元1600年2月7日，两者之间相差了近二百年。这两百年在中西方都是从经典到现代的转折期，但转的方向却截然相反。在西方，这两百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14至16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它产生了科学，带来了艺术革命，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文艺复兴被认为是欧洲中古世纪和近代的分界。布鲁诺被火刑是以天主教为正统的中世纪最后挣扎。在布鲁诺的身后，自然科学迅速崛起，并且成为了社会进步的有力动力，人文主义大发展，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这些进一步促进了宗教改革和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西方世界一日千里迅猛发展，迈向了自由的现代文明。而在中国，这两百年覆盖了明朝的核心阶段（从永乐到万历年间），这是中国从动荡转向安定，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近百年蒙古人的纷乱统治，而在此之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的宋朝。朱明将蒙古人赶走了，但并没有能恢复大宋的开放和繁荣，相反地一步一步将中国引向封闭。这一方面是因为外部压力，在北方和东北，草原民族（鞑靼人，瓦剌人，女真人）不断地企图入侵，在西南方少数民族的动荡，加上后来在东南沿海上的倭寇袭扰，都构成国家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是中国汉人相对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性在下降。农业技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广泛普及，而新的文明还没有兴起。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所造成的震撼和连带效应无疑延缓了新文明到来的步伐。史无前例地诛杀的第十族（门生和朋友）知识分子群体，是吸收和创造新文明的主体。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诛杀，也就诛杀了吸收和创造新文明的动力。并且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的压制随着明清两朝的稳定统一延续了下来，造成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以至于到清中期之后中西文明已有了代的差别。

那么，为什么东西方会同时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发生社会转型？这是因为在此前的一个世纪发生了影响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征服事件。蒙古铁骑横扫了从东亚到中欧的四十余个国家，征服和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原有社会结构，建立起了蒙古人统治的四大汗国。幸免于难的只有西欧和北欧。即便如此，蒙古人的征服也极大地动摇了天主教的统治权威，促使西欧和北欧也发生了社会转型。所不同的是西欧和北欧是从天主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转向更为自由和人性的文艺复兴，而中国和其他被蒙古人征服的地区，由于首先需要臣服或者驱逐蒙古统治者，社会转变得更为压抑和暴虐。这种理性和暴虐的区别在布鲁诺和方孝孺被残杀的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布鲁诺被处火刑尽管也很残酷，但它是经过教廷审判的结果，是一个理性的结论。而方孝孺被残杀的过程则是朱棣作为新当权者为了摧毁方孝孺的意志，当其面一个一个地残杀他的亲人朋友和门生，最后一片一片地凌迟方孝孺本人。呜呼，这不是理性审判，而是意志较量。纵观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用残酷的杀戮摧毁被征服者的意志就是他们一贯采用的手法。显然，这种意志泛滥的恐怖统治模式从蒙古征服者传递给了被征服的土地。当我们讨论东西方的分野时，其分界并不是简单的地理范围，东西方的分界其实就是被蒙古人征服了的东方，和幸免于被征服的西方。

凡是学习西方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的无人不知布鲁诺，因为他代表了自由和科学，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更加钦佩他（布鲁诺）惊人的智力独立，使他显得如同一个现代人，我们都可以与之产生共鸣。他是为人类智力的崇高尊严而殉道的人。哲学家罗素也钦佩布鲁诺，认为布鲁诺的哲学是向现代思维方法转换的先驱，他是自由思想和人类尊严的烈士。相反地，我们现代人却很难和方孝孺产生共鸣，他为之牺牲的“正统”在今天看来已无足轻重。这是多么让人悲凉和无奈呀！而这正是“正”和“真”的差别造成的，“正”是相对的、暂时的；而“真”是绝对的、永恒的。中国历史上不乏坚持“正统“”正气“的仁人志士，但他们的光芒却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得忽明忽暗，他们的历史作用甚至变得具有争议。如果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执着精神用在对于“真”的追求上，中国以及人类历史则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方孝孺当年追求“正统”不值得。经过元朝蒙古人的统治，当汉人在明朝重新掌握政权之后，对于“正统”的珍视是理所应当的，而作为帝师的方孝孺身体力行也是天下的理想和楷模。可惜燕王朱棣作为镇守北疆的藩王，长期与蒙古人打交道，其思维和行为都已经蒙古化了。他诛杀方孝孺十族就是蒙古式征服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朱明赶走了蒙古人，却延续了蒙古式的统治。这种征服式的统治后来被入关的满人再次复制，以至于元明清三朝都具有了同一底色，彻底偏离了唐宋开放理性的方向。

今天中国的读书人都应该知道方孝孺，他被灭十族的惨局就是一面凸面镜，照出了当时当权者意志泛滥的巨大灾难，而逾远离也逾能从中看到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今天中国大多数读书人不知道方孝孺从反面折射出方孝孺被诛十族的影响。如今大多数读书人都选择理工科这些求真求实的科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他们的长辈都奉劝年轻人远离人文学科，政治株连的惨痛教训在人们心头还远远没有散去。这对我们思考人生，社会，和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后记】写这篇文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超预料。开始只是对比两位我自以为了解的中西方文化人被惨杀的遭遇，深入了解后才知道了他们被残杀的深刻社会背景，特别是决定了东西方近代发展（也就是国运大交叉）的二百年。许多学者认为这个“国运大交叉”发生在明末清初，是清兵入关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将中国拉回到了更为落后的封建社会。但细考中西方思想和社会发展史就明白这个交叉不是单一事件或时刻，而是一连串的大事件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个时段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明初，明朝皇权的扩张和野蛮化与西方同时代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大相径庭。明末黄宗义和顾炎武等人的“民本”思想及“知行合一”的人生观在二百五十年前的方孝孺那里就可以看到端倪。但中国人直到清末都未能践行这样的哲学。所以，方孝孺为之献身的岂止“正统”二字？也许更重要的是他“知行合一”的治学观和对于“正义”的担当。在这个意义上方孝孺和布鲁诺一样都是殉道者，尽管他们所寻的道完全不同，但精神却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