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评传》是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一篇文字，作于1975年。我之读到此文，是因为最近淘到一套《碧血剑》。 《碧血剑》是金庸先生1956年发表的武侠小说（《碧血剑》后记中，他自述是其第二部小说），也是我多年前接触金庸武侠小说最早的一部。 我当年读的金庸小说，除了《碧血剑》，还记得名字的有：《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等等。总之，虽然没有把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一网打尽，但也读了大半。 当年还读过古龙、梁羽生等的武侠小说，然而最喜欢的还是金庸作品。 除了武侠，还读过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字。大约年轻人对于通俗文艺总是比较敏感而好奇吧。 大学毕业之后就基本不读通俗文字了。原因大约是阅读兴趣的转移。虽然后来也看过一些武侠连续剧，不少就是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然而往往遗憾满满，少有看完全剧的。 直到最近，在加拿大的旧书市场上看到这套《碧血剑》，居然是香港明河社于1989年出版的。突然童心大发，买了回来。放下手边其它正在读的中英文书籍，一头扎进金庸笔下明末清初的武侠世界。 必须承认，金庸的小说还是很能吸引人的，其情节之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文字也流畅可读。然而这套《碧血剑》全书864页，小说在736页就结束了，剩下的128页，除了一页后记，居然是一篇《袁崇焕评传》。 《碧血剑》说的是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屈死之后，其子袁承志长大后要为父报仇，打算杀明朝皇帝崇祯、杀清国皇帝皇太极的计划。该书对于袁崇焕的抗清历史略有交代，然而语焉不详。虽然如此，小说还是巧妙穿插了一些历史事实，使得小说的故事有了依托，虚实得宜。 然而《袁崇焕评传》就不同了，实在是根据史料整理了袁崇焕抗清的历史，看到该文占了这套《碧血剑》的近百分之十五的篇幅，可知道1975年时金庸已经对历史很感兴趣，且有许多阅读、分析和评论。无怪乎他晚年还到剑桥研究中国历史。 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中进士后先在福建当个知县，后来被调到兵部当文职，再后来主动请缨去了山海关前线，之后数年因军功直线升官升职。崇祯二年，清军大举围攻北京，袁崇焕与崇祯在打法上有不同意见。崇祯在兵临城下之际，将袁崇焕抓起来。八九个月后，清军撤退了，袁崇焕被罗织罪名千刀万剐而死。 《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很用了一些功夫，仔细梳理了袁崇焕的故事，对于明末自万历以来的政治黑暗、皇帝昏庸，朝臣和宦官腐败无能，而袁崇焕及少数几个奉命抗清且知兵的将领虽然献计献策，殚精竭虑，却被皇帝、朝臣拖后腿，最终都是功败垂成。 在《碧血剑》之后记中，金庸说自己《袁崇焕评传》一文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两个人性格的冲突”。然而细读《袁崇焕评传》我看不到金庸的这一论点。或者说，即便有所提及，我感觉也不是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还是“制度”！《袁崇焕评传》中金庸说：明朝文官指挥军队的制度是问题，因为除了袁崇焕等少数文官之外，大部分文官不懂军事。金庸还说：权力集中于皇帝的制度也是问题。金庸还说：袁崇焕的悲剧不会发生在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 事实上，正如金庸在该文中指出的，明朝其实还是除了不少能干的将军或军事家的，万历年之后就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数人，然而他们几人的命运都是一样：或者被杀，或者被罢免。有良将而不用，责任在当权者；而权力集中于皇帝，所以皇帝责任最大。 皇权专制制度之下，有能力的朝臣和将军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做一番事业，运气不好的时候就是罢官砍头甚至夷族。而最倒霉的是底层民众，如鲁迅所说，从来就在“坐稳奴隶的时代”与“坐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颠沛流离，所以只有天天盼着圣主明君。然而秦朝以来的国史证明了：从来就没有什么圣主明君。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或皇权专制制度）本身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王朝更替死循环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人口众多，能人志士从来就不缺，然而被皇权专制制度制约，能够被权力任用的能人志士就极为有限，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 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往往出现几个达不到“圣主明君”标准但不算昏聩的皇帝，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文臣武将，让底层民众休养生息，进入了“坐稳奴隶的时代”。于是一个王朝兴起了。然而，过了几代，要么皇帝越来越昏聩，要么新皇帝越来越无能，有能力的文臣武将被边缘化，无能力而善于投机取巧的官员被重用。政治腐败之后专制政权对底层民众剥削与压迫日益加重，最终“坐不稳奴隶的时代”来到了，于是一个王朝崩溃了。 在这一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中，明朝不能例外。崇祯皇帝不能例外（虽然他认为自己不是“亡国之君”，觉得明朝不会亡在自己手里）。袁崇焕也不能例外（他和明朝及前朝的那些名臣、良将的命运轨迹很像，所以他早就预见（感）到自己被谗被杀的结局）。 金庸写道：袁崇焕死后两百多年，当清朝也腐败不堪之际，孙中山出现了，决心要跳出历史的循环（或怪圈），认为：民主自由的共和国才可以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意味着要打破皇权专制制度，着眼于政治制度的变革。 袁崇焕含冤受屈而惨死于崇祯皇帝之手，这是一个悲剧。然而这一悲剧只是两千多年皇权专制制度一系列悲剧的一例。袁崇焕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与其说袁崇焕是被崇祯皇帝杀死的，不如说他是被皇权专制制度害死的。 我们看到：明朝之后的清朝、1949年之后的中共红朝，其中又有多少袁崇焕的悲剧？而中国民众依然在“坐稳奴隶的时代”与“坐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轮替，依然期盼着圣主明君而不可得。 因为作为王朝轮替根源的专制制度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清朝还是传统的皇权专制制度，中共红朝则是现代的共产极权制度。西方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认为：苏联的共产极权制度是俄国传统专制制度的极端形式。这一论断也适用于紧紧追随苏联的中国。 而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在台湾岛终于开花结果，终结了专制制度在台湾的死循环，也终止了袁崇焕式的悲剧。台湾民众（其中许多是从中国迁移过去的）再也不用期盼什么圣主明君了。他们自己也逐渐从“臣民”转化成了“公民”，从“奴隶”变成了“主人”。 台湾的政治发展与历史经验表明：制度的改变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碧血剑》一书的结局是：袁承志带领一帮人离开中土、远赴海外一岛屿要驱逐“红毛海盗”做化外之民。那似乎是在暗指台湾岛。 金庸的这一笔很有预见性，虽然其中深意他写的时候是否明白是我们今天无法臆测的。 金庸自己在香港回归前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积极参政。1989年中共制造了六四大屠杀之后，金庸退出了政界。金庸实现了袁崇焕“身退”的理想，只是他当时觉得自己“功成”与否呢？他是否想过：袁崇焕想“功成身退”而不可得，他却可以“身退”之间的不同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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