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律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拒郭事件”不是內鬥，他已在《不得不向余杰說幾句》中模糊的點到了深層原因。

“拒郭事件”經過

今 年4月，美國政府要求提供到美國參加“中國自由高峰論壇會議”的中國人權人士的背景資料，包括高智晟、范亞峰、郭飛雄、張星水、李柏光、余杰、王怡等。但 因為中共的阻撓，高智晟、范亞峰、張星水不能成行，只有郭飛雄、余杰、王怡、李柏光四人踏上了美國之旅，這四人中只有郭飛雄事先得知可能美國總統布什會在 白宮會見他們。

5月8日得到白宮會見的確切消息後，郭飛雄很欣喜。但隨後被傅希秋和王怡告知，因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參加會見。

高 智晟說：“當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後，傅希秋感到問題的嚴重，他就迅速的和范亞峰取得聯繫，范亞峰又迅速的和我取得聯繫。范亞峰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凌晨2點 到3點之間（美國時間8日下午兩點），傅希秋先生說王怡和余杰是要堅決阻止郭飛雄先生去，他們開始並非說郭飛雄去他們就不去，而是堅決阻止郭飛雄去。傅希 秋剛打完電話以後，不到幾分鐘，王怡又來了一個電話，向范亞峰說明不讓郭飛雄去的理由，但是范亞峰認為這樣的說法是非常的荒誕，無法想像的荒誕，堅決反 對！王怡說郭飛雄不能去，郭飛雄要去的話，要釋放出很多混亂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電話就沒有達到一致的意見，范亞峰再次表示強烈的反對。

“到第二天，范亞峰兩次給傅希秋打電話，表示我們強烈的反對，因為我們認為不能弄出如此令人痛心的結果來。但是，第一次九點鐘交涉之後，在第二次再次要求傅希秋先生回覆的時候，傅希秋說，余杰和王怡提出以退團來相威脅，就是說如果郭飛雄去，他們就不去了。

“所以這個事就按照王怡和余杰的願望定下來了。因為如果他們兩個退出來的話，那實際上等於把美國政府也尷尬的放在那兒了。

“到9點之後，情急之下，范亞峰直奔北京機場，直接買了去美國的機票，結果10點鐘給我打給電話說中共特務在機場阻撓他不讓他走，就說，他最後協調成功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

“當時我們兩個的調子就是要冷靜，走出對這種問題處理的傳統模式的桎梏，不要用爭吵和對罵來解決問題，而是用民主、法制和公義來解決問題。”

郭飛雄稱，傅希秋先生一再表示，他受到了王怡、余杰二人退團和其它壓力，被迫如此。

5月9日上午，郭飛雄通知傅希秋，說范亞峰、高智晟、張星水與郭飛雄四票贊成郭飛雄前去會見布什，但是沒有改變局面。最終，布什在白宮只是會見到了余杰、王怡和李柏光。

是否是“內鬥”

高智晟說，他不認為“拒郭事件”是民運的“內鬥”。“余杰他們是不是基於這樣的動機掀起這場風波的咱們不清楚。但是我們決不把它當成一場內鬥去對付。

他 說，事件發生後，他和范亞峰就意識到“絕不能用傳統的對罵方式解決這樣的問題，用民主、法制、公義和愛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曾私下提議成立一個雙方都認可的 ‘內部調查委員會’，由雙方寫出經過，委員會調查後協調解決，澄清事實，該哪方賠禮哪方就賠禮道歉，公諸與眾。但是，這樣的努力失敗了，我們最後沒有成 功。”

高智晟表示，如果因為他發表文章而得罪了余杰、王怡，他感到遺憾。但他必須對真實負責。

高智晟說：“自中國維權運動名聲鶴起之後，和國內的一些具有一定道德聲名的這些知識份子的摩擦一直是不斷，這樣的衝突對國內的維權運動來講，始終是處於被動和忍辱的地位，但是一次一次這樣的衝突和波折啊，被迫的擺在了維權運動的面前。”

如果郭飛雄會見布什將說些什麼？

高智晟說：“郭飛雄去肯定要提出法輪功問題，這也正是他們所謂的郭飛雄去了之後要釋放出很多混亂信息的思想。所以，你想，他們見到布什總統以後，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是這是一個純粹帶有宗教色彩的會見，而恰恰目前對作為信仰被迫害得最為慘重的問題，他們卻一個字都沒有提。

“一 方面布什會見的主題是見大陸的人權活動人士，而另一方面我們整日就是為了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而奔走。那我們肯定要談及當今中國人權領域最糟糕、最為慘烈的 事件，那就是法輪功問題，那我們肯定很大一塊的成分要談這個問題。另一個就要談中國的上訪群體所處的災難性問題……，當然我們要談許許多多我們要談的問 題，中國的這種司法腐敗、政治腐敗、人民的完全不自由問題，執政集團公然踐踏法律的問題……，我們肯定都要談。我這裡不會有挑肥揀廋的，我這兒肯定都會有 機會的。哪個群體所遭受的災難最為慘烈我就去談哪個領域的問題。”

高智晟說，他不認為王怡余杰等人在會見中為基督徒的信仰而呼喊是錯誤的；但是，還有許許多多沒有呼喊到的領域，那是錯誤的。

他 說：“這裡面多少體現了一些人性的暗昧，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當我看到他們和布什的談話內容以後，我認為這次會談僅有他們個人炫耀的意義。而恰恰的是美國 的總統、白宮的班子，面對中國的維權運動，面對中國的人權運動給的這麼一次機會。這次，實際上等於美國人選錯了對象，但是美國人是被動的，他們不知道這樣 的名單當中，郭飛雄去不了，高智晟去不了。

高智晟還說，最近幾天人們給我打電話最多說得一句話就是“余杰和王怡他們很會說話”，這也證明他 們很會做事。我很為上帝感到悲哀，甚至可以說是我很為上帝感到難過。我給郭飛雄說過一句聖經里的話就是“申冤在我，我必報應”，當時我是勸說郭飛雄的，聖 經裡面同樣提到的就是“不可做假見證”，“不可貪圖他人的東西”，如果這樣做了，那可能就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他們是基督徒，他們非常清楚這樣的因果關 系，除非他們對耶酥基督的信仰是虛假的。

高智晟表示，在上帝的眼裡，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和受迫害的基督徒不應當有區別，否則上帝的公義就是有缺陷的。上帝的公義本身是完美的，是沒有缺陷的。是人類認識的缺陷導致了這樣的區別。他在《敬天謝神者叩問天道》裡已經講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都和我們心裡的暗昧去作戰

高智晟說，“在《不得不和余杰說兩句》發表後，很多人給我打電話，他們認為我做的是恰當的，包括范亞峰博士。這樣的電話有來自美國、德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都有。

“我呼籲今天的中國人啊，我們都和我們心裡的暗昧去作戰，都以心裡光明的東西去衡量他人的行為，衡量我們今後所要做的事情。我們要切記住，今天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惡劣，與我們每個人心裡的暗昧都有關係，我們要本着去做事、而不是爭名利的行為的原則，去實施我們諸多的行為。

我們中國人權糟糕的現狀，同時也是一種非常不道德的現狀。那麼未來的民主社會，他不僅應當是一個和諧和公義的社會，她同時更應該是一個極具道德的社會，我們希望人們都有這樣的道德境界。”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