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和财产权(外一篇)余东海人权三要素中，财产权最基础。没有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没有财产权自由权，人们的劳动、致富、开发、创造、创新的积极性内驱力都会弱化乃至丧失。有厅友说: “财产得不到保护，有挣钱能力人就不会努力挣钱。于是社会选择了躺平，让公民奋斗的最佳政策是：切实有效保护私人财产。这是全球能人往美国跑的原因，也是美国在2023年用全球4%的人口，生产27%GDP的原因。”又说：“保护私人产权是财富积累的法律条件，财富积累是财富创造的物质条件。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不保护私有产权，所以没有资本积累。人均资本存量低，所以劳动生产率低，人均产出低。由于产权保护不好，又削弱了人们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激励机制。因此1960-61年的饥荒是人祸，是人为的制度性灾难，而不是天灾。是农民对粮食私人产权被侵害的必然结果。类似的事件在1930年代的乌克兰也上演过。”公有制与财产权互不相容。有了公有制，就没有财产权。政治马家化之后，财产权必然丧失。马家化即赤化，意味着人性上物化，政治上党化。党化意味着两本两制：政治上党本位，落实为党主制；经济上社会本位，落实为公有制。党主制加公有制就是马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忠生厅友说：“北欧之挪威，国有经济（国企）于国民经济所占比例，犹高于本朝也。”东海答：那是建立在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有经济，与建立在党主制、公有制和权力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有经济，性质大不同，毫无可比性。马家的国有经济，名为国有，实为权有，权贵所有，是特权阶级予取予求的私库。在马邦，高税负低保障是大桀，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更是大劫，以公有、国有、全民所有的名义劫夺本来属于人民的财产和资源。大桀加以大劫，其经济制度之恶不可限量、不可原谅矣。民不聊生是逻辑的必然。贫困是公有制之下民众的宿命。民众要正当致富，非常困难，富起来也很有限，穷起来则没有底，即使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都有可能大规模饿死人。一旦战乱起来，更加没有保障。关于财富，马家社会有五大特征：一、物化党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导致民众创造创新能力和致富能力低下；二、公有制导致大部分资源掌握在政府和官员手里，民众致富机会寡少；三、按权分配的方式导致贫富极端悬殊；四、极权主义最容易造成资源的破坏和财富的浪费；五、极权社会最难留住人才和财富。人才和财富都有逃离野蛮极权投向文明自由的本能。由于上述原因，无论国家贫富强弱，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弱势群体，仿佛穷神附体。毛时代特别是文革，已经让社会主义道路、即马路的罪恶暴露无遗。文革之后还坚持和支持马路，都是可耻的，非愚则恶。现在还还坚持和支持马路，就更加可耻，更加愚恶。马家教育的核心就是物化和党化教育，也是奴化和恶化教育。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奴性和恶性越深。在马家社会，精英比民众更加怯懦、卑鄙和邪恶，根本原因在此。2024/4/10余东海于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德治、法治和人治余东海很多人分不清楚德治、法治、人治的本质区别，特简说如下。德治是王道政治的治理模式，礼乐制度，徳主刑辅，礼法并重。法治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民主制度，宪政法治，法律最大。法制是法家和马家的治理模式，权大于法，法律是为特权服务的工具。法家是古典极权主义，君本位君主制，君权大于法，大于一切，一切都要围绕着君转；马家是现代极权主义，党本位党主制，党权大于法，大于一切，一切都要围绕着党转。两者都属于人治。有人说，人治有善恶之别，恶人为政就是恶政，善人为政就是善政，圣人为政就是大善政。东海曰：混扯。善政必有善制，大善政必有大善制，圣人为政必有王制，即礼法并重的礼制德治。若不能摆脱人治，建立良制良法，不足以言善政也。另外，恶政恶制恶法都属于人治的范畴。例如，通过法律的倾斜去发展民营经济，就是人治的邪道。亵渎法律，破坏公正，败坏世道人心，危害巨大深重。政府今天可以规定“能不捕就不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你；明天就可以规定“能捕就捕”，从重从严弄死你！发展民营经济的正道，是维护经营环境的文明公正，保障民营企业的正当权利，扩展其自由度，让它们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马家讲德治，纯属笑话。马家极权政治，最为无道缺德，还奢谈什么德治。马家人金钱意识、权力意识特别强烈，而权利意识特别淡漠。同时，由于道德观错误反常，所谓的道德假冒伪劣，道德意识与权利意识割裂甚至悖反。所谓的道德，不仅不能体现为对人权的尊重，反而以侵犯剥夺他人的权利自由为能事。因此，马家越讲道德，社会越缺德，政治越无道。所谓以德治国，无非在恶制恶法之上，加上了一条苛责民众的道德鞭子。特此重申：为人没有人权意识，不能尊重人权，为政不能为人权提供刚性的制度保障，就是基础性的无道缺德。这种人最不配为政治家和文化人。马家极权暴政之下，官德民德无不败坏。民德是官德和领导集团德性的忠实反映。《尚书》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东海曰：万民堕落，罪在上层。这里的上层，包括上层建筑和领导集团。陆贾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在政治上，教化包括文化教育、道德教化、思想教导和制度熏陶。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东海曰：道之以邪说暴政,齐之以恶制恶刑，民不免而无耻。德治之民，有耻且格；法治之民，免而无耻；人治之民，不免而无耻。国民不能避免犯罪和刑罚，又无羞无耻。极权主义就是典型的人治。或无法无天，如毛时代；或有法无天，如后毛时代，法律沦为维护特权、制裁民众的工具。极权主义之下，无论有没有法，都没有天，政治没有天理，人民没有天性。这就是亡天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德治。只有儒家才配讲德治，才能建立德治。德治礼法并重，也可以方便说是礼治加法治，以礼治官，以法治民，礼严于法。官员非礼，依礼惩罚。民众非礼，政府只能道德教化和舆论引导，无权惩罚。故吾尝言，非礼是民众的特权。德治之下，官员高标准，民众高自由。有群友言：“东海是认同普世价值的，竭力主张去马归儒的，他并不否认自由、民主这些。不过，他认为这些还不够美善，希望能够更进一步，达于儒家的王道自由。所谓王道自由，于个体而言，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于社会而言，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民众自由。”东海答：此说理解有误，将内外自由混为一谈了。儒家自由有内外之别，内在自由为道德自由，外在自由为政治自由即王道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边界是法律，王道自由则具有礼法双重边界，礼治官员，法治民众。常有人将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德治是反法治的。其实，德治必须落实为礼乐制度，礼制又涵盖刑政，刑即刑法。儒家强调的义刑祥刑，就是指正义、善良的刑法。故德治虽非法治，充满法治的正义文明之精神，唯制度设置更健全、政治品质更高优耳。可以说德治高于法治，不能说德治反法治也。治平而不行德治，国终无由得大治，天下终无由进大同得太平。法治可以治国，不足以平天下。以其治国，可以小治，不可大治。实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制德治，才能大治，才能实现六高社会。六高者，自由度、富裕度、保障度、文明度、和谐度、幸福度俱高也，此非民主社会所能及也。当然，相比极权主义的党主人治，民主法治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小治也是治。党主人治只能导致国家监狱化和社会丛林化。在反对极权主义、追求人权自由方面，儒家和自由主义志同道合。自由化之后，是儒化还是西化，双方可以在自由的平台上展开良性竞争。无论儒化西化，都必须为人权自由提供刚性的制度保障。2024/4/10余东海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于中国之春https://chinaspring.org/article/9a4f5829-7b59-4c50-89c8-60fcdd714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