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張洞生 為什麼近代科學的萌芽未能發生在以前的中國而是發生在文藝復興後的歐洲？

愛因斯坦說:“西方現代科學的基礎是建立在兩個偉大成就之上的，他們是:古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和可能通過系統的實驗而發現因果關係。
楊振寧：<易經>在中國文化中影響了思維方式，這種影響是現代科學萌芽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2]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化; 古希臘文化; 現代科學的萌芽; 文藝復興；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地理環境對古代人類的生活思維和行為方式的影響；中國和西方古代文化和思維行為方式的主要差異: 中國古代文化重“義” 輕“利”, 重“禮”輕“理”，重“質”輕“量”，重‘虛’輕‘實’；而西方古代文化則重“利” 輕“義”，重“理”輕“禮”，從重“量”到重“質”，重‘實’輕‘虛’；

《前言》: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寫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並一直影響着人類生活。
古希臘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有很大差別，因為古代人簡陋的生存生活條件和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所處的地理環境，適應環境對他們的生活思想和行為方式有極重要的影響。這符合‘適者生存’的規律。中西雙方文化幾乎同時起源於大約公元前500年。兩個文明起源的不同文明的DNA，一直影響到現在的西方人與中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人們長期不變的生存生活和勞作的方式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是決定於其所處的地理環境的，而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又是適應其生存生活和勞作方式的反映。
希臘是一個北面靠山和丘陵，南面靠海的半島，地無三分平，沒有大的平原和草原，多為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帶。只能有小規模的畜牧業和農業。2500年前古代希臘居民生活主要來源是海上漁業、貿易和戰爭掠奪，人們組成大小不同的城邦或者城堡，不可能形成一個一馬平川的統一穩定的大帝國。陸地生活艱辛，海洋生活更是充滿風險和冒險。因此，人們對天文地理海洋氣候迅速變化的規律，必須要有詳細的數據資料和了解，才能謀生。因此，人們必須對自然界有較‘深刻準確’的認識和數據，不能靠‘天命’靠‘神算子’和‘馬馬虎虎’，這就是古希臘文化，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追求學問，而重在用‘邏輯思維和理性思維’，以探索追求‘自然哲學’和‘真理’，以便找出觀測數據之間的關聯和規律。他們對自然着重‘觀測’的‘量化數據’和‘實驗結果’遵從和信守，是古希臘文化追求重視‘遵守誠信合作契約’和‘自由民主法治’的來源。由於文藝復興後的歐洲文化也是‘分散的城邦之間的通商和海洋文化’，它繼承和發展了古希臘相同的文化傳統。於是, 歐洲現代的科學技術，隨着時間的前進發展得愈來愈快, 經過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發生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破除神權，終於給歐洲帶來了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
相反, 由於中國是內陸大平原，河流縱橫，氣候溫和，適宜於農業。四季的變化規律，幾乎恆定不變，農民按照24節氣有規律的勞作生活，除了少數偶發的乾旱、地震、瘟疫和洪水外，人們無須操心和冒險，就能安心地生存生活。所以中國古代文化和老子孔子等聖賢，不太關心自然規律，他們眼中和心目中的人間苦難主要來源於政治制度下的、被破壞的‘禮制’，使得君臣民之間的人際關係遭到破壞，或者產生了暴君、或者出了亂臣賊子、或者犯上作亂。因此，中國古代聖賢們的學問着重於‘禮’和維護禮制和秩序，即‘倫理觀’，教誨人們‘各安其位’，遵從‘尊卑貴賤’。在周朝‘小農經濟’逐漸發展之後，其中央王朝分封諸侯國的經濟富裕起來了，一方面是諸侯國之間發生互相兼併的戰爭，另一方面，比較強大的諸侯國不尊重周朝的中央朝廷，和周朝的禮制，於是發生了‘禮崩樂壞’。在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之後，秦始皇滅了6國，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個君主中央集權國家，即秦朝，秦朝廢除了分封制，改為設立郡縣制。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百代都行秦政法，各朝代的皇帝都學秦始皇，實行中央皇權的專制獨裁的王朝制度，結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統一的文字文化傳統，這3種超級強大的支柱一直支撐者中國社會成為一個超穩定結構的社會，直到1840年前，它們阻礙現代科學萌芽在中國誕生。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將探討古代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對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特別是對發展科學技術所起的舉足輕重的影響和作用。因此，導致古聖賢和人們的不同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影響到現在，使現代科學萌芽首先發生在歐洲，爾後迅速發展，終於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將中國遠遠地拋在後面。這篇文章不是對兩個古老的文化做全面的總結和分析。
 愛因斯坦說:“西方現代科學的基礎是建立在兩個偉大成就之上的，他們是:古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和可能通過系統的實驗而發現因果關係。據我所知,中國的先賢並沒有走那兩步, 對此我並不會感到意外,應該驚奇的是不少科學發現仍然出現在舊中國。[1]” 最近楊振寧教授指出: “ <易經>在中國文化中影響了思維方式，這種影響是現代科學萌芽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2] ”兩個偉大的物理學大師､諾貝爾獎獲得者, 愛因斯坦和楊振寧幾乎達成了共識，即中國先哲和知識分子缺乏正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缺乏理性，他們過度地迷信上天､君權､提倡道德哲學，而造成了科學技術在舊中國的落後。相反的,古希臘先賢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起,幾乎都把大自然作為觀察和研究的對象。此外，在文藝復興運動後，歐洲學者擺脫了對神權的迷信；而符合當時的社會需求的現代科學的萌芽就從航海和天體觀察中產生了。兩位物理學大師的觀點真是擊中要害。因為現代科學是建立在嚴格理論和系統的實驗相結合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理論上計算的數值與實驗數據一致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且只有通過嚴格的邏輯思維和系統實驗的結果，才可以提煉成正確的科學理論，再用科學理論指導發展成先進的應用科學技術。為什麼古代的西方先賢和知識分子能用形式邏輯和實驗發展科學技術，但中國古聖賢和知識分子就不能呢? 在兩個古老文明中所產生的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應該從他們生活在極不相同的古代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中去尋根問底。正是那些古代先賢的知識分子的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最終導致現代科學的萌芽和發展在歐洲出現。相反,專制王朝的舊中國直到19世紀後半期才剛剛開始從西方國家和日本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早在1842年，親身參加鴉片戰爭的林則徐和魏源認為清朝可以打敗英國，就分別提出主張：林則徐提出，“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清朝末年的洋務重臣張之洞認識到打不過西方國家了，於是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以維護滿清的專制王朝體制。到了180年後的2021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領導指揮向西方發達國家散播‘冠狀病毒’和發動病毒戰，以為已經用病毒打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他公開得意的說，當今世界大勢是“東升西降”，“時與勢在他的一邊”。這難道不是中國古代文明文化DNA中，缺乏‘理性思維（邏輯思維）’和‘系統的實驗（踐）根據’，使得當今的大人物只從自己的感覺想象和需要出發，怕拍腦袋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嗎？

§2-7-1；中國古老文明文化和思維方式產生的根源:
中國古代有系統性的文明文化的源頭大約起源於2,500 年前的老子和孔子。
第一。 老子(大約571--471BC), 是中國最偉大哲學家, 他成了道教的始祖.[4] 他比孔子約年長20歲，他的思想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將其作為指導人類思想行為的根本原則；在政治上他主張‘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老子對個人主張‘清心寡欲’和‘與世無爭’；因而，如果某些人不滿意現狀，他們也許可以隱密居住在深山老林而與世隔絕，終老一生。大概那時由於人口稀少有許多深山老林可供人們隱居以逃脫現實。他崇尚古老的原始社會，頌揚‘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反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步，認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智慧出，有大偽’。
第二。孔子(551-- 479 BC),[3] 作為中國文化的最有影響力的代表，出生在東周朝代。他最巨大的思想貢獻表現為，在他所完成的經典著作<易經>和<論語>中，教導帝王將相和知識分子（士大夫）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是由孔子的學生所記錄的孔子的語錄書。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它的主要內容是: ‘人人應該愛人如愛己，正如天地愛人一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人應該尊天命，畏天命。否則，自作孽，不可活。” 他主張“天地人是三位一體。天地生養人，人應敬畏天地”。因此，所有的人，從國王到官員到百姓只能敬畏和祭拜天地，天地自然就不能成為被人們研究的對象。孔子還教導: “人要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不怨天尤人，不能怨恨上天對人的懲罰，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百姓要服從君王 (天子)，官吏, 因為國王是上天的兒子, 官員是百姓的父母”。 “君王要為政以德，官吏要忠君愛民，百姓不能犯上作亂”。總之，孔子以‘仁’為中心思想給各種地位的人制定了思想和行為不可逾越的綱常準則。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制，和以後的‘三綱五常’，主張知識分子‘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等。孔子看不起作農做工的手工和體力勞動，他特別瞧不起他的學生樊須學當農民種莊稼，說樊須是小人。孔子認為周朝的禮制是後世的典範，所以主張‘吾從周’。孔子為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和保持封建社會的穩定起了重大的作用。舊中國社會在1949 年之前，每個家庭的正廳中央祭壇的牆壁上，必有‘天地君親師’ 的牌位供全家常年祭拜。結果，所有人特別是古代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被對上天、君王和孔子的教條“三位一體” 的迷信所禁錮，從而使現代科學萌芽所需要的邏輯思維和對自然界的探索無法成為舊中國知識分子的探求對象。            孟子  ：大約在孔子死後100 多年，孔子的追隨者孟子(大約372-289 BC)[5] 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思想，孟子除了提倡‘仁義’之外，還特別強調了‘義’的重要性，提倡‘重義輕利’。強調士大夫要有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總之，孔孟之道就是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整套的為人處事處世和為官之道，這使舊中國的學者一生只追求做官，鄙視農工商和科學。
第三；佛教：大約公元200年，佛教 [6]開始在古老中國傳播。在倫理上佛 (566 - 486 之間BC) 與孔子的教導沒有巨大的差別。佛教導說：‘一切皆因果’，‘勿作惡，栽善根，淨化自己的靈魂’。’佛教與孔子和道教最重要的不同，是主張和宣揚‘因果報應和輪廻轉世’，‘死後靈魂能去天堂或地獄’和‘為修來世而信佛’，所以信佛就是信‘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分來早與來遲’。孔子教人‘循規蹈矩，獨善其身，兼濟天下。’老子教人‘法地，法天，法道’。問題在於老子孔子的說教對士大夫可能有些作用，而對平民百姓和壞人不起作用。但是佛教認為‘人在神佛的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每個人包括皇帝士大夫在內，一舉一動，為善作惡，都有因果報應。’因此佛教傳入中國後，深入人心。所以儒釋道這三個支柱共同構架成為中國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約在公元230 – 630年之間，中國在南北朝時期，大約有400 年的連年不斷的戰爭大災難。人民的生活遭受長期而深重的戰亂痛苦。罪惡不能受到適當的及時的懲罰。人們相信和求佛的保佑，自己能有更好的來世，從而提高個人生活的信心和耐心，增強了生存和克服困難的勇氣。所有上述教條和信念之所以能廣泛被傳播，因為它們符合當時社會和人的靈魂的需要。
但是，人的科學理性思維和行為是無法從封建倫理和迷信中產生的。因為封建倫理和迷信是遠離理性和邏輯思維的。所有中國古聖賢都共同地宣揚; 人都’應該行善’, 應該服從自然和上天‘（彿）的意志’,‘都應該清心寡欲，行善去惡，求得佛的保佑，死後上天堂’。“儒釋道三教”的說法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三教合流”或者是“三位一體”的說法，據說由南北朝時期的醫學家、道教學者陶弘景首先提出。之後就成為中國古老文化的主流，規範着全中國人的思想信仰和行為。

第四。在老子孔子時代，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春秋戰國時代。那時，東周中央王朝已大大地衰落了，各諸侯們實際上統治自己的領域和百姓，成為許多諸侯國。那時，因為‘地廣人稀’，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有比較大的發展，剩餘的農副產品增多，社會財富大增，知識分子大量增加，各種學者、有技藝的手工業者和平（農）民都可以自由地出入各個諸侯國。因為中央王朝國力衰弱，沒有權威管控各諸侯國，所以它們幾乎是完全的獨立王國。諸侯們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方式方法統治其臣民。強國為了‘富國強兵和兼併弱國而發動戰爭’，‘弱國為了反抗強國的兼併也需要‘富國強兵’。因此，各國諸侯都需要學者作為謀士，為其出謀劃策，而以高官厚祿優待學者。一個學者或者政治家或軍事家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可以周遊列國，向諸侯們兜售自己的政治或軍事主張，以便得到某一諸侯的採納後，作為按照自己的理念或方畧而治國安民的大臣。於是，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和各種思想理論非常繁榮的時代，諸子百家就是各派學術思想的代表人物，眾多學說紛呈，豐富多彩，為中華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由於那時地廣人稀，大多數人選擇居住在江河流域附近的大平原上。那裡氣候溫暖雨量充分，較適宜於農業發展。除非發生了大的洪水或旱災，而又有諸侯的暴虐統治，老百姓均能過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氣候四季的循環變化按照慣例通常是變化不大的和可預測的。因此，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們的風險比靠海洋生活的人們要小得多。因而人們也就缺乏冒險精神，聽天由命。結果, 知識分子和學者也就無心探索自然和科學, 只求做官，根本無心為改善和發展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而奮鬥。而老百姓的唯一願望是祈求上天‘風調雨順’，以行安居樂業的好運，求農作物豐收，求有一個包青天，求皇帝英明，求發財。因此，中國古代的聖賢們不探索自然，而只想‘修齊治平’，立功立德立言。孔子思想的產生和廣泛持久的轉播，是符合封建專制王朝政治需要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需要的，特別有利於在中國大陸維持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專制王朝。結果是幾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聖賢和知識分子都追求於在封建王朝統治下讀書做官，學而優則仕。從皇帝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只知道祈求上天和菩薩保佑，讓自己行好運、免遭災難、求子求財，沒有人對研究自然和科學有興趣而耗費時間精力。只有那些對統治者有利的技術才得到某些發展，主要是能夠為皇帝和朝廷服務。比如, 用於戰爭的火藥與刀箭, 防治疾病的中醫中藥，用於官文的印刷和造紙，和皇帝所需的天文星象等。
第五。自從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 2000多年來, 每個大統一的封建專制王朝，為了延長其統治壽命，皇帝和士大夫都提倡和宣傳‘大一統’的好處，說國家（大王朝）如果分裂成諸多小國會造成頻繁的戰亂。因此，‘大一統’一直是‘糊裡糊塗’地深入人心，也是較符合廣大民眾安居樂業的需要的。然而，實際上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大一統’的秦朝僅僅維持了十五年，便在秦末農民戰爭中宣告滅亡，在這15年中，由於秦始皇的殘暴統治，老百姓受勞役賦稅暴政之苦更勝於戰爭。隋朝只維持了37年，隋文帝楊堅算是個好皇帝，在位23年，“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老百姓過得比較安定的生活。但是，隋煬帝楊廣在位14年，好大喜功，窮奢極欲，窮兵黷武，殘暴統治使百姓忍無可忍。在各路起義軍的嚴重打擊下，隋朝土崩瓦解了。
    因此，宣傳‘大一統’比‘多國分治’好，是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治國理念，他是從‘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原理出發，提出只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能實現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地位，才能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董仲舒的這一整套理論很受漢武帝賞識。此後，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使儒學在中國2000多年的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大一統’思想成為皇帝騙取平民忍受和延長其統治時間的謊言。春秋戰國比秦朝隋朝更壞嗎？五胡亂華之所以有頻繁的大規模的、殘酷的戰爭和殺戮，是因為塞外的鮮卑民族和羯族是野蠻落後的游牧民族，他們對漢族實行‘姦殺虜掠’和‘殺光搶光’的殘暴手段。但是，一個‘大一統’王朝的較能幹和較開明（不瞎折騰）的皇帝最多可能給民眾帶來不會多於30年的安定生活。而這樣的皇帝是極少數。由於清朝的皇規比較嚴格，除了太平天國的大暴亂之外，其他時期，民眾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因此，中國人口從清初的1億增加到清末的4億。
因為在中國廣大的平原上各處都是易攻難守，難以形成像古代歐洲那樣的長期城邦式的獨立小王國（城邦）。因此,一旦統一破裂分為若干獨立小王朝時，強國為統一而發動戰爭是必然的趨勢。對老百姓來說，總是盼望沒有戰爭的日子好過些。這也正是老百姓寧可忍受元清外族王朝長期統治的原因。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王朝導致中國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法典、法律、契約、訴訟爭辯等民主所需要的東西。因而就不需要精確的語言和嚴格的邏輯思維。這就使古代中國聖賢和士大夫缺乏探索自然科學的理性和邏輯思維能力，而只發揚詩詞歌賦之類的形象思維和類比思維，或發‘懷才不遇’的哀怨，或對‘風花雪月’的讚美，或嘆民間生活的疾苦，或對‘親情友情愛情’的懷念。  

第六。然而，帝王和官吏很難得不作壞事和驕奢淫逸，而這關繫到每個人未來的命運，這對官吏和讀書人尤其重要。這也就是孔子的 <易經>兩千多年來在中國流行的原因。因為每個人特別是官吏和讀書人總想從<易經>的撲卦中預知自己未來的命運以謀求避凶趨吉。什麼是<易經>的思維方式呢? 它是用類比的方法取代具體的分析，用形象化取代邏輯思維，模稜兩可的類比和影射取代定量分析，用歸納法取代演繹法，用空談取代明確的語言，用虛構的天地物的行為比喻人的行為等等。<易經>學家總是用模稜兩可的影射類比給別人算命，並常顯示自己高深莫測的玄學以騙人謀利。
中國語言和思維的不精確性在<易經>中充分反映出來了，它妨礙了古代中國學者作定量的科學分析和邏輯思維。<易經>中的每一個卦都是用天象和地象去比喻人的命運變化，結果許多古代中國的聰明學者終生都沉醉於<易經>的神秘玄學，他們不去研究天地的具體的規律，人類社會和各種事物變化的規律，人性變化的緣由。最後，他們甚至無稽到將天上的每顆星星與地上的每個人的命運相對應。古代中國文化主要來源於<易經>和孔子老子的思想，這成為舊中國農業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共識，也成為維持封建專制王朝的帝王和官吏的需要。

第七。在舊中國，每一個士大夫除了讀聖賢書，詩詞文學和政治歷史文獻書籍外，就無所作為。因為只有學好這類書籍才能通過科舉考試而做官，即“學而優則仕”。舊知識分子們不屑於參加各類生產勞動，他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對物理世界的觀測和試驗毫無興趣。有大志的知識分子一生中唯一的“興趣”“欲望”和“理想”，就是力行孔子的教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實際上，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知識分子都成為皇帝的附庸吹鼓手或者打手和幫凶，還沒有一個做到首相的知識分子，能夠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做到‘治國平天下’的，最多只能做到‘文死諫，武死戰’。而各朝有‘為國為民，真才實學’的大知識分子都是‘不得志者’。平庸的讀書人想的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而壞知識分子就變為“貪官污吏、欺上壓下和魚肉百姓”。

第八. 在舊中國, 老師對學生的教育不是用啟發式的、對話式的、平等的教學法，而是用訓斥甚至體罰的方式。老師對學生的關係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而學生只有 “尊師重道”，即要謹守孔孟之道，更盼望老師發跡後能夠提攜自己。因此，學生極難產生像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科學所需的懷疑批判和求實精神：‘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

第九。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的年復一年的有條不紊的循環，養成了人們靠天吃飯的循規蹈矩的思想和行為。幾千年來整個舊社會都重農業，輕工商。因而人們缺少冒險，去尋找追求財富、科學和真理的欲望。加之，整個中國大陸周邊都是更加貧窮落後的游牧的少數民族地區，沒有財富可供掠奪，甚至封建統治者也缺乏對外掠奪財富的欲望，而只想享受‘萬國來朝’的虛榮心。  

第十。文字是思想的工具和載體。古中文是象形文字有多種意義，文法不嚴格而往往缺乏謂語，一個字可用之於多詞類，一句話的準確含意往往只有對照前後文才能領會。因而較適宜於形象思維和類比。如詩詞，[7]較難用於邏輯思維和嚴格的概念和論證。這也是舊知識分子難於運用邏輯思維的原因之一。例如，人人皆知的中國格言“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浪子回頭金不換”等。其實，江山和人的本性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而江山一詞本身也是多義的。這類類比在中國古文中俯拾即是，而又往往成為完美的佳作被人讚頌。
如上面所分析, 舊中國文化中缺乏近代科學萌芽所必需的許多條件。例如, 舊中國從皇帝士大夫到老百姓都不敢和不願把自然界天地當作研究和實驗的對象。而是“聽天由命”，“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封建的科舉制度使舊知識分子把做官作為自己終生向上爬的奮鬥目標，而他們所讀的書籍全部都是缺乏邏輯思維的古典文學和政治歷史文獻。因此，古人的思維能力和行為方式就是警句格言、詩詞文中的名言，以及如何用卜卦和各種迷信對自然災害和命運“避凶趨吉”。
第十一．總而言之, 在舊中國, 一個建立在全大陸的大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王朝, 一個全大陸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個統一的象形文字和儒釋道的形象思維文化，這種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所結合成的 “三位一體”是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成為一種難以進步和變革的 “超穩定結構”。在這種結構里，由於中央王朝的重農抑商和壟斷資源，就無法形成為利益而競爭的自由市場。而在中央王朝之外，都是落後的少數民族。因此，中原王朝及其士大夫都以自我為中心，‘各人自掃門前雪，自求多福，獨善其身’，‘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誰還去探索無利可圖的自然科學，從事工商，因而也就沒有可能發生近代科學萌芽的土壤。
然而，當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認識到的古代中國文化的缺點後，他們是能夠毫無困難的運用邏輯思維和做系統的實驗為近代科學作出貢獻的。因為中國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和吸收能力。例如，中國現代語言和結構已經西化，而許多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後，已在科技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阻礙現在中國成為科學技術現代化發達國家，主要是中國‘大一統’的專制獨裁制度和共產黨的專制極權制度的混合體。中共專制極權政權可以積極採用高科技監控每一個人，但是不能容忍人們運用高科技發財致富，中共害怕人們富足起來後，形成龐大富裕的中產階級，他們會組織起來，推翻中共權貴的專制獨裁政權。

§2-7-2；古希臘文化產生的根源: 西方文化發源於約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臘文化和古希臘的3聖。古希臘文化思想的源頭髮源於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他們注重研究本體論和科學，探求事物的本意和本質。研究數學，幾何學，動物學和植物學等等。他們認為,“萬物皆數”, 在柏拉圖學院門口寫着"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
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C.),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被譽為古希臘三聖。他們是古希臘文化的偉大代表和奠基者。而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文化的思想和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們三位都宣揚科學的思維方式所需要的理性思維、邏輯思維和數據（量）分析。歐洲人繼承了古希臘海洋文化的優良傳統，導致了近代科學在文藝復興後在歐洲的萌芽和發展，爾後使歐洲出現工業革命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那麼，古希臘文化是如何從當時古希臘的特定的歷史地理環境和社會政治經濟等等的條件下產生的呢?
第一。蘇格拉底Socrates[8] 生於公元前469 BC（即孔子死後10年)。蘇格拉底時代是雅典帝國的黃金時代，特別是伯里克利作為雅典帝國10人執政委員會的首席執政官的15年(443--429 BC)，這時候是雅典帝國的奴隸制民主達到了燦爛的頂峰。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帝國統治着超過200個附屬國，1000多萬人口，建立了約有上千船艦的龐大艦隊。愛琴海變成了雅典帝國的內海，雅典成了當時最大的港口。
在地理上，希臘是一個小的半島，三面環海，背後是山脈和丘陵。半島上多為山丘，而缺少大平原和大草原。因此，農業和畜牧業在雅典帝國難有大規模的發展，大部分人只能從事海上生活和貿易和從城邦外掠奪財富。然而，海洋氣候常常迅猛變化莫測而造成海上波濤洶湧。因此，生活在海洋上的人們逐漸依靠自己的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和準確的觀測數據，以圖避免海上驚濤駭浪的兇險，而養成了冒險精神，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對自然做鬥爭的精神。他們養成了踏實工作和作周密的試驗和算計的習性，才能保證自身在海上的安全。他們有從海外賺錢和掠奪財富的強烈欲望。所有上述情況溶合在古希臘人的文化中和思維行為方式中，都成為西方文化的DNA，被繼承而有利於近代科學萌芽在歐洲出現。
長期生活和奮鬥在海洋上的民眾逐漸建立和發展出了一種“海洋文化”。其主要內容就是: 冒險精神—人們只能相信前人對環境觀測的準確數據和自己的判斷能力和力量，而不能僥倖地“靠天吃飯”和“畏天命”。科學態度—注重試驗以獲實效，不空談，手腦並用, 詳細的計算和凖確的數據。強烈的掠奪和征服的欲望—信奉叢林規則，崇尚實力，以精確的數據掌握複雜的海洋情況，為滿足掠奪和征服的欲望而不顧艱險地奮鬥。

第二。伯里克利Pericles (495–429 BC)[9] 出身於貴族家庭,他有大量的田產和商業產業，他有廣博的學問和才能。在奴隸主中，他是心胸開闊的民主主義者。他把奴隸制民主提升到最高峰。他認為: “人本主義—人民(不包括奴隸)是第一重要的”, “人民只有有了自由才有幸福”，“平等，自由，法制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在伯里克利的領導下，雅典成為雅典帝國中經濟發達、政治穩定、文化繁榮的中心城市。 [9]當然, 雅典帝國的繁榮強大是建立在剝削、壓迫、奴役和屠殺附屬國以及奴隸的基礎上的。但是，伯里克利所堅持實施的完全民主和平等權利只限於雅典城中的年齡20以上的男性公民(貴族和平民)，而不包括女性、奴隸和非本地人。雅典帝國權力的最高機關是雅典的公民大會和公共法庭。
公民大會選出10個執行官的委員會成為雅典帝國的最高權力執行機關。10個執行官的候選人必須作許多的演講和參加許多的辯論會，以宣傳自己的政治綱領。伯里克利是一個最好的演說家。公民大會每10天舉行一次，以決定重大的內政和外交問題: 戰爭或者和平，懲罰或是罷免執行官或選出新執行官等。 公共法庭是雅典帝國的最高審判權力機關。在伯里克利時期，公共法庭的作用被大大地加強了。雅典的法官增加到約6000人。所有附屬國之間的訴訟，附屬國與雅典之間的訴訟都由雅典的公共法庭審判。公共法庭還要管理所有的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因此,那時整個雅典幾乎成為一個到處都是政治和各種各樣的演講和辯論的巨大的會議廳。在所有的演講和辯論的場所，演講和辯論者都需要會運用精確的語言文字，古希臘人特別善於在法庭上運用數學和數據分析，他們不滿足於經驗的證據，他們要求所提供的證據具有普遍的確定性。也就是說，要求所提供的有關政治的哲學的和法律的論證是可靠的。這種可靠性只能用數學和數據的確定性表示出來。所有上述雅典帝國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條件為發展數學和邏輯學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導致古希臘學者的思想和行為特別注重數學，科學和邏輯學，而這些後來逐漸成為古希臘文化科學和哲學的重要內容。

第三。形式邏輯產生在具有完善的奴隸制民主的古希臘不是偶然的。為什麼那種民主會出現在古希臘而不出現在古中國呢? 這是古代二者不同的歷史社會和地理等條件所造成的。古希臘在雅典帝國時期是由許許多多小的和相對獨立的城邦組成的。希臘本土是一個不大的半島，多山和丘陵，而沒有像中國一樣的大平原。因此，很難建立成一個長期的統一的像中國一樣的大帝國。而只能依丘陵的山勢和海中的島嶼等地理優勢來建立小的能自保的獨立的城邦。各城邦為了自衛而不致被其它城邦掠奪或被打敗而淪為奴隸，就需要貴族和平民一起當兵以集體自衛，同時也是為了能集體去打敗和掠奪別的城邦。因為奴隸是不能當兵的。這樣一來, 貴族和平民之間因集體自衛和集體掠奪的共同利益和命運，而逐漸形成互相之間有平等權利的奴隸制民主。而這種民主也有利於鎮壓奴隸的暴動。在城邦之間誰也不能打敗誰的情況下，就要發展平等的貿易或聯合起來對抗更強大的共同敵人。這也需要民主。民主給古希臘雅典帝國和各小城邦帶來了憲法法律訴訟法庭競選辯論等。所有這些都需要嚴格的思維和精確的語言。民主也有利破除迷信和發現真理。這就是形式邏輯和邏輯思維理性思維在古希臘產生的條件和土壤。
古希臘人從與腓尼基人[7] 的貿易中學會了字母，最後形成了古希臘語言。這種語言有利於邏輯思維。因此，形式邏輯在亞里士多德思想中誕生是有其社會歷史基礎的。

第四. 蘇格拉底；在伯里克利執政的15年期間，正是蘇格拉底26 ~ 40歲的年齡。蘇格拉底用啟發式和辯論式的方法，教育他的學生。他本身就是當時的一位辯論大師。他是雅典帝國黃金時代的時勢造就出來的，是當時社會需要的產物。蘇格拉底創立了道德哲學。他特別提倡倫理學。他特別強調: “理性導向道德”， “善來源於學識，而惡來源於無知”。蘇格拉底的上述的思想和觀念大概是當時社會實際情況的反映。他生活在繁榮昌盛、民主和法治較好的伯里克利執政時代，眼見為實的某些官員，特別是像伯里克利都充滿着善, 理性, 智慧和廣泛的學識。這使蘇格拉底突出地看到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從此建立了他的倫理學。他還提倡歸納法，告訴人們如何從許多具體的事例中得出正確的判斷。但最後，蘇格拉底卻由於宣揚出自於他的理性的新 “神”而被判處死刑。
第五. 柏拉圖[10]是蘇格拉底的學生, 生於公元前427 BC年，比蘇格拉底小42歲。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29 BC年死後，雅典帝國極大的腐敗和衰落了。最終在公元前405年被斯巴達所打敗和取代。在柏拉圖的生活中,他經歷的是雅典帝國極大的腐敗衰落和斯巴達的統治。在柏拉圖的眼裡，真實的世界是非常腐敗和醜惡的。他對當時的政治、法典和常規特別地厭惡。蘇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為自己的信仰而被處死給柏拉圖非常強烈的刺激。柏拉圖把蘇格拉底看成是理想和智慧的真正化身，卻終於被民主暴力所處死。由於對雅典帝國末期民主暴政和斯巴達混合統治制度 (皇帝加貴族加監督官的統治) 的失望，柏拉圖認為感性的認識和世界是純粹的幻覺。而只有理性的認識和世界才是真實的和可靠的。柏拉圖決定將其老師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加以發揮，把蘇格拉底關於理性和善的觀念推廣到最高的境界而成為 “真，善，美”。他最後探究在世上建立理想國的理論。一方面, 柏拉圖認為理性的和善的政治家在未來的任何制度中是必然需要的。而善只來源於理性，理性從知識中產生。於是, 柏拉圖在雅典創立學院招收學生學習哲學和數學。他實行畢索哥拉斯Pythagoras的觀點; “任何事物皆是數”。在他的心中, 數學和幾何是最理性的，所以是最可靠的。因而可以精確的應用到商業、航海、天文和建築等等學問中。因此，他認為只有掌握數學和幾何的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導致理性的行為和善。也只有這種人才能成為好的執政者。在柏拉圖學院的大門前，門牌上寫着: “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當時許多的政治家和數學家曾在柏拉圖學院學習過。另一方面, 柏拉圖把斯巴達的軍事共產主義的某些社會制度當作他的理性國的芻型。上述兩方面的結合就成了柏拉圖的“烏托邦”的主要內容。
第六。亞里士多德Aristotle，[11] 生於公元前384 BC年，是柏拉圖的學生之一，他從17-- 38歲在柏拉圖學院學習了20年。稍後，亞里士多德成為亞歷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大帝的老師。亞歷山大大帝是馬其頓的偉大皇帝。在他13年的討伐戰爭中，創立了一個包括部分歐亞非三個大陸的龐大帝國。公元前338年，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菲力普二世Philip II統一了希臘各城邦。雅典成為亞歷山大帝國的附屬國而得到了短暫的和平和繁榮。亞里士多德從公元前338年，直到他在公元前323年的亞歷山大逝世的15年內，在雅典創立了學院，並在學院內從事科學研究和著書立說。他的學院從亞歷山大大帝那裡得到了大量的金錢捐助，亞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22年逝世，即亞歷山大大帝死後1年去世。
亞里士多德在他創立的的雅典學院的光輝燦爛的15年生活期間，正是亞歷山大大帝統治着雅典。亞里士多德作為教授教書的同時，大量的著書立說。他完成了<物理學>，<天論>，<倫理學>，<形而上學>，<政治學>，<工具論>等流傳下來的30多種巨著。他的著作不僅集中體現了燦爛的古希臘文化，而且使其發揚光大到頂峰。它是歐洲文化和科學產生和發展的根源。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批判的，平淡的和細緻的，而非熱情洋溢的。他不是充滿激情的先知。亞里士多德批判了許多柏拉圖的觀念。比如，理性主義，烏托邦等。他說: “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柏拉圖堅信: “理念是物質客體的原始模型，它的存在是不倚賴物質客體的。感覺不可能成為真正知識的來源”。然而，亞里士多德喜好獨立地觀察和思考。他認為: “知識來源於感覺，物質客體本身已經包含了它自己的本質。” 亞里士多德在其認識論中將物質客體、實在、世界和事物的存在放在第一位和最重要的地位。他極其重視觀察和研究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他卓有成效地研究了天文、氣象、動物、鳥類等等。他在其著作著中表達了他的觀念: “宇宙，人類生活以及社會的各個方面統統都是分析和思考的對象。宇宙中的各個事物不是被神，運氣或魔術所控制，而是按照某些確定的規律運動。因此，自然界是值得人們系統地研究的。人們應通過實驗和邏輯分析而得出結果。亞里士多德的反傳統,反神秘主義和反迷信的主張，對以後的西方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亞里士多德的主要政治觀點有: “好的政府有三種:君主制度優於貴族統治，而貴族統治又優於共和制。然而,一旦最好的制度腐化墮落，它就成為最壞的了”。在他的眼中,“富人的寡頭統治和平民大眾的民主(專政)都是壞政府”。他的著名的論點是: “民主是政治家的敵人”。亞里士多德堅信 “中庸之道”。在他看來，斯巴達和雅典帝國是兩個極端。顯然，他的政治觀點深受他的經歷和當時政治現實的影響。他清楚地認識到雅典帝國和斯巴達的消亡以及蘇格拉底被處死的意義。他經歷了斯巴達的混亂統治，經歷了不可預見的龐大的菲力普--亞歷山大帝國在15年內的迅速建立和迅速崩潰。這些歷史的巨變使亞里士多德確信一個強大而不腐敗的君主政體才是大大優於雅典的民主制和斯巴達的混亂的共和制的。
亞里士多德力圖將存在與思維模式統一起來。他在<工具論>中，着重闡述了演繹法。因此，他成為形式邏輯的奠基者。為了保證思維的可靠性，亞里士多德將思維的規則規範化，那些規則就稱之為“邏輯”。他還首創用形式邏輯研究了幾何學。
    事實上，亞里士多德幾乎創導了正確的 “認識論”或者說在科學研究中的 “方法論”，即對客體的正確的觀念和結論，只有建立在系統實驗的基礎上和通過邏輯分析才能得到。在以後一千多年的長期歷史中，他的上述觀念只不過是未被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一種假說。因為穩定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和充滿迷信。那時的知識分子無需也無法認識到將自然界當作實驗的對象。特別是 “中世紀”，在羅馬天主教和使徒信經的腐朽頑固的統治下，幾乎所有亞里士多德的錯誤觀點都成為維護羅馬神權統治的教條。比如,“天體是神聖的天神”就是他的錯誤觀點之一。這就是為什麼近代科學萌芽只能在文藝復興後的歐洲產生。
第七．歐幾里德Euclid,[14] 出生於公元前330 BC年,即亞里士多德逝世前8年。他是古希臘最偉大的數學家，他在其著作中成功地將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運用於幾何學，他從5條公理和5條公設出發通過演繹法井井有條地證明了467條最重要的數學定理。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成功地運用演繹法於科學思維從而導致演繹法成為建立科學理論的規範。而且，歐幾里德還發現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浮力原理。

§2-7-3；比較，分析和結論：
第一。根據前面的陳述可知, 系統的實驗和運用形式邏輯僅僅是科學研究成功的必要條件，特別是近代科學萌芽產生的必要條件。然而，學者們能自覺地掌握運用形式邏輯和系統的實驗去從事科學研究，還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歷練過程。也就是說，成熟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是近代科學萌芽產生的充分條件。在歐洲，只有當中世紀的對羅馬天主教神權的迷信，在文藝復興後被破除了，在發生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後，而且當航海天文和其它技術的發展能給當時的科學家和社會帶來財富時, 近代科學萌芽才能發生和發展壯大以滿足社會經濟的需要。這就是為什麼雖然亞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320年就清楚地指明了科學研究的正確途徑，而近代科學萌芽卻只能在2000年後，才在14--16世紀文藝復興後的歐洲發生的原因。反觀古代中國,在600多年前的明朝, 即在哥倫比亞Columbus出生前，太監鄭和 [12] 率領龐大的艦隊7次到南海諸島和印度洋，他的艦隊約由300艘艦艇和30000人組成，其航海技術和規模在當時無疑是世界第一的。然而，由於鄭和的艦隊並不是為了尋找或掠奪財富和貿易，人們仍然迷信封建專制王朝的皇權和孔孟之道。因而，此後500年來, 近代科學萌芽仍不能在舊中國出現。因為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舊中國依然是大統一的封建王朝，自給自足靠天吃飯的小農經濟，和統一的文字文化的“三位一體”所形成的超穩定結構，它從未被打破，士大夫們只能在‘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里徘徊和來迴轉悠。  
從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王朝，已經100多年，回頭看看經過100年來的折騰，中國進步了多少。在中國兩千年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中，“封建專制中央王朝 ”算是被打破了，只不過現在改變為“皇帝輪流做”。至於“統一的文字文化” 改變了多少呢，農業社會還沒有完全轉變為現代化的工業社會。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了向傳統文化的開戰，一直到各種文字改革和毛澤東的“掃四舊”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本身就是以反對資產階級為名的封建主義的復辟，是歷史的大倒退。現在孔老二和釋道的香火越燒約旺。控制中國政經軍高位的500大家族的中共太子太妹們，不過是過着資產階級生活的封建特權世襲制的紈絝子弟。至於“廣大平原形成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本來就是中國工業革命的基本問題。為了解決“小農經濟”的問題，共產黨實行了“土地革命”、“消滅地主富農的土地改革，”直到“人民公社”，結果還是以牛的力量耕地為主。農場都是勞改農場，新疆的軍墾農場和五七幹校，林彪的571工程已有定論。到2018年，中共搞改革開放已經40年，農村人口由40年前的約87%，降低到約46%，現在農村還有約6.5億人口。基本上還是個體勞動，離機械化電氣化的工業化還遠得很。
第二。近代科學萌芽的產生需要適當的氣候和土壤。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適當的氣候，而那時歐洲分治的各國和城邦之間的繁榮的海上貿易和手工業就是土壤。望遠鏡的發明和使用可作為近代科學萌芽產生的標誌。
中世紀的歐洲亦稱之為“黑暗世紀”，約從公元400 --1500年。那時，羅馬天主教和基督信條非常嚴厲地統治着歐洲的人們，它宣揚禁欲主義和經院哲學。羅馬天主教堂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以嚴厲地懲罰異教徒和嚴格地控制科學思想的傳播，甚至於幾乎將所有亞里士多德的錯誤觀點，當作維護羅馬天主教的教條。基督教的核心信條是‘人類中心主義’，它宣稱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人是地球和萬物的中心。因此，只有上帝能統治人類，教皇被認為是上帝在人間的宗教事務代表，是世俗人的父親，而人類應當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地球上統治萬物，人們當然要服從教皇的指令。 如此，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近代科學是無法產生的。
早在文藝復興Renaissance[13] 前，馬可孛羅Marco Polo從陸地到中國旅遊。20年後，於1298年回到了意大利。之後，歐洲知道了在世界上，有許多美麗而富裕的東方國家。在文藝復興時期和之前，意大利有許多自由貿易的港口城市，那裡的經濟和手工業都很發達。他們都仰慕東方國家的財富和繁榮。
早在文藝復興前，在中世紀的歐洲，一些國家已經建立了以古代柏拉圖學院為前輩的許多大學，這些大學教授數學和科學。早在公元1150年，就創建了巴黎大學，1168年，正式建立了牛津大學[14]。
文藝復興發生在14到16世紀的意大利。那時期的教皇國並不能被視為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若幹個各自以教皇為最高領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國的鬆散組合。眾多意大利城市已經脫離其主教和神聖羅馬皇帝而獨立，成為較強大的城市共和國（比如佛羅倫薩、比薩、錫耶納、米蘭和熱那亞），這些國家的市民基礎是安分的、勤奮的工匠，在他們之上有一個富裕的、從事商業的中產階級，製造業和國際貿易使這些共和國積累了大量財富。
文藝復興宣揚人本主義和破除中世紀對羅馬天主教神權的迷信。文藝復興給歐洲帶來了宗教改革。新的基督教改革宣揚平等，自由和博愛，提倡恢復原來的基督教導和早期朝氣蓬勃的教堂生活，反對現有的羅馬天主教教條。宗教改革完全符合人本主義和古希臘文化的傳統精神。結果, 宗教改革又反過來幫助了文藝復興的發展。
一方面, 文藝復興反對禁欲主義，而提倡享樂主義。因而文藝復興所讚頌的個人自由和個人英雄主義與改革後新基督教的教規相符合。因此，大大地激發了個人尋找財富的欲望。哥倫布Columbus (1451–1506 AD)在堅信地球如園球的信念下，他要遠洋航海到西印度群島去尋找財富和黃金。但是他卻意外地在1492年發現了美洲大陸。
 另一方面, 文藝復興恢復和發揚了古希臘和羅馬文化的優秀傳統，特別是民主和科學的傳統精神。文藝復興的優秀代表們特別重視親自參加各種實驗。列昂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說過: “真正的科學起始於觀測”，“如果科學不是從實驗中產生，不是從準確無誤的實驗中產生，它就是毫無用處的，而將充滿錯誤，因為只有實驗才是真實的母親。” 達•芬奇言行一致，他反對流行的亞里士多德的許多觀點。達•芬奇認定: “天體正如一部機器，它遵守自然界的某種確定規律。” 在1490年，達•芬奇研究了水在毛細管中的運動。[14] 文藝復興的傑出人物們對歐幾里德和阿基米德的尊敬更甚於對亞里士多德的尊敬。在亞里士多德之後，科學家們放棄了企圖對自然界完整體系的探索，並轉向對具體問題的研究。這正是亞里士多德的正確研究方式對後世科學家們的重要影響。
地球是世界中心的教條是中世紀維繫羅馬天主教神權的主要支柱。伽里略Galileo (1564–1642)[14] 是長期的哥白尼Copernicus’[14](1473-1543)理論的信徒。哥白尼認定地球是在圍繞太陽運動。從1610年1月10日起，伽里略為了驗證哥白尼理論的正確性，用自己製造的望遠鏡對準天空中的月亮、金星、太陽和土星等進行觀察。在觀察了月亮之後，他感嘆道: “原來，月亮和地球是一樣的。” 從此以後，神權的迷信就被徹底地破除了。於是，近代科學萌芽就在1610年1月10日在歐洲從伽里略的望遠鏡中產生了。人類應該永遠記住這個偉大的日子。人類從此以後認識到整個自然界中的天地人有統一的物質結構和規律。
大約在歐幾里德之後2000年，在1687年，牛頓Isaac Newton (1642 - 1727)[14]完全照搬公元前300年歐幾里德在其幾何原本中所運用的演繹法，應用到自己偉大著作<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該書中，牛頓稱通過歸納推理的經驗觀察得出一般物理規律，即萬有引力定律。牛頓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站在許多科學巨人的肩上”取得的。牛頓的另一偉大成就是嚴格地按照演繹法推導和發明了微積分。他還發現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體的運動三定律。他首次讓人們得知，自然界任何物體的運動，不管是天上的還是地上的，都不是毫無規則的，而是都必須服從統一的確定的規律，而這些規律是可用精確的數學公式來描述和計算的。他所發現的那些定律是近代科學的大樹上永不凋謝的花朵和碩果。“通過與實驗的比較來檢驗和改進理論的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實際上也是他創立的。”[14]
克卜勒Kepler (1571-1630)[14]通過許多年的系統的觀察計算和推導發現了行星運動的三大規律。他的偉大成果為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結實的基礎。
在1784年，瓦特 James Watt (1736 - 1819)[14] 利用炮筒作為氣缸發明製造了完善的蒸氣機。這是人類現代科學技術上最偉大的成就。從此以後，人類就可利用自然界的無窮力量為自己服務。人類就可全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單靠自己的體力勞動為自己謀幸福。
文藝復興首次為歐洲帶來了文學藝術革命，然後帶來了蒸氣機，從而使歐洲最終走向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因此，文藝復興就成為歐洲近代科學萌芽的最佳氣候和環境，而歐洲當時的許多獨立國家、城邦和港口之間的繁榮的海上貿易是近代科學萌芽的最佳土壤。

第三。如上所述,古代中國和歐洲二者長期的大不相同的地理生活環境，造成了他們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中國古代文化的奠基着，老子孔子的思維方式根源於大陸的地理環境，古代中國人生活在大陸大平原上靠天吃飯，他們的生活作息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循環有序的進行，人們的生活是相對穩定的。人們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論’‘天意’使人的‘心理平衡’。隔幾年突發的洪水或旱災,被認為是“上天”對“子民”罪過的懲罰,是‘獲罪於天’，於是從皇帝官員到老百姓都跪下向“上天”祈禱。孔子教導說: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就是說，在中國古人和聖賢的心裡,只要不做壞事得罪老天爺，如果加上皇上英明吏治清明，老百姓就能過風調雨順的平安日子。因此,中國古人和聖賢既不敢也懶得對自然界和農業生產進行研究和實驗了。
但是古希臘人聚居在海島上，以海洋貿易為生，而陸地又非大平原，所以根據複雜的山丘地形組成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城邦，需要頻繁的通商。因此，古希臘文化形成了海洋文化和商業文化，人們對海洋氣候天文海文必須掌握有較精確的數據。所以，希臘三聖學者和人們都非常重視和掌握各種數據。在柏拉圖學院的門上寫着一行字：“不懂幾何學者不許入內”，而亞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構建了西方哲學的第一個廣泛系統，包含道德、美學、和科學、政治和玄學，亞氏還是邏輯學的始祖。可見，古希臘的文化和哲學是建立在邏輯思維和理性思維的基礎上的，是注重數學和自然實驗科學的，是很注重‘幾何、數據和‘度量’的。
從古希臘三聖，特別是從亞里士多德起，經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成為西方科技發展（賽先生）和政治文明（德先生）的核心，所以西方文化注重的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人們可以自由的‘辯論、反駁、反對’，進而發展為現代以‘平等自由博愛民主法治人權’為核心普世價值觀。
正是由於中國古代文化從老子孔子都只注重於抽象的‘道’，而對‘道’的權威解釋在於老子孔子，而他們的意見並不一致。皇帝是‘替天行道’的最高權威的合法執行者，也是打着‘替天行道’口號的殺人者，極少數人是‘為民除害’的俠義之士，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匪徒。孔子還教導所有人說，‘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在中國文化和思維方式中，人們說話的份量是由說話者的身份地位和權威決定的。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總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就成為中國文化中 ‘等級觀念’的基石。中國士大夫只能以‘形象思維’和‘類比思維（比喻）’，來粗獷地‘大而化之’地描述自然和社會現象，而不會‘求真’和講邏輯。比如，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智若愚’。所有對這些‘因果’之間關係描述：（1）並非普遍的現象，因果關係並不確定，並非必然，也不太合乎邏輯；（2）‘因’和‘果’都沒有‘量、級、度’的界定；比如什麼程度是‘大巧’或者‘小巧’，什麼程度是‘拙’或者‘巧，機靈’；（3）沒有確定的‘量化’規律。可見，中國文化中嚴重缺少‘數，量、級、度’及其規律的‘量化’基因，這就是古代和前近代中國人一直缺乏‘理性思維’和科學精神的原因。中國人心中忽視 ‘數，量、級、度’等觀念，滿腦子‘大概齊’‘小意思’‘ 差不多’‘馬馬虎虎’‘彼此彼此’‘不求甚解’‘得過且過’‘心中無數辦法多’，其升級版就變成中共現在的‘假大空偽劣’。中國文化的上述‘劣基因’‘劣根性’難道沒有殘存到現代中國人腦子和思想行為中嗎？

第四。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主要為其文化所決定，因為文化的傳承會形成人們極強的代代相傳的語言和思維的慣性，從而導致其行為的慣性傳承。而文化主要為其長期的生活方式所決定。生活方式又為其長期自然環境和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所決定。因此，歸根結底，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為其長期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所決定，也會隨着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而改變。反之，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改變也會促進或阻滯其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在古代，由於科學技術發展很慢，導致生產力停滯不前。而社會政治經濟往往循環往復而無發展，有的只是改朝換代。但到現代，由於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社會政治經濟也跟隨着快速發展以至於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最後也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而自然環境對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影響力也就越來越小了。就是說,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並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能夠改變的，是一定的政治經濟和生活環境的產物。而人們思維行為生活方式的改變往往會滯後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改變。
因此，人們的邏輯思維和作系統性實驗的能力並不是某特定民族的天賦，是一定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作用下形成的，是不難學習到的。現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就足以證明那些國家的知識分子能夠運用邏輯思維和作實驗的能力以掌握和發展近代科學技術。再看許多中國的學者年青時雖然受到中國的傳統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但以後到美國歐洲學習和工作後，在科學技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中國學者還獲到了諾貝爾獎，但是以前原有的思維行為和生活方式的慣性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的。如前所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程序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質變使生產力的動力形態（系統）產生質變，從而推動經濟結構和生產關係的質變和轉型，進而推動（迫使）社會政治制度和人們工作生活和思維方式的質變和轉型。
然而，在嚴重的危機或極大的誘惑面前或生死關頭，個人的欲望或情感會強迫自己迅速地改變其自己思維和行為方式。一個集團或一個國家民族也有類似的情況。這是促使一個國家發生改革進步或革命的原因，也是導致個人或集團犯罪或者轉危為安的原因。

第五。在中國古代，在大陸平原上的中國人是長期的過着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是靠天地的恩賜生活的。這就是孔子<易經>老子和佛教的思想能站主導地位的原因。一個由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大一統’的強大的中央封建專制王朝，和統一的象形文字和上述保守的儒釋道文化，所組成的這種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所結合成的“三位一體”，這種“超穩定結構兩千多年來 ”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也禁錮了士大夫的思想和行為，特別是科考制度加強了這種禁錮。從而使近代科學萌芽無法在中國發生。因此，如果沒有外力的強烈衝擊，中國人的舊思想習慣是很難逃出儒釋道“三位一體”的思維方式的控制的。舊知識分子（士大夫）也就只有墨守成規，“學而優則仕”，他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高高在上’，而不可能從事科學觀測和邏輯思維。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舊中國由於科學技術落後而遭受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攻擊而慘敗。到20世紀初，中國的本土又被一次又一次的瓜分和割地賠賞。在這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關口，中國知識分子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反思’中，提出了要請來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正確口號，並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和提倡新文和運動的正確口號。此時，雖然中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王朝，但是由於工業化程度太小，落後的小農經濟還是太大，1919年五四運動由於沒有得到廣大工人農民群眾的支持，只是以狹隘的民族主義反對北洋政府。結果不僅沒有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而是請來了邪惡的‘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制’的馬列主義和共產黨。
相反，古希臘文化源於古希臘的奴隸制民主和海洋貿易。這種民主和文化導致古希臘知識分子產生了邏輯思維和理性思維，平等爭論和誠信守法的精神，服從真理事實和法制的精神。而海洋貿易使希臘人產生了冒險精神，系統實驗的習慣，賺錢和掠奪財富的欲望。這些思想精神傳統，都被文藝復興所繼承和發揚了，而且傳承到西方現代文化中。

第六。中西文化另外一個重大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傳承了基督教，所以主張‘神人合一’。而中國文化傳承的老子和孔子的‘道’，就是‘天人合一’，或曰，‘天地人三才’。‘天人合一’與‘神人合一’，最終走向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是神本，一是人本；一是神在做（天行），人在看；一是人在做（人為）、天在看，所以人要‘人法地，地法天’，要‘畏天命’，要學習乾坤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認為‘天道酬勤，地道酬德，人道酬誠’；一是信靠內在性，一是追求超越性；一是世俗功利，一是神聖永恆。信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儒生們恐怕難以理解，何為三位一體的神，何為神的救贖。而堅信“有永生，信仰才有意義，有信仰，就定會相信永生”的基督徒也難以理解，那些不相信天堂的人，怎會懂得感恩並願意行善，那些不相信地獄的人，怎會謙卑敬畏而不為惡。所以西方文化一直將‘天’和‘地’作為研究的對象的。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地圓說” 的理論。公元2世紀，羅馬屬埃及的天文學家托勒密將地心說的模型發展完善，提出了本輪的理論。在文藝復興後，伽里略在1610年1月10日從他自製的望遠鏡中看到了月亮金星等，他說: “原來，月亮和地球是一樣的。” 於是，近代科學萌芽就在1610年1月10日在歐洲從的望遠鏡中產生了。

第七。1*）文藝復興發生在歐洲在14-16世紀間，是借用宗教題材認識並揭露教會的黑暗、腐朽、罪惡，揭示人性和肯定人的價值，但還是對教會勢力抱和解的態度；文藝復興為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文藝復興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上對封建神學世界觀的批判，就不會有以後資產階級反封建的實際行動。其人文主義的內涵是把人性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主要側重於使人滿足基本的生理欲望，這是對基督教禁欲主義的一種反叛。2*）．宗教改革是對文藝復興的一種延續，其內容也蘊涵着人文主義思想，主要是指反對天主教會的宗教特權，提倡人的個性解放，使人們從羅馬天主教會的宗教枷鎖中解脫出來，獲得更多的個人自由。只不過它側重於宗教領域的思想。3*）．啟蒙運動是對文藝復興的繼承和發展。繼承表現在反封建、反教會的鬥爭上，要求從教會束縛中解放人的個性，對人文主義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啟蒙運動把矛頭集中指向封建社會的全部上層建築，並且啟蒙思想家為未來的“理性”社會設計了一幅幅藍圖，提出了整體改造社會的方案，直接為歐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八。簡要地總結一下，不同的古代文化對近代科學萌芽的影響主要地取決於，古代知識分子和人們的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古希臘哲學基本上是自然哲學，因而古希臘先哲所創造的形式邏輯和演繹法，是他們對自然界和社會進行系統性觀測和思考研究的結果。在古希臘的雅典,經歷過奴隸制的民主、寡頭（共和）制和君主制，既統治過別人，也被統治過。而古代中國的哲學基本上是一種道德哲學，或倫理哲學，是一種教各種人‘各安其位安分守己和趨吉避凶’和相信‘因果報應’的行為哲學，它教人們要如何各安其位，各行其事，而“不逾矩”。每個人都要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和不要 “犯上作亂”。所有這些都被以後的封建專制王朝統治者利用以維護其統治，以求保持專制王朝的長期傳承。而古代中國從4000年前的夏朝起，就一直實行‘中央大一統的專制王朝帝制’, 皇帝之被尊為“天子”，已成為古代中國聖賢和老百姓思想中不可反對的信仰。這就是說，古代中國一直到現在，沒有‘自由人和思想言論自由的觀念’。這就是無法產生近代科學萌芽的思想基礎。
    
第九。西方文化來源於古希臘文化，該文化傳統的是奴隸制的民主和海上貿易的冒險精神和求實精神。但古希臘的奴隸制民主只是狼與狼之間的民主，即只承認奴隸主之間的民主，而不承認狼與羊之間的民主，即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民主。這就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一方面是，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個人自由主義，強烈的個人競爭欲望，追尋和掠奪財富的欲望，冒險精神探究自然規律和發展科學技術等。按照聖經教導，人人都有原罪。這樣一來，人的本性就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獸全靠自己。因此，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也深入許多人的心中。另一方面是，科學和求實精神，民主，平等，自由和博愛等精神。特別是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後，以及數百年來科技和社會經濟的進步，經過第一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再加上廣大中下層民眾不懈的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鬥爭，上述許多好的精神和傳統得到了發揚，而壞的精神和傳統得到了抑制，從而使西方發達國家實行了現代化的民主制度。在現代西方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注重橫向的夫妻和金錢關係。而其它的所有關係都是次要的。 ‘人性惡’的個人慾望的惡性膨脹是社會中個人犯罪的根源，是政客們的貪腐，而破壞民主制度的根源，這已成為西方社會的毒瘤。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執政者和壟斷資本家的個人慾望的惡性膨脹所造成犯罪，使他們成為掠奪國內外民眾和霸權主義的主要原因。這似乎是繼承了古希臘奴隸制的民主對外掠奪的劣根性。
相反，古代中國文化將“天、地、人”當作“三位一體”，三者都產生於“道”，即自然。三者應和諧共處。但“人”為“天”“地”所生，所以“人”應該感謝和敬畏“天”“地”，和仿效天地的‘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的行為。在舊中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上下” “主從” 的垂直關係。如皇帝官民關係，父子，夫婦，師生，長幼等關係。而所有這些關係都是不能顛倒的。比如婦女地位在舊中國，都處於最下下層，必需 “三從”，即“在家從父, 嫁後從夫, 夫死從子”。似乎沒有兩個人可以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即使兩雙胞胎之間也不能有完全平等的地位。沒有平等就很難產生自由的思想和行為。任何人都不能“犯上”和‘逾矩’。所以這些出自聖賢教導和制定的綱常和禮儀，完全禁錮了舊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使他們只有服從，而不可能違背 “天意”,“上意”和“聖賢的教導”，對自然界和事物進行觀測和探究。這種流毒還留在現代共產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中。

第十。然而, 現代科技的高速度發展已給西方國家的民眾帶來了豐富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人們能花更多的時間以滿足自己的精神和文化的需要。在過去，大多數人的困苦主要來自生活物品的缺乏。在現代, 西方國家的民眾的不幸福主要來源於個人慾望的惡性膨脹，而不是生活的貧困, 結果導致平民個人犯罪的大量發生，富豪坑蒙拐騙巧取豪奪，而執政者個人慾望的惡性膨脹是導致官商勾結貪腐犯罪和破壞民主制度的根源。這是西方文化傳統中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而造成‘縱慾’的結果。因此，人們就更需要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避免自尋煩惱和災難，從而害己害人害社會。不幸的是西方的流行文化已成為牟利的有效工具，而大肆宣揚和美化暴力和犯罪。另一方面，資本家為了獲取超額利潤或暴利以滿足自己的欲望，與國外腐敗政府勾結，剝削外國工人，造成外國環境污染而危害人類社會。
在現在地球村的時代，各種文明衝擊的最終結果必然是彼此之間取長補短的溶合發展。然而，在21世紀，國際間的主要衝突，戰爭的根源，實質上並不是根源於不同的文化，而是根源於不同的政治制度。在21世紀，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核大戰的根源尚遠未消除，其根源是‘專制集權（特別是強大的中共專制極權）政權，原教旨政教合一政權，恐怖主義政權’，它們視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為其不共載天的敵人。所以21世紀是“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制度的最後決戰。如果專制獨裁政權得勝，人類社會會倒退200-300年，成為《動物莊園》式的新奴隸社會。如果打‘核大戰’，人類社會可能退回到‘石器時代’。前蘇聯的獨裁者們都還是有些理性的，不想主動挑起核大戰，而中共卻一直是鼓吹以戰爭來消滅美帝國主義的。民主世界的人們，遲早會被邪惡暴政的暴行和倒行逆施所驚醒，奮起反抗，將專制獨裁者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第十一。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靈魂. 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一定會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即建立民主化政治制度，和改變民眾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狀態，即民眾的內心世界、生活習慣、思想和行為的方式等。然而，影響總是有正反或好壞兩方面同時發生。總而言之，隨着科技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全社會民眾的物質生活和財富是豐富了，也會更加自由了。於是民眾追求的金錢的欲望增加了，道德水平在總體上會下降。因為經濟的發展和自由化程度的增加，將會增加人們的個人主義、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個人奮鬥、自由競爭等，從而導致人們的‘物慾橫流’，因為再好的法制也阻止不了人們的犯罪。如果全社會不注重對人們善的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的長期有效的教育培養和鼓勵，不能夠對高官、精英和資本大鱷的貪腐勾結犯罪實行有效的懲罰，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和社會不能長期有效的從道德和執法上實行‘懲惡揚善’，這個國家就會很快地腐敗墮落下去。要想‘改惡從善，走回正道’，需要全社會的人們認識錯誤，清除高層犯罪分子，選出清廉公正的高中層執政者，人們需要長期共同努力奮鬥至少15-30年。
西方文化是以個人和以物質利益為中心的。相反, 中國文化是以‘虛偽的’社會集體和道德為中心。兩者各有所長和所短。西方文化有利於發揮個人的才能智慧和創造性，同時易於導致個人慾望的惡性膨脹和個人犯罪。中國文化（注意：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文化屬於馬列邪教，不是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文化，而是反對和消滅中國文化的）則偏重於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一套思維規範，使人們的思想行為社會化政治化等級化，從而限制了個人才能智慧和創造性的發揮。可見,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似乎是走了兩個極端。值得回味的是中西文化的始祖孔子和亞里士多德又都主張“中庸之道”，反對極端的‘過猶不及’。因此，在現代，中西文化各自的相互取長補短的溶合是必然的趨勢。總的來說，西方文化的優點勝於中國古代文化。西方文化的優點主要在於追求進步和發展，勇於批判其現存的缺點。中國文化過於保守，不願意批判否定自己的缺點，死要面子活受罪。
有人說：“在迄今為止的人類世界中，活得最有價值、對世界最有貢獻的民族，首先是猶太人，其次是德國人，再其次是……，迄今為止的中國人將只能排在一百名之後，只能屬於地球上最落後的第三世界。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可不能忘記了，中國人的人口，卻從來就是世界上最多的；偏偏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上最無所作為，最缺乏創造性而好投機取巧。中國人應該深深地感到恥辱，並永遠不忘記問一問自己：這是因為什麼啊！？
中共殘暴地統治中國70多年，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政’ 的紅色王朝統治，中共用馬列謬論完全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和道統。毛澤東前30年是搞馬列的階級鬥爭、群眾斗群眾和仇恨文化，使中國人變成‘無產、無知、無情、無法、無德、無賴、無美、無恥’的8無低素質民族。後40年打着鄧記‘特色社會主義’的冒牌幌子，搞初期資本主義的‘封建資本主義，權貴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又使中國人變成為‘唯利是圖投機取巧的無德無恥的政治和金錢騙子’。現在的習近平政權又回歸到毛澤東2.0，成為西朝鮮。中國人在中共專制獨裁政權統治下，現在既無傳統的‘禮義廉恥，溫良恭儉讓’等美德，又無西方資本主義的‘平等自由博愛和守信’等的精神，到處盜竊山塞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不願意花錢花時間搞科技創新，表現出十足的暴發戶和流氓的醜陋心態，而不以為恥。
總之一句話，中西古代文化和思維和行為方式的主要差異就是: 中國古代文化重“義” 輕“利”, 重“禮”輕“理”，重“質的分析”輕“量的計算”，重私人關係而輕法；而西方古代文化則重“利” 輕“義”，重“理”輕“禮”，重“量”不輕“質”，重誠信和守法而輕私人關係。現在，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已將世界變成為一個地球村，這些差異還遠未消失。文化之間的衝突和融合是長期的歷史任務。但現有共產黨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文化衝突，是導致中國共產極權制度與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之間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產生兩種制度之間戰爭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十二；科學技術雖然是推動人類社會物質和精神生活進步和謀福利的動力和工具，但是，它似乎難以提升人類的道德水平和人性的善。特別是在地球上還存在掌握極大權力的大專制獨裁者的情況下，他們會利用高科技製造各種先進武器和工具監控和鎮壓民眾，還可能為了他們自己的權位和家族的利益，企圖發動打敗民主制國家的戰爭，統治和奴役全世界民眾。
====全文完====
《參考資料》：
[1]. 胡星斗: 中國人的思維缺陷.
http://www.creaders.org/forums/messages/468917.html, 2/27/2003.
[2]. 楊振寧: 在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演講. 9/3 2004.
[3]. 孔子: www.sdinfo.net/sdonline/lishi/kz.htm.
[4].老子: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o-zi.
[5]. 孟子: www.cnread.net/cnread1/gdwx/m/mengzi/002/001.htm.
[6]. 佛教簡介:
http://www.ship.edu/~cgboeree/buddhaintro.html.
[7].李小寧: 我對東西方思想方法的看法.
 http://www.cnd.org/HXWZ Express/03/01/030122.
[8]. 蘇格拉底: www.nioerar.edu.tw/basis1/693/a33.htm.
[9]. 伯里克利: www.housebook.com.cn/200305/16.htm. Athenian Empire,www.ntsf.edu.cn/dy/dililishi/dili5.hym.
[10]. 伯拉圖:  www.zh.wikipedia.org/wiki/plato.
[11]. 亞里士多德:
www.scitom.com.cn/history/person/psn031.html.
[12]. 鄭和: Admiral Zheng’s Fleet. www.google.com.
[13]. 文藝復興: www.gamex.diy.myrice.com/xwenyifuxin.htm
[14]. 約翰 & 格里賓: 大宇宙百科全書. ISBN 7-5443-0145-1,海南出版社。2001, 9.
[15]。王 駿；天人關係與神人關係的比較初探wang@phil.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