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运输多半要依靠人力，运输工人常常是干苦力活的。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已处于社会底层，再低也不会比目前的地位更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最多不过是“草席上滚到地上”，还怕得了谁？因此，常常无法无天，往往被视作是江湖上的流氓无产者。

C厂在当时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化工厂，运输量比较大，因此，由三支不同体制的运输力量来承担。

第一支运输力量实际上是一些扛包工，他们每天将一袋袋麻袋扛在背上，从船码头经过跳板将物质背进仓库。因为是苦力活，厂里没人愿意干，只好外包给厂外人员，这些人虽然也有组织，但是，似乎没有正式编制，多为所谓的社会“闲杂”人员。

厂里的起重吊装活，由一支暂由工厂代管的集体所有制人员承担。他们的头儿姓姚，虽然个儿不高，但是非常强壮，人称“姚大块头”。姚大块头毕业于体育学院，据说，还被入选过国家举重队，有那份不平凡的经历，手下的徒子徒孙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把他当成祖师爷。

起重吊装是是技术活，往往难度很高，姚大块头脑子灵，常能干出让人啧啧称赞的活儿。手下的子弟兵也个个趾高气扬，自然瞧不起那些扛包工，一次，听说扛包工里有个摔跤能手，几人就前去挑战，不料，才一交手，就被人家摔得鼻青眼肿，回去向姚大块头哭诉了一番，徒子徒孙出丑，祖师爷自然要出来挽回面子。于是，双方约好时间地点，上演了一场吊装工pk扛包工，洋摔跤PK土招数的对决。姚大块头矮壮结实，扛包工与之相比显然单薄得多，再加上姚大块头受过正规训练，扛包工只是乡间学来的野路数，因此，姚大块头应该稳操胜券。双方站稳后，互相抓住对方肩膀，姚大块头首先发起进攻，右脚猛往扛包工小腿扫去，本想乘其立足不稳，顺势反向一拉，把他拉倒。没想到的是，扛包工天天背上要背100公斤重的麻袋在跳板上走无数遍，练就的两条腿上力量远非等闲可比，姚大块头的脚扫上去，就象遇到铜铸的一般纹丝不动。姚大块头自己反倒立足不稳，被扛包工四两拨千斤，摔了个四脚朝天。姚大块头满脸羞惭的站起来，两人重新开始，可能由于急于挽回面子，姚大块头没细想就故伎重演，结果再一次摔了个仰面朝天。事先说好三赛两胜，姚大块头丢尽面子，只好带着徒子徒孙灰溜溜的走了。

第三支运输力量是本厂职工组成的运输队，属于全民所有制。也能干一些简单的吊装，更多的是装运和拉车。头头原本是一名公安人员，由于婚前跟自己未来的老婆发生了性关系，就因为犯下这个“严重错误”，被清理出公安队伍。虽说，本厂运输队员工也属全民所有制，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但是，与厂里其他正式工人相比，他们是最吊儿郎当、最蛮不讲理和最让领导头疼的一伙。厂领导拿他们实在没治，只好物质刺激，跟他们搞计件制，除了正常工资，还按累计的吨公里算劳动报酬。他们有他们的办法，明明只有一吨重的货，非要你承认是三吨的，明明是三吨的，偏要写成十吨，否则就休想请得动他们。

这伙人中，刁阿财更是最凶最刁的。刁阿财有一个非常值得荣耀的出身，他父亲在旧社会是人力车夫，而他从小就上街讨饭，因此，是典型的苦大仇深。现今，刁阿财在运输队拉板车，虽说是子承父业，但过去其父拉的是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太太、少爷，而现在，刁阿财是一名地道的产业工人，拉的是货物和设备，本质上是绝对不同的，毕竟是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的了。

到厂外拉货，刁阿财必定会要经办干部陪同前往，理由是，板车上桥时，必须有人在后面帮着推。载货回来的半路上，刁阿财会停下来对陪同的干部说：

“肚子饿，拉不动了，借些粮票和钞票来，买些吃的。”

虽说是借，当然是永远不会还的，而且也没有凭据可以报销，只能被他敲竹杠。刁阿财不仅普通干部的竹杠要敲，厂里一把手的党委书记的竹杠也敢敲。19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家吃不饱饭，他守在食堂门口向老书记讨饭票。老书记只好把自己的饭票撕下来给他，回到办公室里喝白开水充饥。

1962年左右，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工厂开始将一部分人员推回社会。刁阿财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到了社会上可以混到更多的外快，也要求离开工厂。人事保卫科求之不得，立刻同意。手续还在办理中，刁阿财却发觉苗头不对，又到人保科去翻悔。人保科长讥讽他说：

“不是你自己死吵活吵的要走的吗，怎么又来吵着不走了？”

换了别人，肯定羞愧的无地自容，可是，刁阿财就是刁阿财不是别人，当即左右开弓“啪、啪”两下扇了自己两记响亮耳光：

“我自打嘴巴，总可以了吧！”

遇到这样的人，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刁阿财于是还是被留下了。

以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开始反修防修。厂长在工厂的长白班全体会议上，点名批评运输队搞计件制，是修正主义苗子。刁阿财故意夹着一支烟走上前去，坐到厂长的正对面，一面吞云吐雾，一面笑眯眯的看着厂长。明摆着向厂长示威。厂里也没办法，计件制也只能继续搞下去。

文革开始，刁阿财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那时候，公园被认定为修正主义的温床，先是被关闭，后来，也只是有条件开放。在公园里谈恋爱，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闹不好会被当作搞腐化，抓进工人纠察队挨整。于是，刁阿财每天晚上手臂上套上一个“工人纠察队”的袖章，到公园里去“巡视”，看到有单独男女在树丛里谈恋爱，就上前去抓。见到“工人纠察队”谁不害怕？在挨整和罚款之间，宁可选择罚款。于是，这些罚款就轻而易举的进入了刁阿财的个人腰包。

一天，一位被罚者在马路上看到刁阿财正在拉板车，心生疑窦，悄悄跟到厂里，向旁人一问，知道他根本不是“工纠”队员，于是，就跑到群专组去反映经过。刁阿财非常清楚，群专组可不是当年的人保科，要想耍赖绝对没门，挨批斗还是小事，闹不好被还要关进市里的“强迫劳动改造队”，尝尝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滋味，这一回，他可是生平第一次感到害怕了，老老实实诚恳检讨了一番，总算过了关。

可是，紧接着刁阿财又倒了一次大霉，吃足了苦头。一天，刁阿财上一道楼梯，那房子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刁阿财一脚踩下去， “轰隆”一声，脚下的那步楼梯级突然断裂，刁阿财整个身子坠落下去，卡在两个楼梯级之间。这还不算，天底下还偏有这样的巧事，楼梯级的折断的钢筋，居然不偏不倚直刺进他的阴茎，整个刺穿过去。刁阿财大叫一声当场晕死过去。听到喊叫的人开始以为他恶作剧，没予理会，后来抬头往上一看，发现他确实被卡在楼梯级之间，就一起赶忙使劲把他往上拉，这一拉不打紧，把刁阿财痛醒过来，急叫“不能拉..，不能拉！”

众人看他满头冷汗，面无血色，裤裆里鲜血淋淋，觉得确实不妙，连忙检查，发现他身子底下有一根钢筋刺了进去。连忙叫来一名钳工用钢锯把钢筋锯断。人身上的这个部位是神经高度集中的地方，非常敏感，每次锯条的来回振动，都把刁阿财疼得死去活来。钢筋锯断，刁阿财被送进医院抢救。

半年后，刁阿财回来上班，吹嘘起自己在医院的经历来：

“开始几天疼得厉害，每天早晨护士进病房，掀开被子替我换药，我说：

‘疼死了，能不能把这家伙割掉算了！’

护士白了我一眼，骂：

‘神经病！’”

刁阿财边吹嘘，边象占了大便宜似的得意洋洋。

那次苦头之后，他那玩意儿是不是从此丧失功能，不得而知，至少没听说过他老婆要闹离婚。不过，刁阿财以前的刁顽还是减去了大半，二十多年后的一天，偶然遇到已经是老头的刁阿财，他正在骂年青人：

“现在这些年青人，不懂规矩，只知道捣乱！”

运输队里的人也并不都象刁阿财那样的无赖行径，实际上也是鱼龙混杂。有一位当年是解放军少尉，转业后不愿当干部，宁可拉大车。还有一位运输工的女儿考上了大学（那年头考上大学，比现在当博士生还难。）女孩长得很漂亮，有一次来到厂里运输队看她父亲，厂里的年青技术员都找借口去偷偷看她。

一位扛包工是在大学里戴上右派帽子的，娶了个文盲老婆，80年代被平反，进了工厂研究室，多年荒废，实际上也干不了研究了。

姚大块头后来当了一家高温锅炉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厂的高温锅炉销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