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自由意志49.哈耶克拎不清强制的不可避免

抛开了哈耶克，对强制概念的种种扭曲不谈，单从他在定义中指出的，强制与自由的对立看，他好像也没澄清另一个疑团：为什么“自由政策的使命，必定是将强制或其有害后果，减少到最小限度，尽管不能将其完全消灭”呀？

问题很简单：既然自由在于“强制的不存在”，自由政策怎么会允许，这种否定自由的有害之恶，以最小限度的形式存在呢？斩草除根地消灭一切强制，以求自由之善的完美无缺，岂不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么，干嘛还要剩点残余，给它留个一席之地哇？说白了，这种理论缺失，正是西哲经常谈论“必要坏（恶）”，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的直接体现，嗯哼。

不用讲，理解了《人性逻辑》和《道德元理》中，有关好好冲突，以及人际冲突的讨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要是不存在冲突，无论一个人自己，一根筋地趋好避坏的时候，还是一群人合作，大团圆地美美与共的时候，都谈不上任何强制，如同你肚子饿的时候，看到一盘香喷喷的饺子，不会觉得自己是被逼着，才能把它吃下去；或者一家人过年，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不会觉得是被逼着，才能一同坐下来，欢欢喜喜包饺子那样子。快活。

可是呢，一旦有了冲突，麻烦就忒大咧：要是你肚子饿的时候，面前只有一碗，你平常最讨厌的咸汤圆，你就不得不强忍着反胃，才能把它吞下去了；或者要是一家人里面，有的要包咸汤圆，有的要买肯塔基，家长就不得不采取，挥舞大棒子的威权方式，才能迫使各位老老实实，排排坐，包饺子了。尴尬。所以嘛，抓住了好好冲突，理解了悖论交织，人生在世怎么会有，强制性的“必要坏（恶）”，这个让西方学界，头疼了好些年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是？

说穿了，哈大腕正是拎不清，这个简单不过的小问题，才把强制之恶的源头，归咎于外来而理性的设计、安排、控制，却不肯转转水灵灵的脑袋瓜，想想另外一个，同样简单不过的小问题：社会生活里，为啥有些人会不辞辛劳，动用最珍贵的理性禀赋，精心设计、苦心安排、费心控制所谓的“建构”秩序，对另一些人施加，在他看来是超出了“最小限度”，因而属于不必要的强制。

说破了，按照人性逻辑的原点执着，前苏联某些人，大搞所谓“计划经济”，压根不是因为，他们“最珍贵”的理性禀赋，不知怎么搞的，一个不留神，就突然骄傲起来咧。不如讲，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发现，另一些人的意欲志向，与自己的志向意欲截然对立，所以为了压制另一些人的意欲志向，才会强力推行，貌似很有“理性”、其实全是“指令”的“计划经济”，嗯哼。

好玩的是，哈耶克曾感叹，自由是一种人们“希望趋近，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甚至还抱怨说：“由于界定得太宽泛了，自由居然成了，人们不可能实现的状态。”但很可惜，他没能从这些自生自发，说不清楚的感悟出发，进一步揭示好好冲突，造成的下述残酷悖论：一方面，人人都想完全实现，自己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

进一步瞅，也是因为不明白，强制之恶的这个源头，哈大佬还继承了，西方学界的重量不重质传统，凭空端出了一个，“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四则运算，仿佛不如此，不足以体现他的高深数学水平似的，却木有意识到，人际强制的要害，压根不在于量上的大小，而在于设定了，什么性质的正义底线。

严格讲，除了也有乌托邦的属性，在冲突满满的现实中，根本不可能贯彻到底的“自由放任主义”之外，其他所有的“主义”，归根结底都不得不主张，应当针对人的自由，施加不同限度的人际强制，至于这种限度的彼此不同，最终又取决于，它们划出的正义底线彼此不同。

也因此，哈大牌要落实，严格意思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似乎就应当放弃，“最小限度”这类说了等于没说的，人为立法的遣词造句，旗帜鲜明地亮出它的正义底线：自由政策的使命，除了针对侵犯权益的不义行为的强制之外，不再实行任何强制，俗话或曰：“除了坑人害人，其他怎样都行。”

所以哦，他回避了这个要害，却在那里拼命反对外来的设计、安排、控制，猛烈抨击理性的自负，稀里糊涂地允许最小限度的强制，恰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就连当代西方自由主义阵营里，这位最有名的大牛，也扭曲了应然维度的正义感，拎不清自由主义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底线，应当划在哪里，不是？

于是乎，把“强制”界定成，“一个人为了避免较大的恶，屈从于其他人的意志，选择了被强加的较小的恶”时，哈耶克只好这样子解释，强制的没法完全避免：“要想防止强制，只有威胁实施强制这条途径”，也就是把实施强制的垄断权力赋予政府，并限定这种权力只能在，“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范围内，才能凭借“一般抽象的规则”加以实施，以求“尽可能减少这种强制的危害”，最终让“个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不会受到强制”。

不过哈，即便从实然视角看，这些绕来绕去的“一般抽象”说法，也陷入了“以毒攻毒”的空洞贫乏，既难以解释“用来防止强制的强制”，与“被防止的强制”有神马区别，又没能指出，“被防止的强制”从何而来的源头，所以不足以回答，“既然强制是否定自由的恶，自由为何又离不开它”的难题。

于是乎，这样子的稀里糊涂，又导致了哈耶克进一步的稀里糊涂，不仅反对下面的“诡辩”：“只有当我们去做某种意思上，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而且声称：“把自由界定成，符合道德规则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我们关注的自由的否定”，结果得出了一个，实然层面也蛮荒唐的结论：你要是履行了，应尽的道德义务，你就陷入不自由咧。滑稽。

不用讲，他这样子胡言乱语，是因为拎不清，《人性逻辑》38节里，辨析“应当义务”的时候，分拆出来的“一定要”与“一定得”：违心背欲的“一定得（不得不）”，才是否定自由的“强制”因素；相形之下，从心所欲的“一定要（不可不）”，尽管也是个“一定”，却并非阻力式的“强制”，反倒是动力式的“必要”，旨在促使你“一定要”确保，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主要好。

正因为把这种动力式的“必要”，当成阻力式的“强制”了，哈大牌才会得出，那个荒诞的结论：谁要是履行了，应尽的道德义务，谁就会被强制之恶所否定，陷入了不自由……不好意西吔，亲，像这样子说话，还是隐约透露出了，二元架构的渗透痕迹：凡是“一定”的东西，都会毁了人的“柿油”，嗯哼。

于是乎，他接下来就打了自己一巴掌：“如果政治哲学家，只限于讨论事实问题，却害怕在各种冲突的价值中做出决断，他们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里既承认了，“价值冲突”这个“多数人还没意识到的事实”，同时也点到了，政治哲学家的“职责”，但好像并不认为，履行这种义务，会否定他们的自由。

至于他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责任与自由”的话头，也指认了“应当与自由”的不可分离：一个人要是不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没法防止严重的危害，达成重要的自由，从而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接受相应的赏罚；用大师自己在另一个地方的话说就是：“法律制裁之所以被设计出来，仅仅是为了防止人们做某些事情，或是促使他们履行，他们自愿承担的义务。”

这样子看，他一面推崇英国普通法系，把“强制之不存在”视为自由的本质，一面指责欧陆启明思潮，赞同“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也在应然的偏爱中，扭曲了一个事实：任何行为准则和法律条文，不管是普通法系中“经验自生”的，还是大陆法系“理性设计”的，都同时包含着，“不可不”与“不得不”的双重因素，因而必然会在否定人们某些自由的同时，肯定人们的另一些自由。

毫不奇怪，他接下来就承认，英国普通法系也对人们的残暴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并批判了边沁的“自由放任”论点：“任何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然后指出，各种道德规则“既是自由的产物，又是自由的条件”，宣布它们要是得不到遵守，“就有必要通过强制，确保人们遵守它们”，甚至在肯定“个人自由至上”的同时，强调“只有法官才可以下令采取强制措施”……

遗憾的是，他好像没察觉到，里面一个接一个的自相矛盾：第一哈，要是道德规则“既是自由的产物，又是自由的条件”，“符合道德规则”怎么还会否定“自由”呢？第二哈，我们又为什么要采取“强制”措施，确保人们遵守这些道德规则呀？第三哈，以“下令采取强制措施”为职业的法官们，是应当按照他说的：“强制是否定自由之恶”，视为扼杀自由的“恶棍”呢，还是应当按照他引用的洛克名言：“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视为捍卫自由的“勇士”呀？

所以呗，不管哈大师在其他方面，提出了怎样的洞见，这样子的左支右绌，这样子地频繁出现，还是显示了一点：由于绕过了“意志是否自由”，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他没法澄清自由与强制的纠结关系，同时又把自己的应然偏好带了进来，扭曲了实然事实，结果就让他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缺少了自由意志的坚强支柱，最终只能落入，难以自圆其说，没法前后一贯的自败窘境。

于是乎，如同米塞斯一个样，哈耶克的案例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悖论：由于深陷二元架构没法自拔，无力揭示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它的种种学说，无论体系如何博大，推论怎样精细，多少都有根基不牢的疲软特征，缺乏理直气壮的坚挺底气。理由很简单：说不清楚自由意志，是怎么回事的自由主义，当然只能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自由主义了，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