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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带说明一点，目前流传于海内外的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资料大部分源自于谭的调查与采访，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东西还在本书之中。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仅这些抽象的名词便足够叫人心惊胆战，而其间对人类良知和精神的杀戮更在其上。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他们还处于恐惧、贫困之中。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形成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连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谐。

鲜血不会创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一定会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序二：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丁东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97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应黄德志女士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运作过《中国左祸》一书的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并自己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谭先生学工出身，却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80年代就名动三湘。当时，中共高层老人重掌国柄不久，在各级政权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还未达到，余悸犹在，所以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所以也十分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先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1967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本题为《血的神话》的大作，长达五十万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全部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读完这部大著，掩卷长思。我不能不思考，这种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文革前期担任47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黎原将军，当时曾和华国锋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谭合成却告诉我们，1984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说，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早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1967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野蛮征服曾经一再发生。杀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惯用方式。类似的血腥的屠杀，也曾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年的道县事件，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主导性的理念不是对异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演变为治国之道。他把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剥夺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在中国扶植的秘密政治团体，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共合作，一度改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从解放区到全国，再度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打死、逼死的地主富农难以数计，仅1947年几个月内，在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就死了25万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经试图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评。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执政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当时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不同点仅仅在于决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级干部，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毛泽东称赞“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解放区土改的刘少奇曾经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也曾经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点二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最高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的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大陆近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说，这是靠近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谭著告诉我们：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是多么可怕！

道县惨案，放在人权意识有所觉醒的今天，可谓骇人听闻。但对于这种暴行的反思和检讨，在中国大陆仍然困难重重。历史的伤疤仍然被权力有意地粉饰。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等种族主义狂人的大屠杀受到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只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审判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政治运动，上自建国初的土改、镇反，下至1977年对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一批政治犯判处死刑，许多历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谭合成先生正是清理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遮蔽国耻，四维不张。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担起清理历史的使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石之上。

序三：谭合成的书

周实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出版了。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多么厚的一本书啊，我第一句是声感叹：这事终于做成了！从想做这事到做成这事，屈指算一算：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〇年，二十五年过去了，做事不容易，由此可见了。

合成嘱我写点文字，我想我能写什么呢？我的思绪自然地回到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年轻，三十刚出头，在《芙蓉》杂志做编辑。编辑部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要抓纪实文学，最好是每期能抓出一个，篇幅五万字左右。道县文革大屠杀作为拨乱反正的典型自然也就列入了。而合成在当时正好借调到编辑部，且他又会写，尤其擅长报告文学，自然就是不二人选，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也就落到他身上，这就是所谓缘分了。

五万字，他完成了，可惜，却没能发出，于是，才有了这本书，有了这个五十万字，这就是所谓宿命了。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说出的第二句是：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份纪实，一份详细的档案纪实，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公开出版了，谁都能够看到了。这事，以前不容易，今天仍旧很难得。合成做到了，不是伟大是什么？

我要说的第三句是，在中国当代史上，湖南省铁定了要“青史留名”的有一个人、一件事，人是毛泽东，事是道县文革大屠杀。它说明了专制有多么可怕，民主有多么必要。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惜没有人施舍，要靠自己去争取。从专制向民主转型，学习民主，实践民主，完善民主，巩固民主，哪一件事情不难得？再难得，还得去努力。不然不论把楼砌多高，总有楼塌的那一天。明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有一首曲子：“将五十年兴亡看饱。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塌楼的时候那情景太可怕了。

多年以前，编《书屋》时，我也曾经约过文章专门探讨文革的问题，也有人曾质问我：什么不好约，为何约这些？文革是错误，文革是灾难，已经有结论，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何偏偏还要提？这样对谁有好处？我的回答是这样：重提是为了不要忘记，探讨是为了不再重犯，以免灾难再次发生，这样对百姓有好处，这样他们在今后若是再遇上类似的情况，就有可能打个问号：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为什么要搞这样的运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背后有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得利的会是谁？受损害的又是谁？这样多少能减少愚昧，使人能够更加像人。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问题本身就不复杂，只要你还具有良知。

合成是具有良知的，所以，他能去做这事，而且，能够做成这事。（未完待續）

抢救历史系列1- 他甘愿做老鼠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