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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经由网路而重新相识了——在寒夜悲风中，彼此人袖中抖出各自的暗器——于是他的这部沉重的大著，终于在他完成调查二十余年之后，抵达我的眼中。我们互相认出了对方的笔法路数，仿佛失散于板荡乱世的兄弟，终于重逢在同一条战壕之中。我们抵掌为号，相视一笑如同俯身大恸。回顾多年来彼此留下的人生轨迹，那些沉积在各自心中的万千淤血，百叠块垒，九典断肠，实在是到了一个不吐不快的时代。

道县与谭兄有大缘份，与我亦有小缘份，它是我当年逃亡路上曾经的湘南僻野，山直水曲，当年实未知那里竟然曾是血腥的屠场。印象深刻的是秀美的景色，敦厚的民风。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农人，竟会杀人如麻，一个人口不到四十万人的小县，竟然杀了四千五百多人，真的叫人难以置信。然而信也罢，不信也罢，它就是那样理直气壮地发生了。这场并不遥远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大屠杀，其血腥残暴，比前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金边大屠杀有过之无不及，此二者，前者是我们的老师，后者是我们的学生，而我们则超过老师胜过学生，独领风骚。

多少斑斑血迹，俱在谭兄书中泛红……

官方说词中，道具文革大屠杀被解释为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偶然事件，是两派尖锐对立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引起的“派性”杀人。然而，谭合成在他的《血的神话》中，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任何特殊条件下的偶发事件，它是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实行“暴力革命”的必然产物，与中共的暴力土改一脉相承，只不过因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和更加血腥残忍的独特方式。它不是“派性”杀人，而是“党性”杀人。

中共的暴力土改，其缘由和动力，我已思考多年，一些肤浅的思考成果我在拙著《地主之殇》中，已有详尽表述。在那个争夺江山霸主之际，他们要借天下有产者之头颅，驱流民穷汉入投名状，虽荼毒遗祸无穷，然犹能从权术霸业学方面找到解释。独不解土改运动之后十几年，文革骤起之际，诸多地方还会在当地当政者主导和默许之下，再次实施对土改犹能侥幸免死的地主富农及其老幼妇孺的残杀。这是怎样的一个恶世啊！老老实实的平头百姓，竟可以被一种邪恶的学说，一夜之间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西蒙·李对这种现象有个分析：“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着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道县文革大屠杀更以血的事实证明，极权制度不但将它的臣民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且有直截了当地把他们变成刽子手。

至今，土改没有反思，文革不许清算，戾气和血腥依旧在华夏古陆回荡，历史的天空依然迷雾遮蔽。无数的血史被当政者偷偷地篡改悄悄地掩埋。乃至于年轻的一代，不知六十年来民族之内伤，不知那些刽子手们，此刻不过是藏刀于枕，假扮慈眉笑颜在含饴弄孙……这是我们民族更大的悲哀。谭兄在《血的神话》的后记中哀叹年轻一代对民族曾经的苦难所表现出的冷漠和蔑视。须知这正是极权制度继承者刻意培养的结果。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结束中国极权制度的历史使命只能由一代新人来完成，这些人不是极权制度的刽子手，也不是受害者，他们从未迫害过别人，自己也从未受过迫害。我深信，在巨大的民族灾难再度袭来之时，我们的年轻一代，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的。

六十余年来，我们建造一架巨大的绞肉机，把无数的生命连同民族的良知投入其中，绞成碎片。

官修正史从不记载这些无辜的亡灵，巨变之际的档案或将付诸丙丁。如果没有老谭这类人等，道县乃至零陵地区的文革大屠杀，那些潇水流域的九千冤魂，很可能就被当政者悄没声息地和谐掉了。抹去一个时代的记忆，对于极权统治者并非难事。如果没有民间修史，没有我们这些曾经者的访谈和默记，这个世界的疼痛，可曾有人分担半分？

对于刽子手的追诉可以免去，但历史的真相不容篡改。没有真相，人心的裂痕仍在，裂痕仍在，真正地宽恕与和谐就不会出现，而民族的道心更不会拔高半分。我们仍旧会在罪与罚的轮回中万劫不复。

谭兄的《血的神话》不仅仅是为道县文革大屠杀这一血腥事件作史，更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存心。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的众多文人，能够学着老谭的样子，走出豢养的圈栏，走向民间，只要打开每一个县市的档案室，都可能写出烛照汗青的史记。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求仁求义，书生本色。

野夫这厢有礼了。

序五：为了中国不再沦为修罗场

何清涟

乡贤谭合成这本《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记录了被中国、当然更被屠杀发生地湖南省当局刻意掩埋的一段历史。在我这个曾经目睹类似惨案发生的人心中，这不只是历史，而是经历了一场地狱之旅，这场地狱之旅永久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死亡人数共计为210万人左右。专研“文革”的学者宋永毅曾写过一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比对了各种说法，最后仍然无法得出确数——这让人再次想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中国是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信然。

在难以计数的“文革”死难人数中，我的乡梓之地湖南省在“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惊人。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群体大规模地死于所谓“群众专政”，事实上处在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凭借毛泽东给予的“革命同盟军”地位，对中共政府划定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实施大规模屠杀。湖南省境内这一屠杀浪潮，从1967年一直延续至1968年，在相对落后地区均有发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经有道县、邵阳县与溆浦地区等地。

为什么这三地的屠杀能够确认？那是因为有三位身份及处境完全不同的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他们是：谭合成、林启山（陆芒）与苏阳。我本人年幼时曾亲历邵阳县“黑杀风”，一直希望有纪录湖南“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问世，因此，这三篇作品当中，林、苏两位作者的文章都经我推荐、编辑并发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

谭合成先生有关道县大屠杀的文章在海外流布很广。我早在9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读到相关连载，其时作者署名“章成”。我当时就为作者那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有关“文革”的研究，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也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此后更是被列为学术文化禁区，不容触碰。在湖南省内，1967-1968年发生的大屠杀，地方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记得当年邵阳市有人在地处市中心的邮电局墙上贴出大字报要求追查邵阳县“黑杀风”的元凶，结果是当局不去追查凶手，反而将贴大字报的人投入监狱。可以想见，为了将道县“文革”屠杀真相揭橥于世，谭合成数至道县，采访许多亲历者，并得到了当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的书即依据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资料写成。若非本着历史良知，怀有尊重生命的大爱，很难冒政治风险，孜孜于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天日的挖掘历史的写作。

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是湖南省邵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他曾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在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工作。根据其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他在晚年写成了初稿，并将其收于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张贴于国内天涯网上。当年邵阳县“黑杀风”猖獗之时，我还年幼，但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邵阳市市民万人空巷去看沿江漂流下来的尸体的“盛况”，以及当时那座城市被这股百里之外刮来的“黑杀风”搅得惊恐不安的日子。9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上。因此，当我看到陆芒先生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与其联系，征求其同意后，将这一章改写并编成“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上。

苏阳先生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是其英文著作《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组成部分。苏阳先生曾在中国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地方志中披沙沥金，选取了若干个样本研究。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叙事式，其价值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苏阳的研究则在于学术领域。该书对屠杀时间（即为何发生于那段时间）、屠杀地点的政治地理特征、屠杀发生的原因都做了探索性的分析。对于海内外“文革”研究中“非正常死亡”这一重要课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界碑性的意义。

中国“文革”的大屠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坚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在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中国找出的“敌人”之多前所未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的军、政、警、宪、特等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当时在中国至少达一亿左右，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

在世的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深重罪孽也被全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反思与批判。但波尔布特的老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所制造的巨大罪孽，不仅在中国本土未被认真清算，在国际社会也未能形成公开谴责。在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改组，现称人权理事会）虽经多次尝试，至今还未能通过谴责中国“文革”的决议。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的死囚档案库，让世界看到了红色高棉的确切罪证。中国当局曾多次下令销毁“文革”档案，中国今后就算等来了民主化实现的时刻，也很难对“文革”这一国家罪错有完整的档案纪录。但有了上述三位作者留下的三份文献，算是为死于湖南1967-1968年间集体屠杀的中国人树立了几块文字纪念碑。尽管这些作品至今都未能在中国境内正式出版。但我相信，它们总有回到其精神故乡中国的那一天。

谭合成写下《血的神话》，意在对“文革”屠杀事件进行良心的拷问，其目的不仅是要让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一段极为可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国人通过反省而提升文明程度。现阶段，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暴力蔓延的国度，政府过度迷恋政治暴力，民间屈服于政治暴力并盲目崇拜其他种类的各种暴力。追根溯源，缘于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亲手制造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同谭合成在书中所说：“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对中国“文革”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几本著作就能了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合成等人的著作，已经为“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铺上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奠基石。

宋永毅：解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神话

——譚合成《血的神話》英譯本序

我的兩位朋友──美國知名翻譯家Stacy Mosher女士和郭建教授正計劃把大陸作家譚合成先生的著作《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二○一○年）譯成英文出版。因為我出過研究文革大屠殺的書，他們便囑我寫一篇英譯本序。我欣然接受這一任務，不僅因為我一直認為譚著是強化我們民族文革集體記憶的一部最好的實錄，還因為它提供了解構毛澤東農民革命神話的最有力的思辨。

簡單卻令人信服的反推邏輯

在整個中國共產革命的神話體系中，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無疑是其精義大要之一。毛澤東早年以領導北伐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和創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發家，往後也一直津津樂道於自己是在農民問題上最終打敗了蔣介石。而中共建國初期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正是土地改革，並由此奠下了新中國的第一塊基石。雖然勝利者並不等於正義者，但歷史卻常常是由勝利者們長期書寫的。為此，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神話的非正義性和非人性，一直較少受到學界和異議者的激烈挑戰。

照理，譚合成寫的是他對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到十月發生在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的大屠殺的第一手調查實錄，似乎與整個毛氏的農民運動史無關。但不無巧合的是：不僅事件發生的地點都是湖南，不少大屠殺的組織者和執行者也都宣稱他們的殺戮是對五十年前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運動的模仿，並簡稱為「第二次土改」。這樣，譚合成五十多萬字的血淚記載，就提供給了讀者這樣一個十分簡單卻令人信服的反推邏輯：如果說毛氏農民運動在它濫觴半個世紀後的文革（和平時期）中都還造成如此無法無天、恐怖殘暴的慘案，那麼在它發源的戰爭時期和成型的「暴力土改」的建國初期，還會有什麼基本的人性和正義可言？

解構毛氏農民運動神話正義性

譚合成解構的革命神話的支柱之一，是農民運動對所謂「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及其子女）鬥爭的合法性和肉體消滅的正義性。在道縣大屠殺中，「非正常死亡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殺七千六百九十六人，逼迫自殺一千三百九十七人……四類分子三千五百七十六人，四類分子子女四千零五十七人」。換句話說，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被害者是所謂的「黑五類」極其子女。根據美國學者的「保守統計」，文革中全中國農村至少有七十五至一百五十萬人被集體屠殺，受害者的大多數也是黑五類及子女。儘管道縣的殺人者在屠殺他們前製造了種種「地富參加造反派、準備暴動」、「要殺貧下中農」的藉口，但事後證明這些完全是憑空捏造的謊言。道縣的受害者──黑五類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譚合成的調查告訴我們：他們作為飽受歧視賤民群體非但從來沒有過任何「亂說亂動」，甚至已經被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馴化到在臨死前都不敢問一句：「為什麼要殺我？」簡言之，他們從來游離於任何派別鬥爭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而且，「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因此，對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乃至婦女、老人和兒童的屠殺，無論在國際法、還是在中國自己的法律、甚至共產黨的表面政策（如黑五類和子女的區別）中都不具有起碼的合法性。長期以來，中國官場甚至學界中流行一種文革中「人人有錯」的貌似有理的說法。但看完譚的記述，讀者便會幡然醒悟：至少有一個數千萬人的社會群體──黑五類在文革中一點錯誤都沒有犯過，他們是清白無辜的純受害者。在我看來，如果說他們真的犯下什麼錯誤的話，那就是面對禍從天降式的殺戮，沒有奮起反抗、保衛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權利。

顛覆毛氏農民運動神話神聖性

譚合成解構的革命神話的支柱之二，是農民運動中施害者身份的正統性和支撐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神聖性。初一看來，這些瘋狂的群體都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他們的殺戮還有著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使之合理化。但是譚合成的調查卻從根本上顛覆了這些虛假的表像。根據他的調查和引證的內部文件，這些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貧下中農」們幾乎都是有前科的農村流氓賭徒，貪污犯、搶劫犯、強姦犯和虐待狂。他們殺人的動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於赤裸裸的姦淫擄掠的惡欲。首先，在幾乎所有的殺戮案件中，殺人者在完成了血案後都要在被害者的家裡，用被害者的米麵雞鴨大吃一頓，然後把受害者的所有財物劫掠一空。其次，凡是在涉及受害者是青年女性的血案中，幾乎她們都先被強姦輪姦，後或被殺人滅口，或在他們的父親、丈夫被殺以後強行分配給一個「貧下中農」（大多數情況下為劊子手）當老婆。換句話說，齷齪卑劣的犯罪動機在這些兇手心中早就存在了，而「革命」則是激發他們獸欲的催化劑和掩蓋邪惡心靈的旗幟而已。或許，道縣大屠殺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更能說明「階級鬥爭」理論的虛偽性：在九千多受害者裡，有百分之十一左右的人的階級成分竟也是「貧下中農」！按譚合成的進一步查證，這些受害者在生前大都和施害者有過私人矛盾和衝突：或者是在以往的政治運動裡揭露過殺人者的不法行為，抑或和殺人者有過私人的財物矛盾。由此可見，這些施害者的殺戮完全是出於個人恩怨的挾嫌報復、謀財害命，根本和那一套「階級鬥爭」的宏論無關。

值得一提的是：據譚著披露的內部文件，在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製造者裡，「國家幹部四百一十六人，佔當時全縣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縣級主要領導人大多數牽涉在內），農村基層幹部二千七百六十七人，佔當時全縣基層幹部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共產黨員三千八百八十人，佔當時全縣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九。」換句話說，道縣黨員幹部的一半左右是殺人犯、強姦犯、搶劫犯，或至少是他們的從犯。這對於一個時時以「共產主義道德」來自我標榜的政黨和政權是何等強烈的諷刺！而這一革命神話的嗜血本性也正在無聲的諷刺中裸現。

不是農民自發運動，是國家機器有組織的殺戮

行文至此，一個問題必然會浮上讀者的腦際：這是自發的暴民運動，還是有組織的殺人狂潮？無論是在毛澤東本人對所謂的農民運動的描述裡，還是文革後不少善良的讀者的想像中，這些都不過是群眾的過火「自發運動」。然而譚合成深入的調查卻以鐵證揭示：在所有殺人個案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貧下中農」自發殺人的案件。相反，全部都有幹部、軍警插手的證據。我們只要稍微舉出幾個煽動和部署殺人的名字和職務，讀者便不難想像他們所代表的是誰──縣武裝部政委、現役軍人劉世斌，縣委書記、縣抓促小組副組長熊炳恩，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區公安特派員陳智希，紅岩區武裝部長王先志……毋庸違言，這些名字和職務代表了中共國家機器的各級構成：黨政機構、軍隊和公安人員。而在公社和生產大隊一級直接動手殺人的又大都是武裝民兵，他們的血腥暴虐還可以拿到生產隊的津貼和最高的工分，為此引發兇手之間的「殺人比賽」。如同作者不無洞見的感歎：「如果殺人可以不償命而且還是『革命行動』，人太容易變成殺人犯了」……

由此，我們得出如下的一些結論恐怕是不難的。首先，如同任何對人權的迫害首先是一種政府行為一樣，道縣大屠殺和文革中的許多著名的暴力屠殺案一樣，完全是一種中共的國家機器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申，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組織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兇手，大都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團骨幹。他們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

撼動紅色中國第一塊基石─土地改革

如前所述，道縣大屠殺就帶着揮之不去的土地改革──紅色中國的革命基石的陰影。作者也就此進行了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在比較中讀者不難發現，道縣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殺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例如，道縣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沉水」、「輥棒打死」、「活埋」、「火燒」等等方法的處死，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的暴力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裡深深積澱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於受害者之前，兇手們常常先追逼他們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錢來，便可以買下你的命。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兇手們一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如果受害著的家庭裡有青年女性，也要像財物一樣瓜分了給他們當老婆。如有不從，則強姦輪姦後殺之。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因為第一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一兩年後以「農業集體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

針對每一個血案，譚合成還進一步深入調查了這些受害者到底有什麼劣跡？為什麼會在建國初期的第一次土改中被劃分為「地主富農」？調查的結果是：如果不貼上階級的標簽，這些人非但沒有什麼「黃世仁」、「南霸天」式的臆造出來的罪惡，相反都是清白勤勞、遵紀守法的好人。他們的唯一罪行就是他們的財產達到了農村中中產階級的水準！如同作者在談到他的思想轉化時所言：「隨著歷史真相不斷浮出水面，特別是隨著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採訪的逐步深入，我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經歷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審視那些我們曾經奉為『金科玉律』的東西」。什麼是那些被血腥的真相解構的「金科玉律」呢？無疑是所謂的「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和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的革命神話的正義性。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都會在讀完譚合成的《血的神話》後認識到共產革命的非人性，認識到毛澤東的革命神話與生俱來的嗜血性。

　我們都要深深地感謝譚合成先生的勇敢，他尚身處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卻為全世界的讀者提供了這樣一本偉大的記載歷史真相的巨著。

二○一四年元月於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此书内容虽然血腥至极，令人髪指，但仍建议大家不妨看看。

抢救历史系列2 - 致敬譚合成（之一）

抢救历史系列1- 他甘愿做老鼠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