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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8日陷枣阳、双沟，威逼襄阳，而且抢占唐河各个渡口意图包剿唐河以东中国军队，但是战役目标设计错误，包围圈内的中国军队全是弱旅，既然是弱旅那就不禁打，一开打就都跑了，日军围剿目标落空，不过第一阶段的作战也就算稀里糊涂完成了。8日夜，第11军命令准备第二阶段作战，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并肩向白河攻击，也就是由白河再向前攻击约20里，歼灭白河河畔的中国军队，相机占领襄阳。

其实在4月7日制定的《作战大纲》中设计的两期作战的第一期作战就是现在一、二期的合并，原计划是襄阳一线一步到位，也就是直接跨过唐河进占白河一线，而现在是在唐河停了一下、然后再向西攻击20里。这个第二期的20里相比第一期的200里、300里、甚至是4、500里的突破来说，简直是笑话。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5月4日第3师团发现汤恩伯第31集团军出现在自己的侧翼，停了3天准备迎击第31集团军的攻击，如此耽搁就将原计划打乱，只好搞出了现在攻击20里的战役计划。

日军在8日以前简直是“秋风扫落叶”，第5战区被一扫就是几百里，而现在停顿了一下，立刻让李长官抓住了“战机”，打的就是敌军将退未退之际，这样的机会，古今中外的名将是没有一个会放过的，李长官自然也不能例外于名将——“猛力截击，勿使窜回”！

敌军铩羽而还，自然是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张自忠自然很振奋，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正在苦战的第74师，“敌人既已回窜，北面的友军，就一定向南进击，这样我们已成为对敌夹击之势。虽然我们兵力较少，但我们原在河东的三个师不久即可赶到。只要我们肯牺牲，这次一定可以将敌人消灭。”

在张自忠的激励下，第74师不顾疲劳、不顾伤亡与当面日军展开战斗。张自忠也向委员长发报，“遵命亲率所部，誓尽最大努力，向敌追截，以收围歼之效。”

两军战斗一天一夜，日军向东溃退，但是第74师也已力竭，无法发起追击，两天两夜的行军再加上一天一夜的战斗，任谁也顶不住了，只能停下来休息，还要安排伤员后送窑湾渡口。

此时第38师也赶来与总部会合。第38、第74师这几日都是连续行军、战斗，实在是需要休整，于是张自忠命令部队就地休整一白天，给委员长发报，“即到。重庆。委员长蒋：影密。报告：一、职率三十八师、七十四师追击北窜之敌，今晨追抵峪山、黄龙垱一带，即向双沟、吕堰镇之敌攻击前进。二、新街、白庙、方家集一带共有敌约千余名，经职沿途扫荡，连日激战多次，毙敌甚众，我三十八师亦伤亡团附邓文光等官兵约300余人，我七十四师伤亡约百余人。谨闻。职张自忠叩，蒸辰。参战。印。”

一天一夜的战斗，第74师“伤亡约百余人”，说明战斗不是那么激烈，日军此时退却又为何故呢？

10日晚张自忠召集第38师营以上干部训话，训话完毕之后，部队连夜冒雨向枣阳开进。

第38师在前、总部居中、第74师跟进。雨水不停、路滑难行，一路上不断有战士、军马从田埂跌落水田，夜色如墨，只能依靠远处日军焚烧的民房火光辨别方向地形。

张自忠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180师已经两天两夜没有消息，而第179师似乎从马集出发后在大洪山前停滞了。

这些倒是张自忠意料之中的，或者说是担心之中的，而意料之外的是日军的停顿并不是如委员长和李长官的认为要撤退了，而是正处在两次进攻之间的间歇。委员长判断的坚强基础就是去年日本人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年也得是这样，要不然就是如同球场上犯规了，那是不讲武德的。所以呢，委员长用去年的黄历算准了今年的日子，督促全面反击，至于战法此时也是不需要的，抡“铁锤痛击”就够了。

和咱们委员长按照去年的黄历打仗的办法不一样，日军根据战场形势随时做出调整，原计划准备向白河攻击，但现在“5月10日，军在肯定了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五个师已渡汉水进入东岸的情报后，立即命令第13、第39师团及池田支队围歼诱敌。”

其时日军北侧的汤恩伯集团及其他部队也在奉委员长之命准备南下打击日军，如此大的动作如果说日军毫无察觉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很明显汤恩伯集团的重要性远大于张自忠集团，但是日军没有选择北路而是选择南路，原因就是日军准备南下意图宜昌，而张自忠集团正是日军南下路线的阻碍，此时张自忠集团“五个师”脱离阵地倾巢而出，正是消灭的好机会。5月10日13时，第11军发布作战命令，

“一、张自忠右翼集团主力逐次在大洪山北麓地区集结，有开始北进之模样；

二、军决定捉住敌军蠢动之良机，在汉水彻底消灭之。”

对于日军准备围歼张自忠集团的企图，国军方面是毫无察觉，甚至是想也不往那方面去想，至于往哪方面想，那倒是令人捉摸不透的，5月10日，委员长给李长官发电报，“据报，在唐白河畔三路会和之敌，将以舞阳为中心目标，向右回旋运动。希严令张自忠、周碞各部，向东北方猛攻当面之敌，与孙连仲、汤恩伯两部协同，击灭敌人为要。”

如果给古今中外的笑话搞一个排行榜，这封电报可以排在笑话的前几名，日本人看到这封电报可以笑掉所有的大小牙。如果给不着调搞一个排行榜，这封电报可以排在南辕北辙、刻舟求剑之后的第三名。

进攻的最好战法就是分进合击，这个道理实在是没有一丁点儿给军迷讲的必要性。现在日军三路进攻结束之后，却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排好队去攻击500多里外的舞阳？而且是“向右回旋运动”？

这个500多里外的舞阳是个什么地方？难道比现在嘴边的襄阳还重要？舞阳是个小地方，也是穷地方，既不在平汉线上，也不是豫陕通路的要隘，既非战略重心也不是重要物资出产地，顶多是美女多一些，不过即便是美女多一些就比襄阳的美女多了？日本人派出三个师团排队去攻击舞阳干什么去啊？是不是蒋宋美龄此时正在舞阳？

委员长，您的“据报”没有告诉您日军这三个师团排队攻击500多里外舞阳的战役目标吗？这是最终作战目的地还是第一阶段目标？如果只是阶段目标那么日军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哪里？如果日军的最终作战目标是舞阳的蒋夫人，俺个人的意见还是算了吧，就让他们去好了，即便日军得手了也会后悔的。

此次枣宜会战日军第3师团的兵站终点站在信阳城外70里的游河，第39师团的兵站终点站在随县，这都是在自己控制区域的边缘，而第13师团兵站终点站在安陆，这是在控制区的内部，甚至都不敢放在出发地钟祥，担心被中国军队搞了去。这些兵站终点站只能“储存二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二的弹药”，而且“马料自然由当地解决，人的口粮也要尽量当地解决。”

日军平时的基本伙食定量为，精米660克，精麦210克，鲜肉210克，蔬菜600克，泽庵（萝卜咸菜）60克，酱油80毫升（日本人没有酱油吃不下饭），味增（大酱）75克，盐5克，砂糖20克，茶叶3克，清酒400毫升或者甜食120克，香烟20支。战时的特殊定量为精米580克，饼干或者压缩干粮230克，罐头肉150克或者干肉60克，干菜120克，梅干或福神渍45克，酱油粉30克或者浓缩酱油40克，味增粉30克，盐5克，砂糖20克，茶叶3克，营养食品45克还有清酒400毫升或者甜食120克，香烟20支。

士兵在战时需要携带6天的口粮，3天的精米(2610克)，1天的饼干(690克)，2天的压缩干粮(1380克)，1天的罐头肉(180克)，6天的干肉(720克)，6天的味增粉(180克)，6天的味增(450克)，6天的砂糖(120克)，6天的盐(30克)，6天的营养食(270克)，这些就接近 7公斤了。除此之外每人必须携带2天的1700克应急口粮，一般是饼干，肉罐头，盐和腌菜，这加起来就差不多9公斤了。

应急口粮只有在获得命令之后才能使用，否则饿死也不能动，一般下达动用应急口粮命令的时候，基本上很多人已经不需要了。

日军对士兵的伙食保证还是非常科学、认真的，但是在这次“鄂西会战”时就顾不得这些了，“人的口粮也要尽量当地解决”。

其实比解决“人的口粮”更难办的是马料。一般的马不干活的时候可以只喂食大约30斤草料，但一旦干活就必须要添加谷料。如果是比较重的活动，像现在作战期间，负重、长距离运动，喂食的谷料就要食量的占一半以上。日俄战争后日本花费巨大精力改良马种，全面引入盎格鲁-阿拉伯马，为了保证这些巨资引进、花费巨大精力培育的马种血统纯正，日本干脆将本土马全部阉割。经过几十年的精心培育，日军培育出了乘马、轻挽马，但是重挽马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开始都没有完成培育。一匹5岁日本马每日饲料定量为燕麦3.7公斤、干草9公斤，而中国的蒙古马每日供应豆类、高粱、麦面各1公斤的精料、干草4公斤。

燕麦比较昂贵，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意图用高粱代替燕麦，试验进行的磕磕绊绊，最后总算搞到高粱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即便如此，日军也是觉得这些马食量大而且娇贵，对中国恶劣的道路适应性差、易得病，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损耗率过大。

1938年4月，傅作义在绥南对日军发起攻击，趁日军骑兵中队下马作战之际抄袭后路，缴获了396匹战马连同全套鞍具。这是令人激动的战果，可是傅作义却根本激动不起来，因为他根本养不起这些马。

现在发动“鄂西会战”，却要“马料自然由当地解决”，基本上可以认定此战结束之时，一半以上的马匹不是死掉就是废用。

而委员长认为日军三个师团还要继续长途奔袭500里外的舞阳，进入了第1战区的腹地，那么日军的补给线在什么地方呢？看来不仅是委员长当不好，就算是马夫也不是好马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