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THiS｜陈朗：请君重作醉歌行01/17/2024
编者按：2023年12月12日，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在美国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时年45岁。徐晓宏是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中国研究领域极具天赋的学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2000年以后出国求学一代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时间社的主要发起人与领导者之一。为了弘扬他的学术遗产，时间社同仁将在中英文学术界组织和推动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在公号的“缅怀晓宏”专题发布晓宏的文章和学术同仁的缅怀文章。 这篇纪念文章的作者是陈朗博士（晓宏夫人）。陈朗是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学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2019年她辞去在香港的教职随徐晓宏赴密西根，不久即遭遇疫情，长期工作亦无着落。2021年秋立志改行做心理咨询师，2022年春收到密歇根大学临床社工硕士项目录取，同时收到的是晓宏的癌症诊断书。 标题源自：《临江仙》（宋·叶梦得） 唱彻阳关分别袂，佳人粉泪空零。请君重作醉歌行。一欢须痛饮，回首念平生。 却怪老来风味减，半酣易逐愁醒。因花那更赋闲情。鬓毛今尔耳，空笑老渊明。 
2009年暮春徐晓宏于耶鲁大学某楼顶。 陈朗摄。 如果有灵魂存在，晓宏一定会惊讶于朋友们对他的厚爱和高度评价。我也很惊讶，同时为他骄傲。我发朋友圈、感谢作者、转发给我的父母，希望他们终于彻彻底底地知道他们女儿二十年前的任性并没有用错地方。直觉告诉我，他会喜欢看到我这么做，他想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怎样努力地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证明传说中的“凤凰男”不都是他们想的样子。这种“证明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贯穿他的一生呢？这真让人心疼。 然而我也知道我内心深处的“不明觉厉”。朋友们和他的灵魂交流让我嫉妒。我曾经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我曾经跟我的心理医生说，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我说现在我明白了，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应该和跟自己爱好不同的人结婚，比如如果你爱虚无缥缈、形而上的东西，就最好嫁/娶一个发自内心热爱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混下去需要效率，而效率需要劳动分工。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但晓宏不希望也不期待这种沉默。当他听到我内心的尖叫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认为那可以被忽略或和他的成就相抵消。这是一个在男权的结构内，却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男人——这真是一个尴尬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他的要求太高了，高得不切实际。男权的结构要他——恐怕也要我在潜意识中想让他——事业成功、养家糊口、挥斥方遒、广交豪杰，关心国事天下事，它甚至告诉他身体疼痛的时候忍着不去看医生。但同时，他也感受着、承担着我的痛苦，却无能为力。他可能没有好好想过，历史上的多数学术大师们背后恐怕不是殷实的家底，就是甘心情愿伺候他们、为他们奉献一生的女人们。可能在他心里，他自己永远是那个从浙江山村蹦跶到北大、又蹦跶到耶鲁的孩子，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以为凭着一颗聪明的大脑、刻苦努力，还有善良，一切皆有可能。 晓宏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在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多次提到guilt（罪咎），而且对我的guilt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很能理解，问他：如果这个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人和人的方式解决呢？当然患癌这个事本身足以让你皈依，但我们之间的事情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给我答案。现在想来，或许他已经累了，亦或许“我们之间的事情”的确超出了人和人的层面，本质上是个人和父权结构、资本主义学术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 写到这里，我好像看到他对着我笑，说：有道理哦，你好像比我更社会学呢——然后抛出几个理论家的名字供我参考。 为什么你生前没有想到呢？你们社会学家不是最喜欢凡事归咎于“结构”吗？难道在这件事上你被“情”迷糊了头脑？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重要的东西，我不再觉得重要。我敬佩他对大问题的执着，但我也暗暗希望他能发一些水一点的文章，赶快把书出版，赶快评上终身教授，让生活变得从容、安定一点。2022年10月，他需要动一个被称作“手术之母”的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简单说来就是把肚子打开，把能找到的肿瘤切掉，然后在腹腔里喷化疗药水，静置几小时，再清理、缝合。在手术前三四天，他最呕心沥血的文章被期刊拒绝了，而且是在他按照评审者的意见修改之后被同一个评审者拒绝的。他认定那个拒绝他的评审者知道他患癌的事情。*我陪他去附近的一个公园走走，天气阴霾寒冷，周围几乎没有人。晓宏在山坡上大哭起来。那是野兽一般的嚎叫。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在任何会议发表这个研究，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他们就是不给我通过。我手足无措，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恨学术[体制]。还有一次文章被拒，发生在他做完化疗的当天，身体最虚弱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一直都被告知要tough（坚毅）：“不用比谁发的文章多，先比比谁收的拒信多。”但有的时候，那疼痛过于残忍，残忍到让人怀疑是否必要。 在他去世前几周，他破天荒地表达了对学术的厌倦，说剩下的时间，他要为女儿写点东西。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剩下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估计得都要少。至今我没有找到任何他留给女儿的文字或影音。 
2010年1月徐晓宏于埃及尼罗河上。陈朗摄。 12月9号他的同行好友们从美国各地来看望他，还说列了个问题的单子。那天早晨我问他我是谁，他说他不知道。我报出我的名字，他才明白了。朋友们到来之前，护士嘱咐我不要让他太累。我问他：你学术上的事是不是和罗毅（他系里的同事）交代得差不多了，这一队人的问题是不是都已经解答了，就不用再说了吧？他摇摇头说，这些是不同的问题。我只好心想，求仁得仁吧。当然，朋友们看到他的状态，并没有忍心拿出问题清单。他几天来目光渐渐涣散，眼神中有一种老人的天真。他看着围绕身边的朋友们，说你是张杨，你是龙彦，你是毓坤……然后看着我说：你，我不认识了。接着狡黠而天真地笑了，大家都笑了。他可能是在自嘲早晨的事吧。 9号晚上，当房间里只剩我们俩的时候，晓宏越来越频繁地自言自语，内容不是自己讲课就是主持别的学者的演讲，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全程说英文，自信、潇洒，几天前开始变得含糊的口齿又一次清晰起来。我坐在一边泪如雨下。我知道一个强大而不可知的力量正在把他从这个世界夺去。我多么想和他说说话，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想象里。他躺在床上，清晰而冷静地说：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韦伯。 后来晓宏甚至多次试图坐起来，甚至站起来。护士告诉我这是terminal restlessness。他恐怕是想起来和那要将他带走的力量搏斗。 第二天早晨，他终于安静了，睡着了，但从此不再能说整句话。护士给他输液的时候，他把我的手拉向他，轻轻咬我的指尖，我说你干嘛，他就继而亲吻我的手背。护士说，he is so sweet。我才从悲伤和几乎一夜无眠的疲惫中回过味来：也许他还知道我是谁，他可能真的在试图告诉我什么。 八月底常规化疗失效后，他曾经问我：你害怕吗？这个问题让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什么答案似乎都不合适。十一月他受了洗礼后，我们在德州被告知没有任何临床试验可用时，轮到我问他：你害怕吗？他坚定地说：不怕。从住院到过世的十天里，晓宏几乎没有流过眼泪，即使他蜷缩在床上对我讲“我恐怕扛不过这几天”的时候。他过世那天的前夜，每当他似乎有一些意识，我就拉着他的手说尽好话。当我说到我会把孩子好好抚养成人，两滴泪水从他眼角滑落。这是他最后的日子里流的唯一的眼泪。 十二号上午，几日来持续阴沉的天空放晴了短短的一阵子。晓宏面朝窗子的方向。我想他一定感到了光明和温暖，决定向那个方向去了。 过去两年患癌的时光，他固执地自立着。我说我可以放下一切，脱产照顾他，他断然拒绝了。我说我来帮你研究临床试验，他说这个学习曲线很长的，他自己来就好了。除非万不得已，他拒绝让我陪他去外州看医生，在机场都用轮椅服务了，还执意要自己从机场开车回安娜堡，理由是坐着的时候是不疼的。那天我正好要做一个小报告，我说那个不重要，我不非要去，我去机场接你。然而他不同意。即使在他面临大幅度减薪的时候，他也不想动用一分我父母的退休存款，就想着自己怎么能接着工作而保持一些收入。 我想，这两年来，他是希望让我的新事业和他的癌症赛跑。我以前常常幻想我的毕业典礼，打定主意要腆着脸提名自己去做毕业演讲。我要用这种特别美国的、从前的他可能会嘲笑的方式，当着所有人感谢他，让他为我骄傲，让他的病痛不是枉然。他去世大概一周多以后，我决定重新开始跑步，因为自己“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心情不错。跑着跑着忽然想到，他看不到我毕业了。我这个拿过不少貌似高大上文凭、对毕业典礼鲜有兴趣的人，竟然因为这样一个书呆子气的理由在操场上痛哭了起来。 在安娜堡，我和朋友们一起为晓宏选了墓地。墓碑将是朝东的——呼应他的名字，面向他最爱的公园，俯瞰那里苍翠的小峡谷。我们曾经在那里玩飞盘、遛狗、放风筝。以后也总会有密西根大学的年轻人们做同样的事情，年复一年。走在墓园里，我第一次注意到西人的墓碑——特别是那些古旧的——是多么的谦卑：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一些晚近的墓碑上会写：父亲，祖父，丈夫，等等。只有区区几个提到逝者的职业。也许在上帝或生死面前，所有这些只是虚妄。而肤浅如我，恨不得在碑上刻一个二维码，让所有好奇的路人都可以读到他的论文。 不少墓碑上都刻了两个名字，有的还缺一个年份等待填上去。有个墓碑上嵌了夫妇俩年轻时的黑白合影，真是一对美人。想想一起在黑暗中安眠，多么诱人。诱人得如同婚姻一般。 家父的一位朋友知道晓宏过世，发微信慰问。父亲回复时，按着传统的修辞，落款是他本人“率陈朗和外孙女敬谢”。我看到想了想，告诉父亲：你以后谢就好了，不需要“率”我们。我好像看到晓宏又对我笑了，似乎充满骄傲。他曾经的春风得意和曾经的病苦困顿，他的无能为力和爱的凝视，让我成了一个badass。他和我都知道，再没有人可以“率”我了。 是不是我在未来最好还是归于大海、山川？也许那样，我可以更好地爱你。 2023年12月27日初稿 2024年1月12日改订 *关于晓宏当时猜测谁是那个评审者，我的记忆或者对晓宏想法的理解不一定准确。我在十月的那天听他说的“按照评审者的意见修改之后被同一个评审者拒绝”和“评审者知道他患癌” 可能指的并不是十月被拒的文章，而是另一篇。然而和他主观的痛苦比起来，在这篇很个人的文章里，客观的事实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
陈朗：我的几点说明01/20/2024 作者：陈朗，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
没有想到我的小文竟然引来如此大的关注。感谢大家的阅读甚至愤怒和眼泪。听说在网上有一些误读和曲解，在此我想以简明的语言澄清一些事情。 我对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甚为热爱，晓宏生前也知道我的激情并全力支持。我从不得已离开学术体制到寻找到真的自我，是一个值得细细道来的题目，以后会写。文章是回忆晓宏的，没必要喧宾夺主，但因此使得一些读者误以为我改行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其实并非如此。 晓宏一直是非常好的父亲，一个尽其所能顾家的丈夫（即使有的时候笨拙）。虽然因为我们所有人对于病情发展速度的低估，他没能为孩子的未来留下一些文字和影音，但在我们一起共度的日子里，我们留下来太多美好的回忆，值得小孩一生回味。晓宏在最后的日子里最难过的是因为身体不好没精力陪孩子玩。他坚持要去临终关怀医院而不是在家中离世，就是因为他不想让孩子因为他的病情而必须轻声细语，失去童年应有的欢乐。 对于濒死体验，恐怕我们很少有人有发言权。据医生说死前幻觉的内容是很随机的。晓宏对于讲课的幻觉（包括讲韦伯），我觉得特别可爱特别真诚，因为在那一个最后的时刻，没有谁可以伪装。像一个朋友写到的，他是一个“学痴”，到死都是。虽然作为个人也希望在最后得到他的爱（第二天我也得到了），但我深知他并无此义务。 这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夫妇不应该“属于”彼此，而应该彼此相连（connected）。他爱研究他的革命国家现代性，我亦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领域。彼此内心都有依托，而又彼此相爱是最理想的状态。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都是学生。如果没有癌症和死亡，他做学术，我做心理咨询师，多么平衡的安排，我们也可能会去看couple’s therapy ，学着更好地彼此相爱，相连接。然而癌症的到来让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因此那些觉得我“怨”的读者（不管是同情我还是批判我），其实都低估了我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立场。晓宏从来都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如我也不属于他。在爱之前，我们必须先成为自己。我们二十年来，互相帮持着，都做到了。晓宏走之后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而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真诚的女权主义者——是为我骄傲的。 既然我们都是没死过甚至没有濒死过的人，我们大多数也没有被末期癌症折磨得痛不欲生，那么评价一个病人的行为表现是无知，是不敬。因为——说的直白一点——如果我的身体承受那种痛苦，我还不一定怎么表现，不知道还能不能爱别人。晓宏走得很高贵，很有尊严，爱着亦被爱着。我为他骄傲。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你不是“怨”，那你写那些干嘛？
第一， 特别是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母亲，我要诚实，不想续写“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荣幸”之类的神话，来让更多的女孩子误解婚姻的意义。这一点我肯定晓宏是绝对支持的，因为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个完美的丈夫。我说出“真相”的勇气里也有他对孩子的爱在里面。 第二， 如果有“怨”，那是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我想说的是，即使如晓宏这样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这么多痛苦和遗憾，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作为父权结构的受害者承受了什么？我们的学术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异化？ 第三，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相信每个人应该允许自己内心怀有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情绪。任何情绪都是合法的。作为一个佛教研究者，我多年沉浸于“一念三千”和“性具法门”。这些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文风，让我不加解释地记录很多矛盾的情绪，可能也因此让很多不同的立场的人都在文中找到了可以投射自我的地方吧。 因为写作时没想到会有这么广泛的读者群，很多细节没有交代到位，本人深感遗憾，但不后悔发表拙作。 2024年1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