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23点25分，我发表了《民主先声》310，题目是《经济与政治：与何清涟商榷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

今天（10月6日）早上九点，就收到了何清涟女士的回信。我正在纳闷怎么何清涟女士也有熬夜的习惯时，突然想起，原来我在地球的这一边是独裁的黑夜，而何清涟女士在地球的那一边却是民主的白天。

何清涟女士来信中认为她给中共出的“三个金点子”其实并不只是经济策略，也是一种政治策略。

她说：第一个“点子”，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本身就是要求共产党高官放弃政治特权，与民众共一国风雨；要求统一国内国际食品标准，本身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中国人的生命与人权。第二个“点子”，要求将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实际上是讽刺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置民众生命与健康于不顾，一味去抓捕良心犯与政治犯的倒行逆施，告诉共产党现阶段民众的生命安全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如何去构建这样的国家安全才是沧桑正道。第三个“点子”实际上是要求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是民主化的第一步。台湾经验是开放舆论后，开放党禁就水到渠成，促成了多种政治团体的出现，多党政治随后形成。

下面，我来对何清涟女士的这三个“金点子”一一作出我的判断。

其实，我和何清涟女士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学者之前，都做过时间不短的国家工作人员。何清涟女士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法制报》工作过，而我在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过，我们对中共的恶行都非常熟悉。

何清涟女士的第一个“点子”是请中共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

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是不是知道，中共根本就不承认有这个“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中共自己都不承认有，你叫他撤销什么呢？

何清涟女士的第二个“点子”是请中共将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

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是不是知道中共一直标榜自己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例如2007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材料显示，胡锦涛先生高度重视食品安全。胡锦涛先生说：实施农业标准化，保障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实施农业标准化，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对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提高对实施农业标准化和保障食品安全重大意义的认识，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共自己认为他们早已把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了，你还叫他提高什么呢？

何清涟女士的第三个“点子”是请中共撤销专事制造谎言的国家机器中宣部，将政府与厂商置于公共舆论的监督之下。并认为这第三个“点子”实际上是要求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是民主化的第一步。台湾经验是开放舆论后，开放党禁就水到渠成，促成了多种政治团体的出现，多党政治随后形成。

我想何清涟女士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过，一定知道中共的宣传部是中共维持独裁统治的三个根本工具之一（还有两个是组织部和军委）。我的朋友北京大学的焦国标教授因为写了一篇《炮打中宣部》的文章，立即被中共下岗，现流亡海外。另外，何清涟女士提到台湾经验，请问，中共哪位领导人能有蒋经国先生的胸襟呢？蒋经国先生有句话“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将千古流芳。中共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谁会千古流芳呢？当然他们也会千古流传的，不过流传的绝对不会是芳名。

另外，何清涟女士对我把中国的所有社会症结都归结于中共的独裁不以为然，并举了三个独裁（或称威权）事例来论证独裁并不一定导致“食品安全”。

她说，“将一切问题归结到专制独裁，前提似乎不错也很省事。但具体参详，万事有因有果，不是把一切都往专制独裁上扯都行得通。比如新加坡是威权国家，但从不生产伪劣产品，更没有让国民吃有毒食品。南韩民主化之前的朴正熙时代也未生产有毒食品给国民食用。毛泽东专制时代固然是短缺经济，但也从未如此规模化“生产”有毒食品。”

我想说的是，何清涟女士提到的新加坡、南韩威权时代和毛泽东专制时代，恰恰都是我的研究对象。

第一，新加坡并不是威权国家，而是一党独大的民主国家。新加坡的反对党有议席，可以否决各种法案。新加坡唯一和西方民主国家有区别的是，新加坡的反对党可以否决执政党的法案，却无法竞选执政党。那么，中国有可以否决中共法案的反对党吗？

第二、南韩民主化之前之后，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公民信仰。韩国人的两大宗教覆盖了全体国民，即基督教和佛教。韩国自古以来深受东亚佛教文化熏陶（我写过一本《韩国佛学圆融思想研究》），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在东亚诸国的传播和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基督教在韩国取得了巨大发展。尤其在近半个世纪，韩国基督教更是异常迅速，不仅教徒数量超过了韩国传统第一大宗教佛教，而且也展开了规模庞大的海外传教计划，其海外传教士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韩国赵镛基牧师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汝艾岛纯福音教会也是享誉世界的全球基督教第一大教会。

在韩国这样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即使是独裁统治，也不可能发生类似中国毒奶粉这样的“无良事件”。那么，中国呢？中共这样的无神论执政党，敬畏什么呢？一个无所敬畏的无神独裁党，怎么可以和韩国相提并论呢？

第三，毛泽东专制时代，虽然是独裁，但是在经济上却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什么叫计划经济呢，就是政府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对等数量的生产。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由国家编制生产计划，由国家组织生产。这样的统治，虽然是独裁、“机械”和“节用”的，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却绝对是无可挑剔的。

那么，当今的中国呢？政治上独裁，而经济上却放任到竟然随意发放食品企业“免检证书”。当代中国的独裁，在政治方面与毛泽东专制时代完全一样，但是在经济管理特别是产品质量方面，怎么能和毛时代相提并论呢？

尽管如此，何清涟女士还是承认“在中国现阶段，食品是生产厂商、农村专业养殖户、种植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原因很复杂，政府放弃监管责任只是原因之一。”

我与何清涟女士的分歧其实就在这一点，即中国食品安全的症结，中共的独裁统治是原因之一还是根本原因。何清涟女士持前一观点，而我持后一观点。

何清涟女士在给我的回信的最后说：“海内外众多民主力量在为争取民主竭尽绵薄，各人能力与关注重心不一样。大家如果能够在从事本身事业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作用，情况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

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我想，何清涟女士久居海外民主世界，可能不能理解我们身处独裁专制统治下，心如刀割、周身如焚的感受。

请何清涟女士有空回国看看中国人民的苦难吧，如果再能顺便到南京我的家中小聚那就再好不过了。

附件：何清涟：回答郭泉先生“与何清涟商榷‘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一文？

    接到阿波罗网转来的郭泉先生的文章，先谢谢郭泉先生多年来对本人研究的关注。对他提出的问题简答如下：

    第一，郭泉先生讽刺的“三个金点子”其实没有一个是纯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第一个“点子”，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本身就是要求共产党高官放弃政治特权，与民众共一国风雨；要求统一国内国际食品标准，本身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中国人的生命与人权。第二个“点子”，要求将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实际上是讽刺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置民众生命与健康于不顾，一味去抓捕良心犯与政治犯的倒行逆施，告诉共产党现阶段民众的生命安全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如何去构建这样的国家安全才是沧桑正道。第三个“点子”实际上是要求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是民主化的第一步。台湾经验是开放舆论后，开放党禁就水到渠成，促成了多种政治团体的出现，多党政治随后形成。

    第二，我为《华夏电子报》及其它专栏写的文章，每篇只有1,500字的篇幅，只能就一事谈一事，不能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地漫天扯开，这是前提。读我的文章，最好有个连续性，这样才能对我的总体立场有个基本了解。如果郭泉先生读我最近写的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的文章，包括为BBC写的那篇在内，可能就不会得出他文中的结论。

   第三，将一切问题归结到专制独裁，前提似乎不错也很省事。但具体参详，万事有因有果，不是把一切都往专制独裁上扯都行得通。比如新加坡是威权国家，但从不生产伪劣产品，更没有让国民吃有毒食品。南韩民主化之前的朴正熙时代也未生产有毒食品给国民食用。毛泽东专制时代固然是短缺经济，但也从未如此规模化“生产”有毒食品。所以这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很难成立。在中国现阶段，食品是生产厂商、农村专业养殖户、种植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原因很复杂，政府放弃监管责任只是原因之一。否则，我就无需要前后写五篇文章谈这问题。（有兴趣者请上我的个人网站“清涟居”）

   第四，在中国现阶段，如果要等到郭泉先生谈的“多党监督”出现之后才谈食品安全，中国人可能早已经再次沦为“东亚病夫”。目前要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尽可能地改善食品安全状况。我的文章就是为此写的。

我是学者，本人并不认为要将我所有的研究简化成“打倒共产党，结束独裁统治”这样的口号。如今的读者文化素质不低，他们并不只想听一两句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想知道更多。将一切结论政治化，并非与读者沟通的一种最佳方式。更何况，有些问题，并非共产党一倒台，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比如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共产党倒台了，也不意味着中国农民每人手里就有人送上一只饭碗，小农阶级就此消失，城市化就此成功。民主化最多只是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民众参与的前提条件。

海内外众多民主力量在为争取民主竭尽绵薄，各人能力与关注重心不一样。大家如果能够在从事本身事业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作用，情况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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