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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夜，张自忠遗体运到快活铺，冯治安及苏联顾问、总部官兵痛哭相迎。

冯治安含泪俯身查看张自忠遗体——

张自忠比冯治安年长5岁，但是在西北军的资历却是冯治安更长。冯治安不满16岁就投身冯玉祥为营中伙夫，然很快窜起，到了28岁就成了冯玉祥卫队旅旅长，30岁为国民联军第5师师长。

张自忠在25岁时才投靠冯玉祥，委以中尉见习官，很快任排长，而此时冯治安是连长了。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西北军被打散，进入山西的西北军各残部共约2万人被张学良收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其中张自忠所率的第6师尚存5000人，是这支部队建制最完整也是最大的部队，所以一开始张学良有意张自忠为军长，而张自忠为全军计推宋哲元为军长，这样冯治安为第37师师长，张自忠为第38师师长，而刘汝明为暂编第2师师长。

宋哲元虽为军长，但第29军也是纠集各部而成、于是众人定下了一个“规矩”，如果部队以后有所发展，除开宋哲元是永远的首脑外，一定按照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的顺序依次“升官”，决不随意变更。当然约定是约定，变化是变化，要不然就没有离婚的啦是不是？特别是第29军进占冀察京津之后，部队情况彻底改观，各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而宋哲元也越来越忌惮张自忠的威信，从而逐步倾向冯治安。

张自忠第38师驻防天津，很快天津市长萧振瀛去职而张自忠担任天津市长。与此同时，宋哲元将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了冯治安，刘汝明去当了察哈尔省主席。

张自忠对此当然不是很满意，天津虽然也不错，但与河北相比还是太小了，按照当初的“约定”，河北省主席应该属于自己是不是？再有，宋哲元一旦有事外出就让冯治安代理军长，这是明显的“违约”是不是？张自忠与宋哲元、冯治安自然渐生隔阂。

第29军是因为日方驱逐中央势力才得以占据平津冀察，日方当然不会让第29军比中央势力做得更好是不是？特别是天津，天津既是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驻在，也有日本租界，更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的集中之地，政治气候极其复杂，张自忠周旋于此，既不能强硬也不能软弱，对日强硬则会引起冲突直接影响第29军在华北的地位，对日软弱则出卖国家利益，简直是左右为难。而在北平的宋哲元本人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干脆一走了之，这样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张自忠自然成了“亲日派”。

而冯治安就单纯的多，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直接摆出抗日的架势来就万事大吉了，在第29军全面整体考虑的程度上，冯治安明显把问题想得简单了，最后“卢沟桥事变”本来在张自忠的“斡旋”已经解决，但是冯治安仍不罢手结果终于不可收拾。

这些事情外人不知道，可是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三人最清楚。“卢沟桥事变”之后张自忠待罪南京，而宋哲元和冯治安也闹翻，冯治安弃职离队差不多半年时间，这里边自然有宋哲元对冯治安搞出这样一个局面不满意的成分，站在第29军的角度来看，失去平津就是失去了根基，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事儿。

不过这些都过去了，4月5日宋哲元病死绵阳，4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联名致电宋夫人，“惊悉明公逝世，缅怀知遇，悲恸莫名”，而现在仅仅1个月，张自忠又阵亡！当年第29军的“三巨头”仅剩冯治安一人，冯治安凭棺细看昔日战友，能不悲痛？

医疗队将张自忠遗体重新擦洗，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冯治安率众人再行祭奠。

5月21日5时，李致远将军、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之命，率手枪队乘六辆卡车从快活铺起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下午3时许车抵宜昌县境。湖北省代主席严重、江防军司令郭忏及第26军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萧之楚等40余名军政官员，在城郊扬岔路迎灵，而后棺木停于东山公园内东山草堂。

这边张自忠灵柩在21日已经开始起运重庆，那边委员长在22日还发电报问李长官，“张荩臣与钟毅两同志遗体究有寻获否？战争胜负，兵家之常，无足为虑。而忠烈遗骸，如不觅得，实为我全军上下终身遗憾无穷，望特注意。”连这么个事情都搞不清楚还打什么仗？！

李长官接到这封电报最入法眼的就是“战争胜负，兵家之常，无足为虑。”这句话，此时枣阳前线溃败，第5战区长官部如惊弓之鸟一般逃命后撤，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张荩臣与钟毅两同志遗体”？

5月23日晨4时宜昌各界举行公祭，严立三、郭忏、王陆一主祭。5时起灵至码头，宜昌民众十万沿途路祭。

5月28日晨8时，灵柩抵重庆储奇门，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张群、宋子文、于右任等至码头迎灵。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

1940年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1941年5月，第59军军长黄维纲拨军费在长山修建纪念碑，同难官兵公墓修筑于南瓜店战役之主要战场杏仁山东北麓。

长山纪念碑碑铭为“张上将自忠殉国处”，其实并不是张自忠确切死难之地，而是因为南瓜店战斗地兼襄宜两县，于是决定纪念碑建于横跨两县的长山之上，俯视整个战场；再者纪念碑修于长山次峰，寓意当时的抗日战争还未彻底胜利；另外纪念碑用石板95块砌成，此为“59”的倒写，寓意第59军。本来是计划直接用59块石头的，实在是因为太大搬不动，只好倒过来吧。

1942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布令张自忠入祀忠烈祠。

1944年8月，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不过在1949年5月恢复宜城县建制.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后天津、上海、武汉均设立张自忠路。

1982年4月16日，张自忠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自忠死后极尽哀荣，成为民族英雄，源此对张自忠的牺牲做了很多演化，这在一开始就搞了拔高，军委会在1940年的《综合张自忠殉国经过报告稿》中就认定张自忠渡河前“预留遗书”，这个问题咱们前面说的很清楚了。

伟大人物的牺牲自然必须是不同寻常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是指导方针，不过实际情况往往是残酷的，并不是电影胶片那样颜色绚丽，张自忠最后的时刻主要有几个版本，中日双方说法也不相同——

张自忠拔出腰间的短剑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不过当时1940年军委会的《综合张自忠殉国经过报告稿》中说的是“拔枪”而不是“拔剑”，说实话，此时的短剑只是军服配饰了，已无自杀或者他杀的功能了，总还是“军委会”，基本上人人都有这种装饰品，知道张自忠是绝对不会用装饰品来自杀的。再有就不是被卫士（谷瑞雪）“死死抱住”了，而是被“随从副官朱增源所夺”。

自杀是仁人志士追求的最高死亡境界，不过不是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有机会自杀的，这样就需要演绎才能完整仁人志士的形象，例如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牺牲于滕县城墙外边，而现在官方说法是牺牲在城中心十字街口，至于电影就干脆演成自杀，彻底完成形象塑造。

张自忠的遗体勘验比较完整，七处伤痕都很清楚，没有自杀的可能，那就搞成自杀未遂好了，这在一开始就是军委会的工作指导方针，首先是渡河前“预留遗书”，然后就是通过卫士谷瑞雪的口讲述张自忠的最后时刻和“遗言”。

当时张自忠几个人在长山是逃跑、躲避日军的截杀，情况是非常狼狈的，张自忠被子弹打倒，几个人也只能把张自忠拖到旁边的大石下躲避，也就在一转眼日军就到了，卫士谷瑞雪首先挺身而出被子弹打倒。在张自忠身边最后的几个人中谷瑞雪在最外围，也是最先倒下，根本不可能看到张自忠的最后时刻、也不可能听到张自忠的最后遗言，谷瑞雪的这个讲述完全就是政治需要而杜撰的。毫无例外，类似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处理的，例如董存瑞炸碉堡时向后方战友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当时战场上枪炮震天，几十米外哪里能听得到你喊什么？董存瑞的战友后来讲，当时董存瑞就是向后面的战友招了招手，示意准备冲锋，因为在那个环境里喊什么也是不行的。

第二个被打倒的应该是少校马孝堂，不过马孝堂受伤过重，几天后身亡，没有能讲述张自忠阵亡详情，或者说没能按照政治意图讲述。

第三个被打倒的少将张敬，打光左轮手枪子弹后被日军刺刀刺死。

第四个就是张自忠本人了。

其实还有第五个，没有被打倒也没死，而是活着跑出来了，那就是“随从副官朱增源”。

朱增源一开始是张自忠的贴身警卫，从1926年就开始侍卫张自忠，其实就是勤务兵，主要就是张自忠的私事，和张自忠的家属非常熟悉，后来成了“随从副官”，也就是生活秘书吧。

最后的五个人当中谷瑞雪受伤昏死后来生还，而朱增源未有受伤的记录。在张自忠葬于重庆之后，朱增源自己要求到重庆北碚守墓十年，而朱增源本人对张自忠的最后时刻并没有任何记述留下来，这其中的微妙也可以稍微玩味一下哈。

朱增源与北京的结发妻子失去联系，在十年守墓期间认识了蔡玉芳，两人于1946年生下一女。此时抗战已然胜利，1947年朱增源的发妻从北京找到北碚与朱增源重聚。1950年，守墓十年之期已满，朱增源举家返京，蔡玉芳不愿赴京，于是留在了北碚，而其女则随父赴京，1956年其女到重庆终于找到了生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