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福利国家之后

汤姆·帕尔默（Tom Palmer）的《福利国家之后》深度分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问题。

美国是不是一个福利国家？看看美国政府的开支占比：21.6%的社会保障金；19.5%用于 Medicare 和 Medicaid；4.1%用于退休金和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 穷人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债务利息；教育 3.8%；老兵补助 2.6%；交通 2.8%，国际事务 1.2%，科研 1％。福利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福利国家的首倡者俾斯麦想让工人更依赖国家，因此也就更依赖他本人。福利国家是一种政治策略，用于建立一个依赖于国家、受民族集体主义意识形态鼓动的人群。年老之后有一笔养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没有养老金的人更满意，对付起来也容易得多。

福利国家基本上是控制人民的一种政治策略，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人民的福利，而是把他们当作政治选民来操纵。它取代、摧毁了各种自愿的、参与性的制度；它将社会弱化、原子化，降低了个人责任；它用依赖关系和主从关系取代独立性和权利。福利国家是古代的“主子和门客”关系的一个新版本。它攫取了公民对于自身福利的责任，将公民变成自己的门客、附庸、臣民和乞求者。它操纵的不仅仅是人口中较为贫困的部分，而是每一个人。用牺牲未来选民的利益换取今天选民的选票。毕竟，未来的选民今天并不投票。

竞选制度在全球滋生了一个跌跌撞撞、时断时续的经济周期。政府为短视的选民用提前支付来粉饰大选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导致了不稳定和无效率的经济。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将问题推给了未来几代人，用短期主义、机会主义取代了负责任的对未来的打算。

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开始前，黑人青年失业率在以前一直都接近白人青年的失业率，很多时候还更低。而在此之后，黑人的失业率开始飙升。美国的贫困率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都在大幅下降，而这一趋势在伟大社会计划推行的20世纪70年代停止，并开始略微上升。与此同时，美国非洲裔年轻男性的劳动力参与度显著下降。 美国公共开支从1970年GDP的32.7％上升到1993年的56.3％。20世纪50～60年代，公共债务平均稳定在GDP的30％左右，而199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21.8％。

次贷危机发源于民主党政府和国会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和硬性规定了对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3年，垃圾贷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8％的份额，但是在2004年上涨至18％，在2006年的三季度进一步变成了22％。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5—2007年间有40％的抵押贷款是次贷或准优级。2007年末，其负债和他们担保发行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总和与美国国债数量相等。对于他们担保或者通过证券借出的每100美元，他们只有1.2美元的权益。2008年8月，“两房”所拥有的垃圾贷和基于垃圾贷的证券总值达到了超过一万亿美元—这比他们整个抵押贷款证券投资组合的五分之一还要多。 2005年，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2008年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市场经济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 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可以说，民主党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

政府的干预政策导致不断上升的螺旋效应：干预产生扩大干预范围和干预力度的必要性，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政府干预。比如美联储和利率。福利国家和对劳动市场的福利主义干预，其最深层次的结果，既非经济也非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福利成瘾的文化让意大利近年来面临债务危机时，改革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