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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被中断了小学不到六年的教育，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教育流浪儿。记得伴随着文革的“深入展开”，我的父亲也被揪了出来，带着几种大帽子也住进了“牛棚”。家兄已经是六七届中学生，有他那些小学/中学的特殊学友们常常在一起。让家母除了为父亲担心，就是为尚小的我没人看顾而不放心。于是，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去避难，当教员的堂姐把我接到了武汉，在她那里，我的时间基本是在空空荡荡的学校图书馆度过。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读书的目的，而是因为南方的冬天，只有图书馆有一个煤火炉。我读了许多包括中国的文史集和世界名著，但毕竟是仅仅小学5.5年的语文水平，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有些并不像读凡尔纳/福尔摩斯/克莉丝汀的书那么吸引人。比如说，有趣的西游记，水浒传的108将等还勉强可以，红楼梦，我根本就看不懂那复杂的人脉关系，更不说其他了。我只记得那些姑娘们美得如花，扑蝶猜谜玩得开心，还有那关于螃蟹/茄盒等数不清的美味佳肴，还有那位有趣的刘姥姥。

后来，我的堂姐也因为学校的特性，需要常常带着学生下乡前往鄂北等边远农业地区，不可能带着我，母亲的单位也平稳了许多，半年后我就又回到了北京。记得我们去工厂学过工，在牛奶加工厂的“流水线”上，为那被装进新鲜牛奶的一瓶瓶从眼前移动的顶端盖上一张硬纸片，使其不会溢出，然后迅速把一张薄薄的小方纸放上去，用橡皮筋套住，于是，一瓶瓶新鲜的牛奶就会被送往一家家住户。只记得需要天没亮就要起床，早早赶到工厂“上班”，更详细的就记不太清楚了。还有，看到了在工作间隔休息的时候，年轻的男女大哥哥大姐姐们会打闹玩耍，甚至躺倒在地的情景。我告诉了母亲以后，她立即不让我再去“上班”，开始教我在家洗衣做饭。因此，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代替母亲去东单菜市场买菜，并且学会很多的烧饭烧菜的方法，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很多。

那时，最大的自由是可以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乘坐公共汽车去游泳。北京有三个向市民开放的游泳池，陶然亭/什刹海/工人体育场；此外，还有北京的一些部级机关也有游泳池，较近的是公安部游泳池；另外，就是北海公园附近的养蜂夹道游泳池和台基厂附近的外交学会的高级游泳池，是不对外开放的。家兄常去的是和同学们去的不开放的部署和高级泳池，而我一般是和小学的同学们去工人体育场游泳池，那里比较大，深水和浅水是分开的。拼着命通过了二百米考试，高兴地得到了可以进入深水区和跳台区的出入证，有一种成就感，游泳衣上缝了一个白色深水证是很得意的。

我不太记得正确的复课闹革命的年月日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六九届是没有考试上中学的，而且就近按居住分片入学，我们上的中学，原本没有的，是为了五十年代的多出生率，而临时修建的一座没有校园的简易楼，师资也是临时拼凑的，成绩名声不太好。另一个重大原因是，我写出来很不好意思。我还没入学呢，却传出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奇闻。后来，我母亲去学校询问，才知道，那是一个男孩子给我寄到学校的一封信（至今我也没有见到）。通过母亲，我知道了寄信人的名字。我告诉母亲，那是和发小们去工体游泳时认识的，出来后常常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聊天的一些中学生男孩们。大家都是两小无猜的，分别谈到各自的学校，面对学识“渊博”的他们，记得我说过自己将要入学的无名堂的中学校名。不知道那封信在哪里，但我知道那是一封带给我很不愉快的结果的一封信。后来，我外出回家的路上，他和同伴们骑着车子在叫我的名字，可我赶紧低头装作耳不闻，眼不见地匆忙躲开了，从此再未见过，但感觉是一位好学生。

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察觉什么异样，可慎重的母亲立即给我转学到外婆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我离开了要好的闺蜜们，搬到了外婆家。没有想到，我的厄运悄悄地来了，那绝对不是仅仅没有朋友闺蜜那么简单。学校虽有名，可六九届全是就近上学，那个城区的学生的家庭构成和我父母家那一片是很不一样的。我孤单极了，女孩子们都不和我玩，大家对我说话的南腔北调不但指手画脚还评头品足的。我常常因为想念逝去的外公外婆，因为他们从小对我的要求是站要站得直，坐要坐得正和其它一些做个好女孩子的知识。记得当时上课内容很多是关于政治的，大批判，我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说了一句“红色资本家”的话，被一位来自印尼教英语的老师严厉责备。于是，班级里我就成为了众矢之的，批判的对象。

此外，人倒霉的时候，是一件接着一件的。学校里有一位英俊潇洒的男生，父母都是那一带的名人，因为是一个名闻中外的企事业负责人，名门大户。据说，学校的女孩子们都为能和他说上话为荣。我是从小就爱喝粥，又因为没有姐妹，懂事很晚。有一天放学，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后面丁零零的声响止住了我的脚步，转过身一看就是那个风云儿。他说，我知道你，你是谁谁的女儿，我妈妈欢迎你来我家玩。我很惊讶也没有讲话，礼貌地点了一个头就扭头回家了。周末，我回到母亲身边，告诉了她后，母亲说一定不要去，虽说是一个部的，因为我家是挨整的，而他家是有一位康某大人物的保护，因此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我还得知了，那个男孩的父母均曾经是父亲在晋察冀边区的老乡战友，原来两家相处很好，常来常往的。后来，反右运动中，因包庇他人的错误，父亲被降级还差点被开除党籍，就渐渐地远离了一直青云直上的那一家。

当我回到南城上课，感到班上的气氛一变，在来自印尼的班主任眼里，我不但是说反动话语的学生，革命不积极。在那些女孩子眼里，她们看到了她们眼中的王子，在校园里却对我打招呼，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可我自己是丈二和尚啥也不知道。但我慢慢地意识到了，自己被远远地孤立了，这倒也清闲自在。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年几次的支农，春季的插秧和夏季的麦收以及秋季的收老玉米。以班为单位住在小学或者寺院的铺着稻草麦秆的地面上，蚊虫咬得一身大包小包还可以克服。因为没人和我结伴，最可怕的是要独自一人打着手电筒外出很远去厕所，所以我几乎太阳落山以后不敢喝水。我高烧不退，也没有人帮助我。两周以后结束了支农，我回到了母亲身边，她看着我又黑又瘦心疼地落泪。到此时，我也忍不住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那是已经快要接近“中学毕业”了，上山下乡也是大势所趋。

母亲考虑还是把我转学回到家附近的中学，这样就可以和周围环境一样的孩子们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于是，我离开了那个非常“革命”的学区，离开了那所没有一个朋友的班级和学校，特别是那位印尼英语老师，至今我记忆犹新地记得她用英语朗读“revolution”时那副夸张的面孔和声调。那一连串的“境遇”，教会了我保护自己，夏天再热也不再穿裙子，高温也要里外两层长袖；上山下乡又学会了破帽遮颜，感觉那样就可以是一个坚强的假小子了。

文革那个愚昧的时代，不是被害者，就是加害者，任谁都是身在其中。生存法则，人人自危的自我保护，就变成了攻击他人，转移目标的手段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以后吃了不少苦，但世间善良的人们还是很多，因此，傻乎乎的我，一直仿佛都有上天的保护，让我始终保持了身心的健康走过了不太平坦的人生，并且迎来了其后的生活道路；今后，我还要乐观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