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作為發起者，聯合了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長沈雁冰、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等人，聯名上書政務院，請求發掘明成祖永樂皇帝的陵墓長陵，很快就獲得周總理的批准，儘管當時它受到了來自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和副所長夏鼐等考古專家們的理性反對。

據復旦大學教授高蒙河介紹，這次挖掘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找到下落不明的《永樂大典》，身為明史學家的吳晗對此極其看重。

不過，由於長陵建造面積實在是太大，一時難以找到墓道，考古學家們只好放棄原有計劃，決定先找一個小一點的陵墓進行試掘，等積累一些經驗後再發掘長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調查中，他們偶然發現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書發掘長陵計劃的試驗品。

這其中還有一個插曲，主張保護文物的一方（鄭振鐸、夏鼐等人）其實選擇了一個更小的皇陵獻陵當做“試掘”目標，但是很快被否定了。

《夏鼐日記》清晰地記載了這一波折：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議將定陵停工，改作獻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與陳滋德、朱欣陶、趙其昌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園，與吳晗同志商談明陵發掘事，他們仍主張（除趙君外）繼續發掘定陵。

關於《永樂大典》位置猜想

明朝嘉靖皇帝永陵。

《永樂大典》隨嘉靖皇帝陪葬在永陵，但這僅僅只是一個猜測，有很多疑團未解：

1.嘉靖皇帝死的時候，《永樂大典》副本還沒有抄錄完成。還有一個說法是嘉靖帝死後等待副本抄錄完成才入葬永陵。

2.《永樂大典》這本書很大，上萬多冊，有些圖書館也就上萬多冊書，那就意味着原有的墓葬結構要增大空間，永陵的地宮規模和定陵差不多，以目前收錄到的資料來看，墓室大小並不足以裝載整部《永樂大典》。

3.遙感探測已證實永陵內部全部積水，難以勘探。

那麼，現在看到的《永樂大典》又是怎麼來的呢？

眾所周知，永樂大典有兩套，一套為原本，一套為嘉靖抄本，原本的去向至今成迷，抄本經歷戰火失散很多。餘下的殘本部分收錄於《四庫全書》中，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也是剩下的殘本。

挖掘定陵時遇到機關、暗器了麼？

據當時參與考古工作的人員後來的描述，傳說中的陵墓的機關、暗器一概沒有，但難聞的氣體卻很濃。

公雞探路

多年後，趙其昌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描繪了當年的情景：“有的說皇帝的陵墓布滿暗箭，箭頭是用毒汁浸泡過的，碰着就要喪命。又說墓門之後，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動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失足深淵……”

還有一種當年最廣為流傳的說法，“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船，八字相合的人才能坐船進到墓室，否則……”

對於此類流言，定陵考古隊認為有些說法一聽就很荒謬，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屍體腐爛形成的有毒氣體。當隊長趙其昌站在梯子上從金剛牆上抽開第一塊城磚時，只聽“撲”的一聲悶響，一股黑色濃霧從洞中噴射而出，一股霉爛潮濕的氣味頓時瀰漫開來。過了一會兒，霧氣由黑變白，氣味兒也沒那麼濃了。當金剛牆被打開了一個“圭”形洞口後，有人提議找條狗先放進去探路，沒承想，這狗太兇悍，怎麼也不肯進去。這時，又有人提議，乾脆抓只雞放進去，雞不會瞎刨，也不會弄壞地宮文物。“拿繩子拴住雞爪放進金剛牆內，幾天之後，公雞還能打鳴”，工作隊這才讓趙其昌腰拴粗繩，第一個走了進去。

拐打鑰匙

自來石是古代帝王陵常用的封門反盜設計。所謂“自來石”，其實就相當於一根頂門棍，棍的底部有一個槽，以使門外無法推開石門。從已發掘的陵墓情形看，地宮石門之後挖一石槽，一長形板狀石立於其上，待門封閉後，立於槽中的自來石呈斜狀插入兩扇門的縫隙之間，門被頂住，外人難以開啟。著名的南越王墓、明代十三陵中的定陵，皆以自來石封堵墓門。

1956年，當考古人員發掘定陵地宮，面對第一道石門後面的自來石時，最初無計可施，經過一番調查思考，終於從一本皇宮秘籍中發現了叫做“拐釘鑰匙”的開啟工具。將這種鑰匙插入門縫中，套住自來石，慢慢用力推動，自來石居然立了起來，漸漸與地面垂直呈90°角，眾人用力推動，幾十噸的大門轟然洞開。

為何定陵發掘被外界稱為“一大悲劇”？

1956年明代定陵發掘工作考古發掘隊隊長趙其昌曾回憶說：“定陵挖掘工作並沒有走彎路，可以說比較順利。”

趙其昌也曾無奈感嘆：“損壞沒有發生在發掘之初，而發生在發掘之後，這是萬萬沒有料到的。不無痛心，更不無遺憾，而遺憾再也無法彌補。”

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絲織品應該是最具價值的。在定陵發掘之前，民間很少見到明代絲織品，存留至今的實物更是鳳毛麟角。定陵的整匹絲織品，每卷上都有“腰封”，寫着尺寸、時間、產地、質地，極為難得。

然而由於經驗不足，考古人員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軟化劑，塗抹在半腐的衣物上，過了幾個月就全變黑、變硬、變脆。再加上當年的文物庫房太過簡陋，四面漏風，根本談不上恆溫、恆濕、避光，以至於後來出版的考古報告裡，大多數絲織品只能呈現支離破碎的損壞狀態。

更大的傷害是，文革期間，以夏鼐為首的考古學家們被迫離開了崗位。已經打開的皇陵就那樣被擱置，大多數的珍貴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於自然條件下，迅速乾枯腐敗。萬曆皇帝的金絲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讓農民劈了當家具。萬曆和他兩個皇后的屍骨，更是被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

定陵文物搬家過程中，工作人員在清點皇后鳳冠上的珠寶數量。

自1956年定陵發掘以來，十三陵一直沒有專業的文物儲藏庫，定陵出土的3000餘件文物在院內的普通平房裡經歷了近60載寒暑。直到於2015年11月19日，明十三陵“文物大搬家”工作宣布完成，定陵出土的3000餘件文物重回“地下”，搬入政府斥資3000多萬元修建的地下文物庫。

是什麼讓挖掘帝陵成為考古界禁區？

195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公開發布消息：“明十三陵中定陵已打開……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鈞和他的兩個皇后屍體腐爛，骨架完好，頭髮軟而有光。屍骨周圍塞滿了無數的金銀玉器和成百匹的羅紗織錦……”一經公布，引發了海內外無數艷羨的目光和讚嘆之聲。

然而，由於技術水平落後，挖開容易，保護卻很難，很多奇珍異寶遭到無法修復的毀壞。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和副所長夏鼐先生隨即上書國務院，請求立即停止再批准發掘帝王陵墓的申請，周恩來總理批准了這一申請。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從此成為考古界的一個定規。

“定陵發掘之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帝王陵不能隨便挖。從這之後就定下了規矩，堅決不動帝王陵。”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當年參與定陵考古勘探的王仲殊說

（文章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