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亡魂外一章（後附解密檔案和歷史圖片）
我們的歷史是由歷史學家、學者共同記錄，由每個人參與而不斷地寫就。真實的歷史是一項集體的努力，是來自不同觀點和背景的許多不同的人的貢獻。也是一個持續的整理，修正和完善的過程。
此文是我的好友，著名媒體人作家曾慧燕（後稱燕姐）所發：
往事不如煙！令人擔憂的是歷史的舊事循環往復，當政者並沒有吸取教訓。一如與我在同一個小城長大的詩人野渡所言： 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我們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會教訓....
轉自野渡: 燕姐八十年代初在香港成名後，我就讀的吳川二中把燕姐列為傑出校友讓同學們學習。 回家後與父親說起，他一聲長嘆，說起燕姐父親的慘痛遭遇。我家距離燕姐家才二百米，而整條十字街可能都知道燕姐家的血淚史，但這是塵埃落定後的感慨，而在那瘋狂的歲月，可能不少人都曾在其中落井下石，所謂“雪崩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而曾對香港滿滿羨慕的雪花，正迫不及待地把自由港覆滿來自極權大陸的徹骨冰寒。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我們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會教訓.....
正文： 塞外亡魂外一章
1987年是中國大陸反右運動30周年，我寫了記敘父親右派經歷的巜悲歡離合30年》，同為右派的香港《百姓》半月刊主筆陸鏗先生說寫得好，在該刊發表不久，編輯部轉來一位李姓讀者的電話，說是我父親當年在青海勞教農場的難友，渴望與我一晤。
我撥通了這位李叔的電話，他很激動，迫不及待馬上坐的士從九龍過海來香港見我。本來當天我還有很多事情，他說只需十分鐘，誰知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如果不是我非走不可，他會一直談下去。
他說，反右運動前，他和我父在同一地區教書，兩人不幸都成了右派，並一起發放青海柴達木盆地「勞動教養」。他當時年僅二十多歲，比我父年輕，但已有一對牙牙學語的雙胞胎女兒，妻子並已懷孕三個多月，腹中胎兒是兒子，家中還有一位老母親。
1960年李叔從青海勞教獲釋回老家，始知家破人亡，母親憶子成狂離世，妻子因他杳無音訊，帶着三個小孩無法生活，改嫁他的舊上司。他絕望地在廣州流浪，恨不得一死了之。恰好遇到大逃港，他孤注一擲「督卒過河」（泅水偷渡），成功上岸。
來港後他從衣廠打工開始，最後成為衣廠老闆，不但事業有成，還重新建立家庭。他對前妻當年迫不得已的“背叛”表示諒解，經常接濟前妻和後夫的生活。他自言，希望“人性道義，兩者無虧”。
李叔並強調，20多年來，他一直沒有忘記我的父親，他們一起同患難，但自從離開青海後，我父被原單位拒收踢回老家，就和李叔失去聯絡。生死兩茫茫。
由於李叔多方打聽我父消息不得要領，懷友之情與日俱增，1979年重陽前夕，他寫下巜塞外亡魂》一文，緬懷20年前的歷史舊事和抒發對故人的思念，文中提到我父等人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能與健在的難友聚首一堂敘舊。
1986年，李叔出版了一本文集，將巜塞外亡魂》一文收録書中，送了一本給他的女秘書。沒想到她記憶力奇佳，居然記住了我父親的名字；更巧的是，她訂閱了巜百姓》雜誌。1987年是反右運動30周年紀念，巜百姓》雜誌主筆陸鏗也是右派出身，他約我寫了紀念文章《悲歡離合30年》，被李叔女秘書看到拙文，遂向老闆報信說：「看到您老友記的女兒在《百姓》寫的文章，應該是同一人。」
李叔初時半信半疑，心想世界上那有這麼巧的事。但當他看了拙文後，當即肯定我父的確是他找尋多年不得要領的昔日難友。
我在《悲歡離合30年》一文中，略為描述了父親當年被流放青海柴達木盆地的一些經歷，不少人看了都表示很悲慘，但李叔說，我寫得還不夠，實際情況比我描述的慘得多。
我相信李叔說的是實話，因為我父挨批挨斗那麼多年，被整怕了，心有餘悸，說話難免有保留，免得動不動就被指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李叔說了許多我聞所未聞、駭人聽聞的經歷。他並突然問我：「你父親的牙齒好嗎？」我說不好呀，滿口假牙。李叔激動地張大嘴巴，露出一口假牙：「你知道我們為什麼牙齒這麼壞嗎？硬是啃牛骨、馬骨甚至死人骨啃掉牙的！」
他說，在青海勞教期間，他們去過馬海、德令哈、小葛爾木、香日德等地勞動，也到過冷湖以及整天看不見太陽的冰山。除了精神上的屈辱和強勞動力及酷寒外，飢餓也令人難熬。據不完全統計，他們這批右派，至少死了三分之一，其中以凍斃及餓死這兩類最多。
在廣東發配去青海的右派中，李叔算是較年輕的一位。他說由於他出身農民家庭，少時曾作過農活，比起我父這些「正統」知識分子，力氣稍勝一籌。剛到勞改營時，他力氣大得可以扯住一隻羊的後腿，一把把牠活活摔死。但過了不久，身體每況愈下，變得虛弱無力。不但再也提不起羊，反被羊拖著行。
我奇而問之，為何被羊拖行？原來，那時由於飢餓，時有難友活活餓死，李叔自恃年輕力壯，不忍同伴餓死，晚上偷偷溜出營地找尋食物。每當看到牧民趕著羊群經過時，他知道牧羊人必在方圓數十里內紥營過夜，半夜便跑去偷羊，摔死後背回來。但後來因身體垮了，背不動了，又不甘心空手而返看到難友們失望的眼神，寧願死抓著羊腿不放被拖行。
李叔那時成了最受難友歡迎的人物，每當他外出覓食時，大夥兒引頸期盼，希望他帶回食物填塞飢腸。但這樣卻造成他巨大的心理壓力，每當他徒勞無功空手而返時，看到難友們飢餓而失望的眼神，「真恨不得像神仙那樣變出食物。」他說。
一次，李叔到邊防軍營地偷牲口飼料，突然眼前一亮，瞥見伙房內有雪白的大饅頭，他已很久沒吃了，不顧一切冒險爬入去偷，被發現抓獲，把他交給一個軍官審訊。
軍官拍著桌子喝問他為何要做小偷？李叔卻充耳不聞，兩眼死盯著桌上的饅頭，他數了數，共有11個。他咽着口水，想起難友們正在翹首企盼他帶回食物，竟然“賊膽包天”，就在軍官大發脾氣的時候，他從桌上拿起饅頭就往棉衣口袋裡塞，一個、二個…一會功夫已被他拿了五個。
這時軍官一轉身，看到剛才堆得小山高的饅頭矮了半截，馬上命令士兵搜他的身，當即暴跳如雷，大罵他居然膽敢在他鼻子底下施展空空妙手。李叔分辯說是為了救難友才出此下策，他也很久沒有吃過饅頭了。
軍官動了惻隱之心，叫士兵拿了兩個饅頭給李叔吃。他狼吞虎咽吃了一個，咽了一口口水，把另一個塞到口袋中。軍官問他為何不吃了？李叔說要把它拿回去給同伴吃，他們正在等他帶食物回去救命。
軍官聞言，低頭想了一會，揮揮手，叫士兵到伙房裝了一麻袋饅頭讓李叔帶走。
李叔喜出望外，他說由此可見，任何時候人性尚未完全泯滅，沒想到軍官也被他打動大發慈悲。
李叔歡天喜地謝過軍官便往營地趕，不幸被站崗哨兵發現逮個正着，一口咬定他偷了東西，把他五花大綁起來拷問，李叔不在乎吃苦頭，但心疼千辛萬苦討回來的食物被沒收，實在心有不甘，極力申辯這是邊防軍官送他拿回來救同伴的。
勞教場領導打電話核實後，仍惡狠狠訓斥李叔：“你們這班人還想活着回家嗎？遲早都要留在這裡做肥料的！”
李叔說，領導的話很刺耳，但也是大實話，的確很多人未能活着離開這個人間地獄，真的“做了肥料”。
事隔多年，他一直仍經常做惡夢，夢見身在柴達木盆地，當年死去的難友一個個活現眼前，伸着瘦骨嶙峋的手向他討吃的…
前面說過李叔和我父等難友滿口假牙，齒搖髪落。原來，在青海勞教期間，李叔他們除了偷吃給牲畜吃的飼料外，還要四出挖掘各種草根和牛骨、馬骨充飢，都是牧民棄置不要的，在食不裹腹的情況下，他們只好飢不擇食，拼命吸吮那些臭氣熏天、堅硬如石頭的牛馬骨，最後所有人的牙齒也都搖動鬆脫了…
李叔說到這裡，悲憤萬分，突然失聲痛哭，嚇得我不知所措，餐廳周圍的食客也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們。李叔抽泣了好久，才逐漸平靜。他說當年陰影永難消除，有時他會突然像發瘋那樣衝出家門，在街上亂走。如果是在香港颱風季節，他會直奔超市，凡是吃的，見到就買，回家把整個冰箱塞得滿滿的才有安全感（我知道這叫飢餓後遺症，我家老爺也有這樣的毛病）。
李叔說，每當有好吃的，他經常舉不動筷子，滿腦子浮現當年那些餓得半死的同伴們的身影，耳邊彷佛聽到他們的呻吟聲和嘆息聲。
他說，年輕時喜歡文學，目標是將來成為一個“大作家”，常在報刊發表文章。每次領到稿費，都呼朋喝友上酒樓大吃大喝一頓。反右時他以言獲罪，成為文字獄裡的囚徒，嚇破了膽。他認定文化知識是他和我父親這些人的致命傷，“知識越多越反動”(我父親何嘗不是如此認為），也是歷盡磨難的根源。
李叔抵港後立志“重新做人”，棄文從工，由衣廠學徒做起，出師後從工人到工務長，再由工務長做到廠長，歷時18年，成為製衣廠執行董事和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顧問。
1978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李叔的公司在大陸開設第一家由外資集團投資的衣廠，他奉派回內地視察業務。
重新踏足故土，李叔第一件事便是去信知會尚在鄉間的子女到廣州見面。當年他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時，兒子尚在娘肚子中，後來隨母改嫁，長到20歲時父子倆才第一次見面，本來有說不完的親情，但在廣州賓館，李叔被服務員充滿敵意和階級鬥爭的眼光，以及不厭其煩的盤問嚇得魂飛魄散，翌日一早就匆匆回港。一路上頻呼：魂兮歸來，何險哉！
他給我看了當時記下的感受： 20多年流離 況味是苦是甘？ 猛想起妻離子散故居安置無人， 麻繩反綁喝聲驚破鄉園好夢， 醒來餘悸未了方知圓月已西沉……
附記：感謝李叔的血涙回憶,彌補了我對父親在流放青海柴達木盆地那段非人生活的空白。因為包括父親在內的一些倖存者，大多不願意回憶那段悲慘生活，因為太恐怖、太不人道，回憶起來等於在未癒合的傷口上撒鹽；另一原因就是他們仍心有餘悸，心頭有惡魔作祟，生怕被指為「念念不忘，意圖有朝一日階級報復」。
朋友看到我在寫關於先父右派經歷的巜塞外亡魂》，給我發了這篇文章， 想知道當年流放青海的右派狀況，《夾邊溝》裡邊有詳盡描寫。當年右派的經歷與夾邊溝大同小異。
夾邊溝位於甘肅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處茫茫荒漠與戈壁之間，以沙土為主。右派分子們在這人間煉獄之中，受盡折磨、含冤而去，三年後三千人只活下來了三百人。在當代中國，夾邊溝可以 說是大躍進和反右鬥爭中的一個里程碑，它是右派們悽慘歲月的極端寫照。
1957年4月，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截至1959年11月，夾邊溝約有3100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他們從事搬沙填海、挖排鹼溝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勞動任務沒有完成
除了要挨餓外，還會遭到辱罵和毒打，身體和精神遭受雙重的煎熬。1959年開始，中國境內發生大饑荒，糧食定量急劇減少，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每天僅有半斤
糧食，到最後為了活命，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體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別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只是三年半的時間！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在饑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超過一千五百人成了餓殍！
1960年冬，中央開始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 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然而此時，夾邊溝里還活着的“右派分子”也僅有三百多人了。 ----------------------------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多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此外，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 反右運動檔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一九五七年瘋狂迫害知識分子的滔天罪行。原來當年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多萬，而是五十萬的六倍以上！
毛澤東：階級鬥爭要持續一百年
最新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如下： 羅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四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劉少奇在會上補充發言，說：“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會議進行了三天。毛澤東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鬥爭要幾經反覆，還要持續五十年、一百年。你們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團上，也有不信的。”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澤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麼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麼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 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
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註意見或“已閱”。毛澤東文章，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出：“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中央發指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決定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反右鬥爭的部署。會議期間的八月三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 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這時，會場內有三十五張紙條遞上主席台。大會主席周恩來當場宣讀了這些紙條。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見，並要求毛澤東能公開誰是納吉式人物；也有反對毛澤東這種無的放矢的觀點。黨外人士對毛搞反右的異見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三百多萬人被劃“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 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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