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本質是帝王用作統治天下的思想工具。如果前期“漢學”即漢唐經學的表徵是《五經正義》，那麼後期“宋學”即兩宋經學的表徵是《三經新義》和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學派在“慶元黨禁”中間被打擊，朱熹搞出的那套“四書系統”有很多年被變成忌諱，但民間對其研究熱誠卻反其道而行，有相當一部分學子要為朱熹思想“平反”，同時在被金朝占領的廣大江淮以北地區也出現了“尊朱”思潮，其勢頭不輸於南宋地區。這是朱熹學派在元朝“鹹魚翻身”的前期環境。

    長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之上的蒙古民族之崛起首先要歸功成吉思汗，成傑思汗在相當於南宋的中期統一了蒙古諸部，這是後人已經熟悉了的歷史。然後成吉思汗開始熱衷於他的遠征，其路線是先西後東，從蒙古高原一路打到中亞和東歐包括俄國全境。然後他回軍東征，東征的路線是先征服了西夏，然後再征服雲貴高原的大理和北部的金朝，最後征服南宋。蒙古人對征服下的民族分“人種檔次”是按照征服先後而定的，即南宋是最後被征服，所以南宋的漢人在蒙古族眼裡是最下等的。具體的“人種檔次”由上之下是：蒙古人，色目人<俄國和東歐民族>，漢人<契丹女真，党項人>，南人<南宋人>，也就是在蒙古人眼裡，南宋人不是漢人。在這個勢態下建成的蒙古大帝國通過“分封”形成了四個汗國，統治中國疆域建立的一個蒙古本部汗國叫做元朝。元朝的統治方式可謂類似於古代羅馬帝國模式，即“自知之明”的“分而治之”。被征服地區只要服從征服向蒙古國納貢，統治者不會改變當地的宗教次序和社會活動。所以很多人認為，“我們在元朝時代曾經橫掃歐亞，強大無比。”這和漢族人沒“半毛”關係。在忽必烈統治時代，各個信仰宗教和各個原有的統治貴族和官僚都希望得到蒙古國承認和扶植，這裡也包括原南宋的範疇，主要是崇拜朱熹學派的舊官僚竟聯合起來向忽必烈推上“天下儒教大宗師”的尊號，元朝本來就對不同宗教信仰或不同的學說保持一律處置辦法，因為在他眼裡這些都是被征服者，所以忽必烈即接受基督教的推崇也接受伊斯蘭教徒的推戴，包括藏傳佛教派的推戴，所以以前的哲學史或者是中國史學者所得出的，“蒙古人征服後很快被孔子和儒學融合，可見華夏文化的優越。”這觀點沒有正確的可能性，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蒙元統治者對所有征服的文化基本上放任的。

    元朝統治中國後發現北方和南方漢人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恢復科舉，漢人也希望在官僚體系裡分上一杯羹。於是乎在元仁宗的時代不定期地在漢人地區舉行科舉考試，朱熹思想在南宋漢人統治地區長期受打擊，而女真人的金朝倒有他的“市場”，南宋人趕快學樣，到了蒙古統治全國以後，推崇朱熹的一群人推戴元世祖為“儒教大宗師”後，元世祖的寬容使朱熹學說成為漢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在這點上我們過去主流史學通常是迴避這個事實，其實朱熹學說還是要根據蒙古人的要求加以改變。在元朝時期，關於朱熹的學說的研究已經非常多，他們打着旗號當然是研究“孔孟程朱”這個系統，這個跟原來的那個所謂的原始儒學和“漢唐經學”的一些區別可以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作為一個基本參考。民國和四九年後出現的什麼哲學史，思想史都還沒有達到清代完整程度和分析的深度。在宋孝宗時代出現的朱熹和陸九淵兩派的理學中真正研究陸九淵的人很少，道理很簡單：讀朱熹文章可以做官這太現實不過了。

    到了元朝末期各個族群厲害分歧催促大元瓦解，當時有一支“紅巾軍”的農民起義集團，其是否和中亞的拜火教有聯繫？學界研究甚少，後來在幾個兄弟頭目的幫助下整合南方各路起義人馬，摧枯拉朽般趕走元人建立起明朝，一個安徽鳳陽貧苦出生叫朱元璋當上了皇帝。出生貧困沒有貴族背景的人當了皇帝，這給一幫大臣絞盡了腦汁，有人建議皇帝和當年朱熹查一查關係，當時的學者沒有今天的這麼機靈，他們給聖上找祖宗，找來找去老是中間斷了一代，所謂“祖宗”血緣很重要，是否是貴族就看血統，而今天有些人本事大得不得了，所謂“續家譜”可以隨便續，中間斷了幾十代也無所謂。可是在朱元璋的十四世紀那幫學者還算老實，朱元璋攀不到朱熹便奮然棄之，在奏摺上寫到“朕本淮右布衣”。另外在大學士的“薰陶”下，皇帝了解孟子後對其大為不滿，“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和一些孟子藐視君王的語言，使朱皇帝萌生取消孟子道統地位，在朝野百般哀求下給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就是刪節教科書，明朝《孟子節文》相比《孟子》刪掉了忌諱語句八十多條。到了明成祖朱棣繼位，他採取了另一種辦法，就是任命一批大臣依照皇帝的意思重新解釋《四書》《五經》，在當時出現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還有《性理大全》，這幾本《大全》被官方欽定為科舉教科書，同時對一些議論朱熹的言論施行禁言和用刑，這就是所謂明代“道學”。

     明清帝王雖實施的是法家治國，但思想上還算推崇儒學。由諸子百家延續上古《尚書》總結《周禮》《詩經》等後，西漢董仲舒為其確立了經學成為帝王統治之術的地位，一直到南宋朱熹完成對經學的整合和詮釋，命運般地“束縛”住以後幾百年知識人的思想。而明朝王陽明對經學的再解釋形成的“心學”，是有別於世俗權貴之外的思想體系，這個體系雖在權貴制定的科舉考試面前似乎很脆弱，以及萬曆年間利瑪竇帶來的西方思想給洪流吞沒，但它的存在和被認知可能要跨過今天伸向未來而難以估量。

    王陽明的思想是銜接住了南宋陸九淵，但他青年時代受一貫教育影響無疑對朱熹崇拜無疑，二十七歲那年他在讀朱熹的《上光宗疏》感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於是王陽明開始後悔以前讀書雖勤奮卻無所得，其因為只求速讀不求精解，於是他循序以求認識到“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次年他殿試獲進士入仕，七年後他為阻止宦官擅政上疏論辯被“廷仗四十”，對於一個學問人的屈辱莫過於此。“廷仗之辱”後打醒了王陽明的心靈，他開始徹底懷疑起原先的“教義”。王陽明被放逐到龍場是他感悟心學的契機，若說在之前他只是對朱熹理學的核心有質疑，龍場蠻荒貧苦生活讓他的思想在混沌中萌發雛形：人的力量永遠來自心靈，當心靈源生出力量後，外界的一切或許看起來不那麼險惡而有戰勝之意欲。他在陸九淵的“心即是理”找到了共同點，以還擊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王陽明對朱子學說“知行相須” 持批判態度，認為知行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由此及彼。他堅持“知行不可分作兩事”，這並不是讓“知”和“行”兩個元素機械合併，而是主張兩者應該互相依存，彼此共同構成周而復始並有所提升的完整認知結構。在這個結構中，一方面，“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和行之間既存在因果關係，也相輔而成。另一方面“學、問、思、辨、行”的過程並不是王陽明所說“知行合一”的全部。他主張，“知是心之本體”，由心發動，開啟了意識活動與實踐活動。也就是說在本然狀態下，知和行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難看出“知行合一”之觀點是派生出來的“樸素方法論”，用通俗的語言描繪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實踐的過程也是理論被認知的過程。同時能夠在實踐中確立的理論也一定不脫離現實生活，一些經不起實踐去認識的當然可視為毫無生機的“玄學”。了解王陽明學說，就不難認識到發生在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解放思潮的源頭即在於此。

     每一個偉大學說思想之後都會有被傳承和被分裂的可能，陽明學派後來被分為七派，在此不依次贅述。陽明弟子的四處游講和傳播為其心學的播種和延續影響深遠。島國日本接受陽明思想後，對過去盲從大陸唐宋學說開始深刻地反思，一直到明治維新徹底打開國門接受西方文明已經有了一個長期思考的準備。文章至此已近尾聲，在即將完成“戲說”經學史由韓愈到王陽明一段後，似乎將整個兩千多年經學史洗刷地乾乾淨淨窟洞盡顯的清朝卓越的漢學家們欲粉末登場。寫到此筆者再次為無緣得到朱維錚先生的批評而遺憾，願先生在天之靈能略窺幾眼，恥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