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全国武斗刚刚摆平，国民经济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巴基斯坦领导人跑来求助一亿美元，老人家一口气答应下来“一亿美元算什么，我们扫扫仓库就不止这么点，就给五亿吧。”巴基斯坦感激涕零，可苦了中国老百姓。

忽然，又突发奇想，给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写了封信说，要全国人民三份之一搞运动，三份之一搞生产，再抽三份之一的人搞“拉练”。所谓“拉练”就是大家背着行李去行军，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能抽得出人来搞劳民伤财的拉练。接着又跟苏联彻底撕破脸皮，当初的老兄老弟大打出手。于是，“深挖洞、广积粮”要老百姓统统去钻地洞。

1969年时，文革到了顶峰，4月1日至24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

时隔仅仅一年多的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诺再一次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毛泽东说：“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然而，这四个伟大正是林彪提出的。现在公然说“讨厌”，并且还向各级传达。政治敏感的人立刻感觉到，意味着林彪可能有麻烦了。

事实上，四个月前的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中共第三次庐山会议上，已经开始对林彪集团围剿了。

从共产党从未有过的把接班人写进党纲，好到用来百姓的话来说，“简直是合穿一条裤子”到完全翻脸，全面清剿仅仅只有一年四个月。古今中外数千年历史罕见。足以计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1971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盛典被取消了，老百姓们没能看到伟大领袖和他的最最亲密战友的光辉形象，也没能再一次聆听怪声怪气的“万岁”声，正当无限遗憾的时候，忽然传达中央下发文件说，林彪叛逃去国外，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这林彪可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战友。两人肩并肩紧紧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情景看上去要多亲有多亲，怎么一夜之间敬爱的林副统帅变成林贼了？群众目瞪口呆，伟大领袖难道瞎了眼了?连身边的事情都闹不清，英明在哪里？

其实，希特勒聪明得多。当年，一批德国军人图谋暗杀希特勒，事情败露后，发现立下辉煌战功的隆美尔元帅也参与其中。希特勒逼迫隆美尔自杀，以有装模作样为隆美尔举办国葬。他主要顾忌的是隆美尔的威望，一旦大家知道隆美尔也参与其中，必然会对自己的威信产生严重影响。而隆美尔当年在德国的地位还远远不及林彪在中国的地位。

伟大领袖难道糊涂了，还是以为自己威威不可动摇？还不肯罢休，又一级级传达林彪儿子林立果准备进行武装政变的《“571”工程纪要》。里面说到：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还说，“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本来是批评林彪的，反而让许多人觉得说得对啊。

或许他也意识到自己威望瞬间暴跌，身体和精神状态立刻迅速萎靡了。

但，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又开始了批林批孔，接着又批起水浒和宋江来。老百姓给弄得莫名其妙，水浒和宋江是那八辈子的事情了，现在一定要把小说虚构的人物也拉出来批斗，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算是哪门子事？很快，批水浒变成了批投降派，批儒家，批周公，很明显矛头已直接指向周恩来了。

然而，尽管上面调子唱得很高，老百姓已经不当一回事了。而那些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因为挖了那么多五一六，最后都平反，还要为此作检讨，也清醒了，往墙上贴些大幅标语，就此交差。再有不上当了。

文革实际上已经苟延残喘了。就这样拖了四、五年。

然后，到了1976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最难忘的灾难频频的一年。

1月8日，尖利的哀乐声刺破长空，周恩来因病逝世。周恩来在“文革”动乱中，为把党和国家的损失减低，任劳任怨，到处补漏洞。然而，当时的批儒、批水浒、批周公，矛头已直接指向他。他的去世，让中国人民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遗体送去火化时，首都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同泣的场面。尽管不许开周恩来的追悼会，但是各单位都自发组织追悼，各级领导睁一眼闭一眼，由底下去搞。

3月8日下午，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爆炸，大量碎小的陨石散落，陨石雨散落范围约500多平方公里，包括吉林市郊区、永吉县、蛟河县的7个公社，人口10余万，最后一块穿破1.7米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在地面上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陨石中有3块重量超过100公斤，最大一块重1770公斤，大大超过当时美国收藏的世界上最大石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

中国古人相信，天降陨石，意味着大灾降临，或者大人物去世。人心更加浮动。

可是，这时候江青又发表讲话提出”社来社去“，要求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返回农村。这是她文革期间提出“文攻武卫”的又一次极其荒唐的口号。那些好不容易踏入大学门槛的学生再也不愿接受如此的安排了，怒火被点燃了。

1976年3月28日8时，南京大学四百多名师生率先公开组织开展周恩来逝世的悼念活动。以周恩来的巨幅遗像为前导，捧着玉兰花制作的大花圈，沿着南京主要干道，前往梅园新村。当天上午，南京其他十几所大专院校的数万名师生也抬着花圈和挽幛纷纷涌向梅园和雨花台。

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也贴上了大幅标语。群众纷纷鼓掌叫好。3月29日晚和30日，南大三百多名师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分赴南京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在开往北京、上海的列车车厢上刷写“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邓小平和人民心连心！”等大标语，还有针对江青的“我们想念杨开慧”。将反对“四人帮”的呼声传向全国。

北京民众立刻响应。4月1日，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4月2日，警察累计已逮捕26人。4月3日，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大约100万人去过广场。4月4日（清明节），南京、郑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同日早上，北京民众不顾禁令，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以诗歌悼念周恩来，广场上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最多时约有200万人。4月5日凌晨，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200辆卡车开到天安门广场镇压，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

接着，7月6日，另一位国家领导人朱德逝世，哀乐再一次在华夏上空哀鸣。

7月28日发生了里氏7.8级的唐山大地震，后来统计共造成24.2万多人死亡。一年前的1975年，曾经预报过辽宁海城当年2月4日地震获得成功，被宣称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解决了预测地震的世界性难题。但随之而来的唐山大地震，彻底震碎了幻想。

当时，正当酷暑难当，一些人贪凉到屋顶上睡觉，突然房屋剧烈摇晃，天际夜空不断闪烁亮光，有人惊恐叫喊，“不好了地震了！”人们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只觉得房屋没完没了的摇晃，好久才停息下来。待到摇晃已结束，人们急忙从屋子里逃到室外，室外已是人声鼎沸，乱成一团。既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管理。天亮后，得到通知，知道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各单位布置下来，任何人都不准住在房间里，在一楼的走道里铺上草席，晚上大家都必须睡在那里。

几位从唐山逃回来的煤炭部的干部说，地震当天晚上，他们想开门逃出房间，然而，房门被死死卡住，再也打不开。于是，他们将床单撕成布条，从窗子上把自己吊了下来，捡回了一条命。而据说，许多人由于打不开房门，就被砖石砸死在房门口。

以后余震不断，两天后，又禁止任何人再睡在走廊里，大家必须睡在露天。各大院子里，用桌子板凳搭起临时床铺，不分男女老幼，也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大家都在院子里的这些临时床铺上过夜。往往一张乒乓球桌上躺着四、五个人。首都各处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倒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破坏，倒是王府井的钢筋水泥百货大楼裂开了一条缝。

出差到北京的人和外地有亲人的人纷纷设法离开北京，然而，根本买不到车票。幸好，那时候飞机票比较昂贵还要凭介绍信才能购买，有办法的人就买了机票逃离北京。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整个中国都没处可逃了，因为，预报说，所有的地方都会发生大地震。一名妇女带了两个孩子从北京飞到上海，又从上海飞回北京，因为到了上海后，当地通告说，上海要发生海啸！

进入9月，毛泽东死了，凄厉的哀乐又一次响起，让本已十分惶恐的人们更加心惊胆颤。一年多来，又是陨石又是地震，还接连死了三个国家领导人，追悼会一个接一个， 国旗一次次降半旗，国家失去了方向，人们象热锅的蚂蚁般慌乱，国家似乎到了大祸临头的关口了。

全国所有当地的地震台都发出警告，随时都可能发生大地震。本来么，原来得意洋洋的宣布，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地震预报已不在话下，牛皮吹得天响，可是唐山地震没预报，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再来一次地震没能预报，那个责任谁担当得起？可是，如果预报了，却没发生地震，没关系，谁也不必承担责任。于是，各个地震台天天报有地震来。各级领导也不敢承担责任，天天部署迎接地震来到的准备。于是，整个中国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平原，从乡村到城市，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用木料和油毛毡搭建起简易的临时抗震棚，有的搭在广场上、有的搭在公园里、更多的搭在街道上，一直延续了好几年。抗震棚成了全中国的一道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线。

以后毛去世，电台里凄厉的哀乐代替了豪气冲天的革命样板戏，接着四人帮倒台，被推上历史审判台。

以后，理论上推翻了两个”凡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历史的新的一页。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按照胡耀邦要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发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万封信件和电报，收到的信件装了一麻袋，纷纷表示拥护平反冤假错案。文章发表当天，有的家庭竟然全家人激动得哭了一个晚上。

然而，组织部门有些人却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理论权威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到底代表谁在说话？

　　胡耀邦朗声笑道：“这不奇怪，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12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12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绝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最后还说，“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还说：“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平反工作。打开了平反工作的新局面。先后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和“二月逆流”正式平反。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铺开。　

胡耀邦走马上任后看到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国30年来，冤假错案积累的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千古罕见。到1980年1月，中央和全国各地平反总数达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许多案件的平反绝非一帆风顺。以平反右派为例。

1957年全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五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十多万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的人，在政治上仍备受歧视。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因此，有人认为，“只给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此，胡耀邦先后指示五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以后，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随后，分五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的回答室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与此同时，1979年初，国务院允许大批下放的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返城。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万，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下放的城镇居民没有相应的统计数字，应该不是少数。

例如，陕西省旬阳县的一份资料说到，1968年至1978年，全县动员1975名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而该县居民下乡 在1966年下半年将93户、345人，强行迁到农村落户。1968年下半年至1972年，将城镇居民1098户、4644人采用停止营业、停止供应粮油、注销户口的措施到农村安家落户。其城镇居民下乡的总人数远远超过知青下乡人数。

南京大批下乡的城镇居民返城后已经没有了原来的住房，只能在城墙边搭建简易窝棚容身。

数千万返城的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必须安排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国家必须支付赔偿。当时国民经济经过文革的摧残，百废待兴，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国际资金和技术的引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逐步稳步前进。1978年我国的GDP为1495.41亿 元，到十年后的1988年为3123.54亿 元，平均每年增长 162亿元。 1998年为10300亿元，这十年平均每年增长717亿元  。2008年达到45900亿元，是1978年的30倍！以后，几乎每年以平均增长率10%的速度高速发展。

气候逐渐暖和，越剧《红楼梦》允许放映，不知传统艺术的年青人看得如醉如痴，一位公交车驾驶员边开车边哼“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结果，林妹妹没从天上掉下来，车倒开上人行道去了。有些人家有了电视机，于是，左邻右舍都来看节目，家里成了电影院。以后，伤痕文学和“日本鬼子”的《追捕》风行全国….，长达十多年的文艺萧条终于结束。

以后，中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呼吸到久违的自由空气，物质条件也越来越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