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极限，觉醒共生

——我为什么依然支持习近平？

附录《中国应当有创制自信》、《习近平学不了毛泽东，也学不了普京——从最后一位文革当事人戚本禹逝世说起!》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中国作家恊会会员）

今天（2017年10月4日）是个好日子，我的第一个外孙女在温哥华出生了！

刚写完《试论“共生权范式”——怎么建立基于“科斯忠告”的社会创新机制？》，得知外孙女REBECCA中秋降生加国而获灵感贯通所思所求，还有话要说。

一、“共生权”事关所有社会阶层

在这个世界上，人并不只是以“民族”“国家”“统治阶级”“强势集团”“经济利益”为固化单位的存在物。如是我闻，那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周期性入局出局成王败寇的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乃至零和博弈“你死我活”，从而加剧社会、自然生態背负的恶性循环局面，就难免会出现——这种谁都不能保障自己笑到最后的非人体制，是现时代中国特色之一！

没有“共生之光”照耀下的“制度-文化-人性”社会重建，人生的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就没有保障——甚至人的基本休养生息都会成为问题！

对政治家而言，问题就是机遇。我相信，一如刚刚踏入20世纪的美国，面临垄断、腐败、造假、环污、暴发户形象、人心惶惶的问题，出了一个西奥多·罗斯福，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必将迎来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翻转极限、觉醒共生的进步主义新时代。

为此，我支持习近平为中国确立了新的出发点，展开“两改一走”新政：改变片面接受文革教训形成于后邓时代的“集体领导制”或“集体总统制”或“集团政权分赃制”，特别是改变七十来中国叫社会主义却没有社会因而也没有共和的国体政体局面，走“生態统领，共生为魂”的社会元勋立宪共生政体中道政改路线。

社会元勋立宪共生政体，是2003年回答当时人民日报分管理论版的副总编辑谢宏先生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总结我自己三十年观察研究思考分析了中国可能面临的四种前途后，认为最好的一种结局——能不能实现也就打个概率赌了，原是为胡准备，后来证明无论当时官场格局还是胡本人的情况都不可能，但我相信，这“两改一走”总会有人实施，否则，中国很能避免一场可能比法国大革命更猛烈的社会大革命。

我相信，同龄人习近平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定会有感同身受认知和参与意向！说到改变特权导致垄断与腐败两大毒瘤的“国家资本主义”逻辑最有效办法和力量，依然要靠没有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积极主动扶持中国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为实现社会再平衡创造条件，以超越官粹（精英）主义与民粹（草根）主义二元对立格局，在国家政体上建立起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从而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克服原子化社会（官民）在权控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助、无奈、无力及无方向感、无安全感、无尊严感，并将这一过程用宪政共和制加以巩固，然后过渡到“社会元勋立宪制共生政体”。

经过这两年的军改和19大前的人事安排，“两改一走”的概率在提高。尽管我多次讲习老庚必须从“言必己出”“行必己令”的吃力不讨好的“准政教合一”重负中摆脱出来。但早在2009年7月20日，我与于向东

在这种情势下，我想，红二代，或“子弟兵”们，大概会从过去以“主子自居”的天然优越感，回归正常人的感觉。这也是我这些年一一直对主张“民主宪政”的朋友们经常说的话。所以，他们也许也有“共生权”的需要了——“不舍弃任何人”的“官生、民生恊同生，是谓共生”之共生权范式，不只是草根、弱势者（泛指“民粹主义”的民粹）的政治诉求，而是包括精英、强势者（泛指“官粹主义”的官粹）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的心灵共生之光——倘若如是，那就再好不过了，毕竟，他们中有一大批素养高能量大的人士！其实，这才是新常態。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共生权范式”，其现实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念兹在兹，也就区区一念：先把“两改一走”，认认真真当作一件事儿办了，别无他念，什么文革啦、专政啦、民主啦、君主啦、党主啦、宪政啦之皮或毛，都不去扯！

这件事办了，办通了，一通百达，其他万般事务，相信社会，相信人民，相信互联网时代的全生態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创新伟力吧！

二、我为什么依旧支持习近平？

我的思行定位已经渐渐明朗：若以中国著名佛教史大家王雷泉教授的“三王论”——贯通天地人者为王，人王、素王、法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观之，我始终让自己在一个所谓“素王”的本位边界内思行（决不要做所谓的“国师”），仅仅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包括“人王”（管政经立法）与“法王”（管信仰道德）在内的人士或组织，成为他们的朋友。这样，我会感到，既不越位，也给自己留下纵深的生活空间，又普惠身边周遭生灵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且袒露心扉，我为何至今支持同龄人习近平？但我不称“今上”或“习大大”，而按我们老家习惯，称他为“习老庚”。我至今依然支持习老庚的原因很简单，除了他与我一样亲身走过中国最近这非常態的“前后三十年”，是因为2009年应共青团中央《中华儿女》之约，写作《思想力——十亿分之一话高锟》时，我注意到一件“小事”：

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做了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好事、大善事，即批准浙江人民迎回他们的老乡——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出生於中国杭州，1962年9月19日逝世於美国华盛顿）的骨灰，并安葬在杭州市的安贤园公墓。老实说，我特别看重这件“小事”蕴含的象征意义。如果中国的大学教育要恢复一种我称之为“三本通学教育”——发现本心的身心灵健康教育、成就本事的博雅通识觉知教育、守住本分的开放全人格教育的传统，就应当从一个有传统、有基础而又没有现实体制包袱、人事纠结的实体开始——我在凤凰网、腾讯网发表《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请从恢复燕京大学开始——代

后来我到福建培田村帮助农民举办“中国春耕节”期间，进一步了解了习近平在福建情况，于是有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判断，这就是：习近平经一位好人的政治培植，做过一件无畏的好事，说过一句共生的好话：

A、遇到一个好人。众所周知这位好人，就是不惜丢官呵护“乡镇企业一枝花”的项南（五十年代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时发简报提出保护言论自由的办法而获罪，被束之高阁二十年）。“精准扶贫”就是项南的政治遗产！顺便说一句，为了将帕累托改进与降低恩格尔系数结合起来施政，精准扶贫的内涵需要更新，外延也要拓宽——重在培植内生机制，引入“社区经济”形態。中国不必搞“福利国家”，但凡涉及直接民生（衣食住行信教医养）、创新领域（双创小微企业），除少数行业奢侈品（高档烟、酒、妆品、饰品、高档住宅等）外，一律实行用立法的方式“限价格”“零税收”或“低税收”和“适当补贴”政策，以改变大量干部下乡下基层的传统做法（不能说没有作用和收获，但相对客观上的“扰民”和迎来送往成本，收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无论实行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必须遏制超级地租（土地财政与房地产金融），将土地资源归还社会。

B、做了一件好事。即上面讲的习在浙江省委书记位上，首肯把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迎回中国，先安置在距“之江大学”（司徒雷登从美国学成回来不久在此任教）不远的安贤园。须知这可是毛泽东之后几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燕京校友为司徒雷登骨灰回中国的遗愿，三十年不遗余力先后给华、胡、邓、赵、江、胡打报告）都心有畏惧，想做都不敢做的看似小事却又非同小可意味深长的大事！这件好事，预示了中国执政者将尊重历史顺应民心“依靠人民，重建社会”的智慧与担当。

C、说了一句好话。这就是2012年7月4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老庚发出“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的中国声音！顺便说一句，象量子缠绕一样巧的是，就在这一年的1个月前（6月），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一“共生之音”（音学比声学、光学更根本，所谓“共生之光”，亦“共生之音”），刚刚由时年92岁的何兆武先生在清华西南区寓所传到我心里，点亮我的心灯，并定下作为1个月后全球共生研究院在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全球共生论坛”的基调！这句好话，为中国执政者“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预留了“创制自信”无限广阔的建设空间，也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臻美共生的声音。

总之，遇好人的机缘、做好事的无畏、说好话的位格，聚集到一个人三十年的历练成长中，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实属罕见，堪称一个奇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文化－人性”运转机制，几属逆淘汰机制！）。这奇迹的后面，正是那颗“境由心生”的“天地之心”。

我相信奇迹，因为我的哲学就是“追寻可能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且“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类不会走到同归于尽自取灭亡，这不，律法之约-福音之约-共生之约，这就来了！

三、转换政治芯片，克服三大弊端

但习老庚也不例外，自我救赎是必须的：人生在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论共业、别业，无论官业、商业、民业，只要是业（Karma），包括业因、业力、业果，悉皆救赎修炼，至于赎罪、赎福，内外随缘方便就好，反正：赎罪上天堂，赎福得共生！

是谓“存同尊异，八教共生”。

我相信，只要中国的谋士智囊或各色经济学家们，不依旧自陷在“东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庙堂农工商”的意识形態泥潭，中国就会有办法克服“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带来的三大弊端：一是“三大垄断”，即政府除了暴力垄断（安全保障）和税收垄断（公共品保障）之外，还要进行资源垄断（国民生产生活生態保障）；二是以“集体分权相互掣肘”为特色的所谓“集体总统制”（这是片面接受文革教训的产物），而非国家政体纵横上下的机制性分权交互制衡；三是“半统制半市场”的所谓“中国模式”，确保“三大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基础上的在位者政治执行力和公信力。

那么，怎样改变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这一根本矛盾？

大前提：一切从心开始，一切从心改变，一切从心出发。

中前提：政治是一种艺术，经世济民的艺术，社会优先的艺术。

小前提：从《铁面人》到《铁面国》，让社会主义共和国名副其实——如果ROC台湾当局不喜欢“中华民国”这个厚重的名称，PRC大陆为何不能先接过来？即使ROC当局继续用，只要承认PRC的存在事实，彼此在政治法理上就没有问题——再殖入社会元勋立宪制共生政体芯片的艺术。

这里的关键是：

心：好人、好事、好言，三件小事。

政治：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不动声色，无需干戈的改变。

名与实：社会优先，三大法典，破解特权带来的腐败与浪费，改变政经人文生態环境；经世济民，三大形態，破解发展硬道理带来与民争利的财政死结；生態统领，共生为魂，破解五大冲突，重建世界秩序，走向全球共生，永续和平！

政治芯片：喻指转换既有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的利益羁绊，让国人“翻转极限，觉醒共生”。

政治转换应当采取“最低阻力原则”。英国1977年版《铁面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动声色未经流血的“政治芯片”转换故事。

转换芯片代表：菲利普

基本心性象征：路易丝

民心官心代表：柯尔培尔

义勇智慧象征：达达尼昂

上层建筑代表：富凯、王后

政治符号象征：路易十四，转换芯片后，暴政变太阳王

菲利普在巴士底狱第一次见到路易丝时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

路易丝和她闺密谈到对路易十四的感受时说：光看他的外貌，我确实很爱他，可是他的内心……

路易丝勃艮弟第二次见到菲利普时：你们俩太不一样了，我真反感你兄弟。

菲利浦与路易丝在勃艮弟不期而遇旋即诀别：我的心，我的生命都交给你。

路易丝：我会好好保存的。

内务大臣柯尔培尔和勇敢正直的火枪手队长达达尼昂，实施了一个不动声色的政治转换计划。以下高超政治谈判对话，值得欣赏：

菲利普：说说你们的计划。

柯尔培尔：但要接受一个条件，这次权力转移应当一举成功，不能让外界察觉宫中有任何变动，所以，你要继续作为路易十四。一直到你百年之后。

菲利普：我是长子应该合法继承！

柯尔培尔：现在不谈合法不合法，这完全是政治需要。政变会加剧国家的动乱。

菲利普：那我呢？我不是路易，我是菲利浦，难道我没有权利作为我吗？不，我决不参与你们这一出闹剧。

柯尔培尔：哦，你这话真叫我痛心。我看到多少人间苦难，而你隐居在勃艮弟，路易的暴政波及不到你，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这么幸运。就我的仆人安得瑞作例子，他老不开口你不觉得奇怪吗？他们割了他的舌头。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亲眼看见你生下来，又拒绝说出你的藏身之所。人既然有了舌头，就要开导人的。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有一个庄园，那儿天气暖和，土地肥沃，有好多奇禽异兽，你可以去那里隐居，平平安安度过你的余生，永远不让人知道你的王族身份，享不尽荣华富贵，你要走这条路，没人能责备你。

菲利普：为我，还是为了继承？

达达尼昂：你理应继承法国王位。

菲利普：你跟我的父亲熟悉吗？

柯尔培尔：少有的好人。

菲利普：他勇敢吗？

柯尔培尔：他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善良的人！可你没见过他。

菲利普：我是他的长子，是他王位合法的继承者。

柯尔培尔：那继承吧，不过目前要有耐心，你可以慢慢的用你的个性，逐步抹掉路易的特征，可现在不行。（菲一直在看着路易丝留下的带血的手帕）

达达尼昂：那法国就会兴旺发达了。

菲利普：那好吧，我同意了。

柯尔培尔：吾王万岁。

达达尼昂：进去的时候是仆人，出来的时候是国王。

菲利普：还象我自己。

达达尼昂为菲利普化妆瞒过富凯：再敷点润肤的杏仁膏，在脸上嘴唇上擦点口红，浑身喷洒点香水，就可以改头换面，脱胎换骨了。

这个政治芯片转换的“最低阻力原则”，如果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政治芯片转换上来，依旧是实施《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7.9.7）和《钱宏在DC谈和解共生再造中国——改良中国政治行生態的十六个切入点》（2008.2.2）中表达的目标与策略（分别见《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P234-24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以解决三大弊端。

唯其如此，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才能发挥出“功成不必在我”和“壮士断腕”的大无畏、大智慧、大格局，从而“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当然，这是PRC的一场“宁静革命”！

结论还是：坚定支持习近平——中国克服政治运行上的三大弊端以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由不相适应转换为相匹配的最后机会！

孞烎2017年10月4日凌晨于复旦大学望道楼39A1

附录1：

中国应当有创制自信？

今天是2017年12月19日晨，中共19大已在两个月前开过了，今天，我想说说俄罗斯，说说普京，为去年写的《我为什么依旧支持习近平？——中国应当有创制自信：超越“政党政治”势在必行》这篇小文补写一个后缀，把话完全挑明了说。

我知道中、美、欧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普京，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叶利钦在俄罗斯开创了一项超越东西方“政党政治”的伟大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是普京在努力笃行着！

俄罗斯联邦，没有集中国民资源巧取豪夺条件下的国家财政包养的执政党，及其与政府搭配的各级党组织超行政长官双重、多重体系，普京照样可以自荐参加总统选举！

我就赞赏普京，不用俄罗斯财政养一个超级庞大的党，照样可以当自荐总统候选人，这种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不只是制度自信，也是对自己人格魅力的自信，对自己驾驭局势能力的自信，以及身为俄罗斯人的文化自信——四个自信！

俄罗斯18日正式开启总统选举活动，现任总统普京宣布将以“自荐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如果当选，普京也不需要实际并不靠谱的“自己人官阶一统”，照样治国理政！

我在收入《原德：大国哲学》（2012）一书的《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主题转换》中，经过比较后指出：从政治制度这个根上看，俄罗斯联邦是现在世界上不仅超越了共产专政实验，也超越了美国政党政治的最好的制度，只是她才刚刚开始展开，象个新生代孩子才迈开脚步，看上去难免有些跌跌爬爬，但她终究会很快适应而独自行走。

美国、欧洲，特别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好好研究转型后的俄罗斯联邦，没有在意由叶利钦主导，并且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持要全民公决而非杜马人大表决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没有人认真阅读叶利钦的两本自传《总统手记》（1995）和《午夜日记》（2000），更没有人好好读叶利钦的反对派瓦寄姆·佩切涅夫写的《戈尔巴乔夫传》《普京》。受思维方式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利益羁绊的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不了解从叶利钦到普京及其自发的支持者——富有历史感的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在探索现代政治文明更新之路上的一脉相承。至于普京会不会犯错（比如“接受”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肯定是个错误，都什么时代了？玩这种把戏！普京在议会拿起笔来的那一瞬间，我也非常失望），他会不会浪费自己的政治力量，大家走着瞧吧！

回到中国的事，我想，再有5年制度建设过渡，2022年时中国的习近平，也应当有这样的“超越政党政治”的新制度自信吧？！否则，如果思维方式不改变，就跳不出权力博弈，跳不出权力博弈，就越会囿闭于眼下得失利弊，而看不清方向，就越不能“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只能由着已经成型的思维定势走，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惯性和惰性，他的力量就浪费了。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们的交谈是真诚的，那些社论（参看陈敏编的《历史的得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也不是虚的，但是，先是抗美援朝后大胜农民、资本家，顺利进入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后又在党内完胜所有对手，早把那点初心丢得干干净净不说，到后期完全失去了手握至高无上权力的价值目标，剩下的除了权谋还是权谋，这个民族为毛泽东获得巨大力量——比如文革夺权后毛可以利用自己空前威望，无阻力地实行“全国普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可惜就那样白白浪费了。那么，也许中国还需要最后一位英雄，到2022年习近平能不能成为中国最后一位英雄，而不是象毛泽东那样白白浪费生命！

我并非毛粉，也不是毛砸，但说一句得罪右派朋友的话，我感觉毛泽东在秦制汉儒绞肉机式的中共那一帮人里还算是好的，其他哪一个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斗狠且阴毒？！

其实，中国就这么点事儿。只要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当“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走到临界状态时：一个缺乏自组织力的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主权在官”而内部帮派不断取而代之的超级政党派出的叠床架屋扩张型政府，不仅是要缩减政府规模，更要缩减政府行为，超越政党政治势在必行。这也是工商文明亦即现代政治文明所谓“以法治国”的根本要义。而且，同是中国人的ROC已经做出了榜样示范证明中国照样可以实行“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我真不相信习近平看不到这种“和尚头上的虱子”似的事情。

当然，这需要观念上的彻底改变。

说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11年国务院一份针对“中国威胁论”说明中国是“和平崛起”的《白皮书》里，2013年习近平接过了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全球性概念，因为它为人类解决“超主权”“超地缘”问题拓展了思维空间。

然而，如果把自然，特别是整个地球生灵特别是野生动物、植物及微生物这些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生灵运行考虑进来，我们就不是要突出“人类”及“以人为本”或“天人合一”，而是要“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因而，必须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uman destiny community）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的逻辑延伸和历史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属性。而生態文明是这一历史逻辑与哲学本质的文明承载形態。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变换”的思想，以及工商文明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条件下出现“双重断裂”的判断，因而需要实现“两大和解”即人与自然、人与本身和解的方略，到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先得超越现行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实现“人与本身的和解”，这就是通过树立“凡事交互主体共生”的观念，重建中国新秩序，乃至世界新秩序。

这就是我为何至今还在支持习近平的原因——中国的事，不就是个“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让别人过得好的”（live and let live）而不要“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evil and let evil）的事儿么？！

从辛亥革命展开振兴中华、民主共和、民生均富三大历史使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共襄生成（长）核心价值诉求，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共生（Symbiosism）！历史将证明，中国不仅要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一个共生政体的国度！在共生价值诉求下，什么样的党派利益不可以放下？

因而，必须“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

所以，我支持习近平改变思维方式做全民主席，全军由全民主席统领分驻各地（非出现分裂国家行为，不得干预地方政权运行），不必做一党的总书记！对大政治家来说，各派夾裏或突发政治、经济、文化危機事件，乃至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国际危机，非但都不是什麼問題，相反，正是施展大智慧、大担当、大格局的机会（参看《再访问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刊《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有道是往者不可忆，来者犹可追。无论是站在中华民族，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更不要说宇宙和历史长河看，“两个一百年”又怎么样？当“国家政权与资本的结合”，并“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包括“盐铁”“烟酒油电”专营、“土地（财政）金融”、“外汇管控”等成为现实，我们的政体国体不就滑入地地道道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权控资本主义”或“官粹资本主义”，而与“有社会的社会主义”远离了吗？包括“权控政府（国营）经济”和“权控市场（民营）经济”，前者必然导致垄断，后者必然导致腐败，是事实，也是应当承认的常识。

当“学而优则仕”（自汉以降士农工商制度文化人性使然）历史惯性、“资而优则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然）现实惰性成为政治常态，中国共产党还是马克思设计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性质的政党吗？与《The Communist Manifesto》表达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关系吗？我问过很多老党员，包括今天80岁上下任过高职的共产党员，今天的中共还是1921、1927、1939、1945年时的中共吗？除了日本人将Communist翻译过来的中文“共产党”名称还是那三个字，完全不是一回事嘛！你叫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哪个初心，哪个使命？延安时期“历史的先声”，是不是初心？辛亥革命三个梦想，是不是初心？然而，一旦取得政权，治国即是治吏，进入官场、进入商场，进入现实帮派利益及“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格局，最后统统都是修辞而已[2]——看一眼中国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各种预算外收入、彩票收入、汇率差价收入除外）增量占GDP增量的比例吧，占中国人口比例15.4%-16.14%的2.16-2.26亿吃财政饭人数+领取养老金人数消耗掉当年54.30%的GDP增量，剩下84.6%-83.86%的人口只消耗45.70%的GDP增量（2017），这远非社会财富分配的“二八定律”，而是制度性、结构性的人为的“二八定律”——以其华而不实，不如实事求是。

十多年来，我经常被朋友（包括身为中共高职）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党更名为共生党如何？”而且，当他们讲到“共生党”三个字时，几乎都是脱口而出。我的回答是，别说更名“共生党”，先把“共产党”三个字正本清源了，再说能不能要不要更名的事不迟！

其实，Communist的词头Commune，是“公社”（如Paris Commune,巴黎公社）“共同体”，本来就有“（同一地区的）全体居民”之意，Commune: a group of people, not all of one family, living together and sharing property and responsibilities 共同生活、共享财产、分担责任而并非都是一家人的群体；后缀-ist，表示“具有某种信仰、主义或从事某职业、研究的人”。所以，Communist Party本来就应当翻译为“公社党”“全民党”“全民党员”，而翻成中文“共产党”，“共产党员”，就暗了“共…产”（如“打土豪，分田地”，及被人攻击为“共产共妻”）之义，一旦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就似乎有了“资源垄断”“公有”“国进民退”集团阶级法权和精英主义“官本位”天经地义的意思。

这实在是一个有违常识的悲剧性误导，而日本人真的就这样误导了我们一百年（参看高名凯 、刘正埮、史有为、麦永乾等编 《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从20世纪初日本人误译Communist（“公社”“社区”“共同体”），为中文“共产”；到1980年代在对外经贸关系和谈判中，错译Reciprocity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people, countries etc. provide the same help or advantages to each other作为机制、原则的“对等”，即“相互交换的原则”或“对等和相互发挥优势”），为中文“互惠”（不能体现“规制的对等”之意，尽管在优势不对等情况下，可能在真金白银之实利上占便宜，但失去的将是可拓展的空间之利）；再到2017年10月18日19大新闻中心19大报告英文新闻稿漏译中文“共生”（Symbiosism）……似乎构成了一个误导、错误、疏漏的逻辑链，造成一个多世纪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形成中国特色“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终致造成当代不可调和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

是时候了——中国亟需更正日本人对我们的百年误导！中國更需要对外开放的同时，实行全面“对内开放”，以驱动“改革突圍”（突破以“公”兑“私”之围）和“创新突围”（既定思维方式之围）。

以便完成四项历史任务：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应当有创制自信！

钱宏2017年12月19日补写。

附录2：

习近平不再是谁的接班人，更不必再为哪个圈子站台！

——从最后一位文革当事人戚本禹逝世说起!

孞 烎

刚刚朋友告之：最后一位文革当事人——戚本禹，于2016年4月20日今晨7:58逝世。谨以重刊此文，以志悼念！

Super Order ：

香港明报《文革文胆撑习近平：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一文，虽然有些凑热闹，但撇开套上毛主席的名头可能引来的误读，文中引述的戚本禹这些话本质方向上没有错——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寡头”问题、“利益集团”问题，亦即今日“权力资本勾兑双轮驱动”的中国模式问题，在“这一代”必须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现实历史要求，戚本禹的表述，在当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但是，至于如何解决？就别拿“戚本禹们”的话当真了。习主席，不需要做毛主席的接班人，也不可能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2008年与戚本禹先生相逢于上海

是的，毛泽东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力量的一个领导者。可惜的是，由于他思维方式单一（中国最发达的权谋性智慧）、而价值目标空泛，“十一次路线斗争”下来，又造就了他只会使用甚至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100个秦始皇”依旧是秦始皇啊！

毛主席自然不懂得在当代社会，国家治理上的程序正义这一通约法则，才能避免政治上的随心所欲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失控、“无路可走”的法宝。致使他发动文革，最后陷入困（兽）境，既不想当“钟馗”，又不能继续“动乱”，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被他打倒的“阎王”——信奉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语）者，请回权力宝座。他们自是口蜜拥护不翻案，腹剑取代怀鬼胎，让包括戚本禹在内的一批批被解放的“小鬼”们——从学生、工人、农民、机关职工，到身边工作人员及近亲等等追随者作了牺牲－－“被卖了还帮着数钱”，且感恩戴德。

我尽管读毛主席书长大，但从这个事实中不能不看到，毛泽东骨子里还是不懂得、也不相信国家进步和治理，真的需要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自身通过一定程序参与，而不是只靠缺失社会底层驱动的党政顶层设计（必然受主导者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局限，且不说被利益集团绑架），来建立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机制和体制。

在《原德：大国哲学》中，编辑选用的一张合影中，碰巧有戚本禹先生。8年前，我在上海和他两次见面，都谈论到毛泽东，他不大能理解我对毛的评述，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真的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我表示认同。

所以，按照他对毛主席的这个理解，戚本禹今天发表挺习的言论，确实寄托了他对习主席的这种想象。

    我使用“想象”一词，指的是，撇开动机这一层，戚本禹先生很难区分习和毛的根本性的差异。

毛泽东敢于善于发动人民造“资产阶级”法权者的反，甚至让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搞“大民主”，树立自己的唯一权威，而掌握绝对主导权后，再选择性地让被人民打倒的法权者们“归位”（又让他们虽伪装感激涕零，但始终不敢倒毛的旗帜）。

可能是接受文革“大民主”的教训，习主席现在并不敢发动人民帮助反腐，只在法权内“集权”反腐。这有一定的程序正义观念，却不能获得建立在“底层驱动”基础上的政治权威（权力并不直接等于权威。当时既没掌控党组织又无政府行政权力，能对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动动小指头”，这是权威！），一旦陷入单枪匹马孤家寡人（官员消极怠工），很可能招致“利益集团”的对抗（如利用他的话，挖坑下套，隔间人民）和反扑（可怜又可嫌的“四人帮”，文革后期警告或哀叹过“胡汉山又回来了”）。

    再来，我必须明确指出：习近平也不大可能如戚本禹所愿“做不了毛泽东，就做普京”。

习近平学不了普京，是因为普京在俄罗斯的地位，一开始就是尊重宪法并按程度正义获得。普京总统执政期内没有挑战者和阴谋篡权者，又很容易与“寡头们”、“利益集团”切割，不被其绑架。这得益于叶利钦推举他时，已经为他扫清了同代人的俄罗斯政治舞台。

所以，普京反腐只要程序正义，就能进行，他的名言是“在俄罗斯社会变革中，有人浑水摸鱼窃取了大量国家财富，人问要不要进行第二次革命？我说不用，国家已经承受了太多混乱，但从现在开始，人人都得遵守法律。”他的意思是，如果谁还想继续浑水摸鱼，决不姑息！

依法治国真的是普京的法宝，所以，包括公布官员个人财产，议会通过法案，都不用和任何“利益集团”商量（黑箱操作），按程序执行，一点不含糊！更微妙的是，普京的个人魅力，大到不需要担任把他推上俄罗斯联邦总统之位的“俄罗斯统一党”的党魁，照样稳稳当当做总统！更重要的一点，经过“总统-总理-总统”选举轮替的俄罗斯人普京，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不再纠结于“黑暗沙俄”，也不再忌讳“红色恐怖”，更不在乎“改革混乱”，终于在精神上解脱了沉重的过去。这是习近平在思想上和实践都无法企及的。顺便说一句，正如普京总统的政治顾问莫洛夫在索契冬季奥运会期间接受中国学者那小兵采访在中说的那样，“中俄文化都具有浓厚的蒙古集权传统色彩，更贴切的说，都有秦始皇的影子。刻薄一点说，我们两国都曾经是蒙古人的奴隶民族，当我们不当奴隶时，却无法摆脱要让别人当‘奴隶’的坏习惯，否则我们不知道如何统一管理如此巨大的国家。这注定我们两国在无法吞并对方时，会形成某种联盟关系”（《俄罗斯与中国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国家》，2014；另请参考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李玉贞）。就是说，基于中俄“文化基因”的共同性，习近平与普京可能成为准结盟的朋友。

不过，习近平学不了毛泽东和普京，照样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人物－－甚至一位超过普京和毛泽东的伟大历史人物。我说的是“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

这是因为，对政治家来说，问题就是机遇，问题越大，机遇越好。中国模式造成的当今“中国乱象”，及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必然会造就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在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中国还需要最后一位英雄——来收拾局面。中国的国家大势，也已然造就了推出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条件，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除却中国过去三十年通过超高“沉没成本”获得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真正的进步，在于社会底层能量的积累！

就在社会能量积累到了展现摆平一切“资产阶级法权”、“寡头”和“利益集团”的整体力量的当口，恰在此时，依然葆有共生绅士理想的习近平（他还在任国家副主席时就说过“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2012.7），站上了“风口浪尖”之位。他只要静默深思，明心见性，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中国一念之间可大兴（面没有理由相反），从此走出“秦制汉儒”以来的周期性治乱循环！

我想说，习近平如果非要观今鉴古，非要向一位伟大历史人物学习的话，那么，在坚守自己“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的承诺前提下，向两位历史人物学习，正好可针对性解决中国模式的“乱象”问题。

这两个人物一是西奥多·罗斯福，一个是叶利钦。

向美国镀金时代“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西奥多·罗斯福学习，一边以坚决反腐败、反操纵、反垄断为切入点，依靠人民，重建社会；向俄罗斯“天鹅绒革命”时期的叶利钦学习，一边完善国家政体程序正义，修宪立宪，固本化权。前者为20世纪的美国奠定了“人民资本主义”的基础，后者为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奠定了“人民尊严主义”的基础。

但是，我必须说明：学习是为了自组织创新，习主席是全民主席，不是哪个圈子的老大，也必将自主创新，别无选择——习近平不再是谁的接班人。甚至不妨公开声明：“我是全国人民的主席，不是哪个集团的主席，不会为任何利益圈子站台！”这就是：毫不含糊地向特权宣战！

剩下的事，诺大的中国，三十年积累的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摆在这里，习主席只需运用好“新三大法宝”即——第一大法宝（方向感）：存同尊异，重建社会；第二大法宝（安全感）：瘦身去瘤，降本赋能；第三大法宝（幸福感）：生态统领，共生为魂——而无需“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地吃力不讨好，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愿“共生”智慧用于中国内部政策实践中，落在立法、行政、司法制度建设行为上！造就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相互制衡（管子）共襄生长的法权环境，中国的一切复象、乱象，都请相信“这一代”必将摆平！

唯其如此，我相信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

当然，他能不能一以贯之，这是他自己的福报，也是中国人能否尽快修复社会正常机能的关键一步。愿习主席好运！愿中国人好运！愿中国与世界，共生吉祥！

陽子2016年3月2日于北京10号线地铁

（看此文，请索要已经被凤凰网连续删除的三篇时评錢 宏：《再次呼喚中國的“社会元勋”——中國人正常生活的復原，也許得從假托開始做起！》、錢 宏：《共生政体：从革命党、执政党到“服务党”的历史转变——中国政体改良的中道路线图刍议》、錢 宏：《权力-共生思维驱动政治创新》或《中国“这一代”的历史使命！——对一种“精辟评论”的评论》作为参阅文稿）

[1] 今天收到朋友发来小万工的《纪念那位用一生假装爱中国的校长》，好一个“假装爱中国”，想起司徒雷登，我不禁又是未读先泣！我为写出这种文字的文化悲哀，我为作出种武断的制度悲哀，我为变成如此扭曲的人性悲哀！旅法文化人类学家于硕女士，见此，在朋友圈转发题记：我的朋友“共生”思想家錢宏转发该文时说“未读先泣”，极度悲哀，因为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出自“伟大领袖”之笔，以一种暴君的冷漠速冻了一个时代对善和爱的感知，全个民族心灵荒痹，寸草不生。感怀于作者小万工这代人，竟是稀少者大梦初醒，为恩将仇报的历史黯然神伤。他白描般的文字却唏嘘伤情：这个创建燕京大学时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我想起2012年4月29由郎遥远、祝明富二位好友陪同在杭州市安贤园司徒雷登墓前，即兴改词唱出《司徒雷登之歌》。6月8日上午，我到清华园拜访翻译家何兆武先生，与何先生讨论“共生思想（Symbiosism）为何是今日世界之必须？”，何先生兴味盎然地告诉我，正好英语短句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可以用来作为是否拥有共生智慧的通俗表达。何先生这一解释，我邃又念及终生笃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而“举世无仇敌”的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谢过何先生出清华园，午后又至燕园寻访临湖轩，再唱自命的《司徒雷登之歌》。

[2] 关于中华帝国体制治乱循环的问题，既非亚当·斯密“停滞论”，也非孟德斯鸠的“专制论”，也不完全是黑格尔“流氓坐赃论”，用耗散结构自组织理论视之，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唐政治家、史学家杜佑《通典·官职典》（中华书局，1988）中就指出，而到了宋代几乎到了无可救药地步的“冗官、冗兵、冗费”，亦即马克思指出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几乎成了中华帝国体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