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造的灵魂，被交易的自由，以及他们的回归

重读“二手时间”（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

重读这本书，是因为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是朋友向我推荐的这本书。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这本书， 甚至不知道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Shetland Alexievich)和她的获奖。这使得朋友颇为诧异。 而且我当时也很不愿意读这本书，因为我预感这很可能是一本读来很沉重的书。 的确如此。 可是当我拿起这本书，还是一点一点地读完了。 因为沉重， 每次读它的时候，都让我排斥它。 可是它却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拿起它。 因为虽然它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陌生，难以理解的地域和国家，然而那些故事里的许多人物的经历与感受却是我觉得如此熟悉，甚至无须经过时间空间的转换，我就已经站在那个故事的情景之中，精确地感受那些人的所思所想。那是一种让人倏然发冷的感觉。 我猜，正是这种扎心的熟悉，使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屡屡欲罢不能。也是在我最近在追寻苏联政治经济改革的历史和人物时，重读这本书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我对那些面貌迴异，语言不通，且与我们中国人拥有完全不同历史，文化的人们会如此熟悉？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用一种访谈录的笔法写下《二手时间》。 她汇集了上百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男人和女人，工程师，教师，小商人，士兵，退休的干部，无助的母亲，还有孤独农妇的自叙，记下他们的家庭，人生经历，快乐悲哀，惶惑冲动，失望无助，满腹的心酸牢骚，遗憾和不甘，还有仇恨和恐惧。但即无有梗概的故事，也无一个或几个主人公。多数的叙述者甚至无名无姓。仅仅是人们对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普通人平淡生活的直白叙述。不同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形成一片嗡嗡的噪音。斯维特兰娜自己说只有用采用这种写法才能表达社会的复杂性和每一个人的多面性。 当然，每一个读者也因此可以读出不同的声音。 然而就在这片噪音中，一个个小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却清晰地浮现了出来。以这样手法，阿列克谢维奇使我们透视苏维埃人的社会生活。

青少年时，曾经读过，听过，看过俄罗斯的文学，音乐，绘画。 那时的中国处在一个从精神到物质全面封闭，禁锢的年代。 而那躲在暗室中的阅读，闭上窗户的聆听，是我们唯一了解“外面的世界”的途径。 不只是俄罗斯文学，法国，英国，美国的经典文学，使我依次沉迷其中。 那些文学作品描述的人们与生活，与我们所经历的完全不同。 异国他乡，或远或近的年代，因为陌生，因为不同而强烈的吸引我们。 那时，那里找不到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笔下令人倏然的熟悉。 为什么？ 读完全书，在重读“参与者笔记”即前言时，斯维特兰娜寥寥数语使人豁然。 她说，共产主义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制造出一种与其他人类不同的人类。 而这些人有“自己的词汇，有自己的善恶观”。 人们似乎生活在充斥着伟大理想的激情年代，却又在每日的生活中忍受着没有尽头的困苦，忍受着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眼睛，忍受着时时刻刻被人检举，被路人，邻居，朋友，甚至亲人检举，而失去作为“人民”的资格，成为“人民的敌人”的恐惧。 这恰恰也是我们年轻时曾经过的年代，经历过的类似的煎熬与磨难嘛。不过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那是一场“触及灵魂”，“改造灵魂”的“革命”，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也许看到的是“理想”和“激情”，受到的是“革命理想”的吸引。可是在那个年代里，日复一日地真正进行着的是“人的改造”。对“敌人”的改造，使他们认罪。更多的是每一个人的“自我改造”，成为“无私的人” 。“共同理想”的惶惑，求生的欲望，对恐惧的逃避，日复一日地扭曲着人性，煎熬着残存的灵魂。 那个恍若隔世但又并不久远的的年代，我们经受着俄国人己经经历过，并已在试图抛弃的的思想，生活。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在从俄国人那里贩来的“二手”甚或“三手时间”中生活过了。这大概就是这本书中的人物是我感觉如此熟悉的原因吧。 当然即使生活情景如此相似，也有中国的“特色”。六十年代末一个三月的早晨，我和一个小伙伴在无意中在北京交道口大街上走过。那是个早春少有的无风的日子，明亮的阳光照在街道两旁的灰色墙壁上。 道旁的槐树还没有发芽，只是在墙上留下一道道枝枝丫丫的阴影。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涌向苏联大使馆去抗议“苏修帝国主义的罪行”。这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游行的队伍走走停停，不时因雍堵的街道无法前进。当他们完全停止下来，接下来发生的场景令我愕然。 满街的人们，游行队伍里那些年轻的，中年的，男人和女人们，骤然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颂歌，挥动着手与脚，跳起了整齐划一的“忠字舞”。 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领舞的年轻女人，站在街旁高高的台阶上，充当领舞的角色。姣好的面容，无法被臃肿衣物完全遮盖的体型，因用力而发红的面庞似乎在阳光中散发着蒸腾的忠诚。在那一刻，让人恍然如身处异境。 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革命队伍”清除每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他们的亲人，无论职业，身份， 几乎每个人，都在忧虑他们自己，或家庭中的成员，会在今天或明天被从“革命队伍”中“揪出来”。参加游行，对于远离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激情的表达。然而对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那只是一种还没有被“揪出来”的籍慰。即使如此，这满大街的跳忠字舞的场景仍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曲辱，甚至愤怒。也许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随着周围的人舞动，因为无法承受成为异数的代价。也许人们希望跳“忠字舞”所表现的革命热情，增加躲过一劫的机会。可对当时十余岁的无业“知青”的我来说， 这场荒唐的“忠字舞”使所有的人都丧失了最后的自尊。所有的人都匍匐于一个人的脚下，一个人高踞于这个“人民”国家的每一个人之上。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拒绝这其中的荒谬。“自尊”在那个年代不值一提。那时人们每天在工作场合，“早请示”，“晚汇报”， 再加上“忠字舞”。 以表现对领袖的崇拜和驯服。可那毕竟只是在一个有限度的场所， 在有限的人群中。 可在阳光下的大街上， 成百上千的陌生人群的众目睽睽中，这场忠字舞迫使人们“自愿”交出自尊的底线，最后的残存的灵魂。难以忍受的耻辱的感觉迫使我尽快逃开那条大街。 尽管不可能，也试图不去看任何人。而我也觉得人们的目光也互相闪避。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仍然难以从记忆中抹去那些扭曲的舞动，也许那是人们为了生存，在徒然地试图丢弃的自我的灵魂。 在那个年代，灵魂对于日复一日的现实来说， 过于沉重，难以负担，因为难以生存。 甚至可能威胁亲人的生存环境。这就是不可言说，却无处无时不在的恐惧的威力。而“二手时间”里的故事唤回了那种被无法摆脱的恐惧所笼罩的感觉。在我们的经历中，那时的恐惧更多来自被揪出“革命队伍”后的难以预知的后果，那看不到尽头的精神灭绝的威力并不亚于肉体灭绝。 因为它不止于毁灭个人的命运，也可使整个家庭陷于绝境。我知道那时的我也生活在恐惧中，但只要有机会，无论什么样的机会，就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试图逃避或忘掉恐惧。可我的少年记忆中更为难以忘怀的却是表达驯服，抛弃灵魂的耻辱。

“改造灵魂”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灵魂换成一副“革命”或“领袖”为众人订制的“革命之魂”“国家之魂”。而抛弃灵魂，即使是一个很渺小的灵魂，毕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灵魂不会消失，且必须为人承载。 但是保持灵魂的自我意识，保持它的自由与独立，则会很累，甚而饱受受折磨。作为苏联最伟大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说过，在他成功后的二十年里，每天都生活在可能被捕甚至被枪决恐惧之中。但他仍然按自己的意愿写下那些非同凡响的音乐。他后来承认，在他于1942年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人写下第七交响乐中最黑暗的乐章时，他的意识里是斯大林，而不仅是德国人的形象。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具有肖斯塔科维奇的天才，同时为了他的音乐，承受漫长的精神折磨，保持着他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不愿或不能承载他/她自己的灵魂，他的灵魂必然承载在其他的人或什么东西上，领袖，国家，主义，宗教，人类的未来，等等。 找到了灵魂的承载物，那些不得不或被迫放弃灵魂的人们也许会就会觉得宽慰，轻松一些。或者因提高了生存的几率，或者是觉得生命因此变为宏大群体的一个部分得到救赎。 这就是革命神话的作用，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对那个“激情年代”念念不忘的原因。而获得“革命激情”的代价却是对自我灵魂的否定。 对于一个伟大国家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来说，在生存面前，自我灵魂的认可也实在是无足轻重。然而，每一个独立的生命却又都渴望自我认可。这实在是一个沉重却无法逃避的的悖论。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记下了多个这样人和他们的故事。那些在贫困，磨难甚至在沉默恐惧中失去亲人的无以形容的心情中生长起来的“苏联人”，视国家，主义的光辉与胜利为自我生命的灿烂，视生命中的苦难和牺牲为救赎，成为自我认可，甚至是骄傲之途。我们无法责难那个盼着儿子们长大当兵去牺牲的一辈子驻防在萨哈林的空军军官，也不能责难那个成长在莫斯科，视莫斯科为最美丽城市，一辈子都要带着没有皱褶的红领巾，却有一个为家庭所回避，不愿相认的从劳改营送回来的祖父的女医生。 他们的生命与灵魂不得不依附于宏大的“理想”。 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也因而成为他们的自我认可。随着时光和生命的流逝，他们不愿也不能失去那灵魂的依附。因为当国家和主义的幻象倒下，当他们的目光再不能躲避虚假幻像的光芒掩盖着的真实黑暗，生命似乎也因而变得灰暗平庸难以承受。

人们是怎样为“革命理想”交出自我的灵魂？是恐惧，还有神话驱动的交易。作者在书中写下，“自由总是与痛苦相伴，幸福却往往失去自由。” 的确，有灵魂的人才能享有自由。而自由的人不得不时常面对自己的灵魂，检视自己的行为，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这必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责任。特别是当道德责任或自由的需求与生存机会甚或成功的几率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刻。把灵魂交托给族群、国家，理想，甚或领袖，会使人减轻甚而卸下灵魂和道德的重负，而专注于生命中的细节，甚而可能会帮助人登上成功之途。对于许多人来说，宗教的意义也在于此。也许，托付灵魂的愿望是人性的一部分，未必一定是罪恶。然而，灵魂的托付毕竟是一种交易。如果交易的对象是“上帝”，如人们所通常所愿，无疑是幸运。但当交易的对象是“撒旦”，能够成为“浮士德”，已经是最好的结局，毕竟浮士德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独自与撒旦做的交易。而在制造“共产主义新人”的时代，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欺其人地迫使自己相信，自己在追随成为“神”甚至“超神”的“领袖”。那些“苏联人”，和曾经的我们，把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伟大领袖”献身视为宿命，即使领袖们驱使着“一代新人”踏入面前那片，如徐志摩所说，充满黑色污秽的血海。 这就是群体灵魂交易的结果。斯维特兰娜讲述的一个在1922年就参加了苏共的老人的故事。因为邻居揭发他妻子的莫须有的“外国姐姐”，他和他的妻子被送进了劳改营，妻子在没有回来。他历经折磨，假枪毙。走出劳改营，他把战争的到来视为自己的救赎，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在这一切以后，他仍然认为那个充斥着谎言，出卖，恐惧的时代为有理想的美好时代。使他走入那个时代的是十五岁时他向醉醺醺的红军征粮队揭发了他舅舅隐藏的粮食。红军感谢了他，他以为自己行使了“革命的”责任。然后他发现他的舅舅被红军“砍成了碎片”。那是一个良心与“责任”的交易，交易的后果是出乎意料且难以承受的残忍，却驱使了他的一生。书中人们说“战争是个沼泽，进去容易出来难”。灵魂的交易也是如此吧。当每个人的每时每刻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交易，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疯狂。至今，我仍然无法忘记六十年前不得不面对的一笔小小的交易。 在那个炙热疯狂却又凄凉孤独的夏天，红卫兵们正忙着把“揪出来”的“阶级敌人”赶出北京城。大街上不断驶过装着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叫喊着要对“阶级敌人”，无论他们多么孱弱，也要实行毫不留情的专政。因为这才是对“革命人民”的人道主义。这个说法让我十分苦恼。无论做什么，走路，吃饭，问题都会像有一只锯子在我脑子里来回拉扯，让我煎熬。人道主义，难道不是对所有的人，即使对敌人，也要实行的基本准则嘛？不应该是人类最为基本的底线嘛？对一部分人，包括老人孩子的残忍，又怎能是一种“人道主义”，即使加上“革命的名义”？我不敢，也无法去问任何人。因为轻则我会被认为愚蠢，更可能被认为“阶级立场”错误。 这也的确是个愚蠢的问题。无论是在那个许多人为生存而挣扎的年代，还是在远离了“阶级斗争”的今天。而那时的我，经过几天的苦恼，最终放弃了无效的挣扎。努力说服自己，既然“阶级敌人”已经不是人民的一部分，“革命的人道主义”就必须对他们无情。这是“革命”带来的新理论，人人都必须接受。这种意识上的妥协使我从折磨人的重负中解脱。可从那时，我始终也无法走出这一段充满荒谬的记忆。也许就是因为在那个是我得到“解脱”的交易中，付出了一小片纯洁的灵魂。有了第一次，以后的交易就没有那么困难，大概也不会在记忆中留下印记。这样的交易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反复发生。特别是当良知匮乏，保护自由的法律缺位，大多数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的反复交易中失去了灵魂，当亲情友谊都不再成为告密和互相残害以自保抑或邀功的障碍，每一个人都成为雪崩时代中并非无辜的雪片，亚当以来的“旧人类”在这些交易中被集体改造成了“新人类”。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二手时间》称为“红色人类终结篇”。她在书中不仅描述了“旧人类”被改造成了“新人类”，也描述了“新人类的“苏维埃人”向正常人类的回归。她说到在莫斯科火车站遇到一个不希望儿子在战争中死亡，而要去车臣把儿子带回家的女人。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说那是一个自由了的人，因为她不再为国家所绑架。做一个自由人可以如此简单。可是，更多的时候，“苏维埃人”向平常人，自由人的回归路也充满磨难。因为当“自由的可能”忽然来到人们的面前，灵魂也被从禁锢中释放出来，没有准备的人们变得无所适从。自由反而成为带来一切罪恶的妖魔。因为人们认为自由的到来，使得他们顿失所依，熟悉的甚至赖以生存的支柱和系统因此而崩溃。显然，枷锁的崩裂只是使得灵魂的释放成为一种可能。 因长期禁锢而残弱的灵魂能否再次成长恢复，为自己找到栖息且能独立生存的家园，也许并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 抛弃灵魂难，难在阉割自我的过程。然而找回灵魂，找回独立的灵魂，能够拥有自由的灵魂也许更难。 苏联崩塌前夕，苏联年轻的学生，教师，工程师 们躲在狭小的“赫鲁晓夫厨房”里，读诗，读文学，读马克思和列宁，喝酒吹牛，嘲笑电话机里的“KBG”窃听员。他们在被“党和国家”规定的生活之外，发展出另一种生活，并在那里追寻所能想像的自由思想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当苏联轰然倒地，那时生活在苏联的年轻人们忽然发现厨房里那些“自由”的思想不过是一些虚幻的殘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不能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也不能告诉人们未来是什么样子。自由是简单的，但也是沉重的。人们在自由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下抛弃了自由的思想，甚而否定了思想自由的意义。因为自由并没有带来可以果腹的面包和可以栖身的居所。好像生活只是一团无意义的景象，充满了难以理解的混乱。与斯维特兰娜笔下的苏联人相似，当我们走出那使人丢弃灵魂的恐惧年代，也马上进入了因历史的急剧转折使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尽管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们连狭小却独立的厨房也没有，无法在厨房里聚会聊天，也没有厨房里的电话机。但我们也在伙伴间悄悄的交换各种各样的书。熬夜读过那些从已经被封闭了数年的图书馆里偷来的古典文学，绘画，以及那些白色，黄色，蓝色封皮的没有出版社的书。《怎么办》，《震撼世界的十天》，《新阶级》，《不是单靠面包》，还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混在一起，囫囵吞下。关闭门窗，小声地偷听古典音乐。交流那些来路不明，却时常应验的小道消息。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教育自己。那时的我们，既没有可见的未来，也没有可被称之为“职业”的东西。那时我对未来的期许，只是一个卑微的生计。虽然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但我觉得只要能继续读书，读到那些讲述不同思想，不同生活的书，让我看到不同世界的书，我就会很满足。我知道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如此遥远，如此隔绝。虽然无法知道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但我们已然意识到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谎言构筑的世界。特别是那些自觉肩负拯救别人的重担的人总是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谎言。而我们对于每天生活中的谎言也习以为常，甚至都不再觉得其中的荒谬。而当我们刚刚走出谎言的年代，开始期盼生活中可能的改变，却也发现自己是这样的迷茫惶惑，因为我们不知面对的是怎样的未来，也不知如何去选择未来。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被长期禁闭在虚幻而单调的世界的人们，忽然面对色彩缤纷的真实世界的那一刻，必然陷入无从选择的茫然。即使是那些最聪明的人，也不会例外。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是一种彻底得难以想象的隔绝。1972年二月，因为美国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新闻管制似乎略有松动。非公开出版的“参考消息”开始引用更多的西方通讯社的报道。那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个通信社的评论，认为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比“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报道更具有爆炸性。我当时几乎无法理解这句话，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难道人类已经登上月球了吗？那又是何时发生的？第二个问题更令我难解和震惊，如果登月是全球轰动的新闻，为什么我却毫无所知？不记得问题隐藏在心里多长时间，也不记得如何证实了事实，只记得当知道登月实际上发生在三年之前，心中那悲凉的感觉。美国人在近乎全球人注目下做成了儒勒.凡尔纳笔下那非凡的故事，而我们竟然一无所知。不得不说，制造这样的隔绝也是一种奇迹。没有彻底的隔绝，即使有强大暴力的支持，谎言也难以生存。在互联网，自媒体，以及即将来到的AI时代的今天，这样的故事已经无法置信。可它的确发生过。斯维特兰娜讲述了一个从出生起就随着妈妈在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儿院中长大的女建筑师的故事。当她最终离开了劳改营，离开了那个无时不被监视，毫无隐私的地狱，她却发现自己不会在正常社会中生活。因为她已经不会为自己在即使最微细的生活琐事上做决定。回归正常生活，对她而言，是一个漫长而饱受折磨的过程。这大概也是书中许多的“苏维埃人”热切地盼望走出那个难以为继的谎言世界，却又怀念旧时代的原因。即使他们知道旧时代的的种种黑暗，罪恶。“俄罗斯一边在变化，一边在痛恨自己的变化。”他们怀念的是旧时代的确定性。因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自由的可能带来的似乎却是更多的茫然与混沌。而这自由，也不知能拿来做什么用。因而人们总是在问，“自由到底是什么？”。

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选择的权利。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 包括但不仅仅是“选择香肠”的权力。天才们可以尽情追逐奇思异想，向往伟大的人可以去追求伟大，而每一个普通的人，也都可以, 也有权力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每天的衣食住行，聆听自己的音乐，阅读和写下自己的文字，到希望去的地方旅行。但对于“苏维埃人”，他们按照“党”的指示，在指定的格式里生活，聆听指定的音乐，阅读指定的文字，生活在指定的地方。如果有所不满，还会被送到遥远寒冷的“古拉格”。神话（包括阶级，国家，领袖及理想的谎言）加暴力（借以维持与外界的隔绝）就是使人们匍匐于“英明领袖”的脚下，按照他的意愿，不惜代价地实现其“伟大理想（即一切人皆生活于计划之下）”的不二法门。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下，“苏维埃人”甚至已经忘记了自由的味道。这几乎就是早在十六世纪年轻的法国人德·拉·波埃西在-《自愿为奴》中对佛朗索瓦一世专制统治的揭示。尽管现代的思想家们，奥维尔，哈耶克，雷蒙·阿隆，也早就对这种社会的发展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清晰的预言，可悲的是，少有人相信这些预言。更多的人宁愿相信“宏大”的谎言，即使他们也知道“宏大”的代价是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宏大理想”比个人自由更有意义。到头来“苏维埃人”付出巨大代价去建设的“新社会”不过是人类历史上黑暗时代的翻版。而且其残酷的程度超过任何预言家的想象。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斯维特兰娜把自己的书名之为“二手时间”，是对人们所承受的毫无意义的苦难，对随意抛弃了的生命的深切悲叹。而我们所生活过的“激情”年代，也只好称为“三手时间”了吧。因此那不过是“二手时间”的加强版。这也解释了我对斯维特兰娜书中的故事似曾相识的感觉。网上有些“知名专家学者”把“二手时间”，读成对“逝去的辉煌时代”的叹息与挽歌。让人不能不质疑这些学者的智商，也不能对他们一本正经传播的学说感到忧虑。

在成书之时，斯维特拉娜对俄罗斯的未来表达了忧虑。她担心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恤衫的年轻人可能愿意回到以“伟大”取代自由的年代，再去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因为“老式思想的再一次复活”，因为“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

对于那些不知用途的东西，看不到价值的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与人做交易。 只要能找到可以与之交易的人和交易的目标。 自由也是如此。 自由，那种与生俱来的，附着于每个人身上的自由，无形也无价。因为无形，自由会令人难以捉摸，望而生畏。 因为无价，自由也会让人觉得沉重得难以背负。 自由也容易用来交易。从古到今，俱是如此。

以自由，或获取自由的权利来交换生存的安全，以及经济上的利益，在历史上反复发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在不同的国家，每当遇到生存的危机，无论这危机来自饥荒，瘟疫，战争，人们为寻求生存之道而惶惑。总会有人提出答案。每个答案也必然包括随之而来的代价。代价可能是经济上的，也往往会包括对于个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的限制。越是简单快捷的答案，往往要求更大限度的对个人，以及社会的自由的限制，以期最大效率。在不同的文明中，对代价与效益的评估权重可能有巨大差别，人民对限制自由的耐受度也不同。而且，总是会有一部分人的自由比另一些人受到更多的限制。然而无论在哪一种文明中，如果制度性制衡力量缺失，随着时间的延长，无论危机是否缓解，对于自由的限制也会逐步加强。因为对于限制自由的质疑必然出现。

人当然有权利要求和平，稳定，秩序，温饱，甚而族群国家的尊严和自豪。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这些可能是迫切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需求。但是，如果伴随着满足这些需求的代价是没有界定的自由，其后果往往是不仅失去自由，也最终将失去以自由为代价换取的诉求。因为温饱，安全，秩序与和平，都可以被掌握了人们自由的人或集团拿走。在这一点上， 斯维特拉娜的忧虑是有根据，也是有所指的。二十年前，俄罗斯人与普京达成的交易是他承诺把人民从车臣恐怖主义的恶梦中解救出来，保证他们会因免除恶性通胀并改善经济运行而生活的更好。代价是对他完全的信任，放弃对他的批评和排除对他行动的阻碍。通过这笔交易， 他把政府应负起的责任当成换取无限权力的筹码。 而交易的结果是自由这个像空气一样没有重量却又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成为代价的一部分。普京更进一步承诺其“强大的俄罗斯”，为此不惜发动了战争，肢解邻国，攫取他国领土。又是一个“宏大”的“强国梦”。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普京“强国梦”的营销似乎相当成功。然而，且不论俄罗斯是否能够因此而“强大”，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即使邻国乃至欧洲的人民都在俄罗斯强权面前瑟瑟发抖，俄罗斯人是否能在如此强权面前无须恐惧，并能保持自已灵魂的自由，还是又一次踏上通往黑暗世界的旋梯，进入又一个“二手时间”，甚或是“三手时间”的时代。现在的中国也有一个相似的“大国梦，强国梦”，也要求“高度的服从，绝对的忠诚”。无人确切知道这是个怎样的梦。可是无论是什么“梦”，在今天的社会里，已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激情”，而是纯粹的交易。对于党政官员阶层，成本不高，可期望的回报却是权势，财富。然而对于国家和社会，和在底层求生的人们来说，用个人自由来做交易，风险却是难以预测。

在可见的将来，无论是即将到来的AI时代，甚至星际殖民的时代，只要人类社会生存，以“自由”为成本的交易多半也不会消失。因为社会的发展必然遇到不断的挑战，人们也总是寻求快捷有效且低成本的答案。也总会有人提出以或多或少，自己或他人的自由为代价的“答案。因为交易自由，特别是他人的自由的成本总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然而历史上此种交易总是带来悲惨的结局。为了避免最糟糕的结果，人们必须有审视交易的的意识。也需要具备审视的能力和手段。这样的意识和能力都不是自然而来，只能是从历史中学来的。虽然人们常说，人类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显然，这是人性中的贪婪，懦弱，懒惰，残忍所使然。然而，人类毕竟在数千年悲惨世界的暗黑历史年代中建立了寄托了希望的文明。且不断黑暗中摸索并建筑通向更高级文明的道路。所谓更高级的文明就是能够给予更多的人以更多，更有保障的自由去追求个体幸福和灵魂的国家结构，社会制度。也许，《二手时间》警醒我们的是， 背负着曾经被奴役，被改造的残缺灵魂的人们在建造通往自由的道路时可能遭遇更多的障碍和艰辛，而那些人们有更大的可能一遍遍重复地生活在形形色色的“二手时间”中，只要他们继续相信，他们的幸福需要一个不受监督约束的英明领袖；只要他们继续相信，幸福寄存于领袖提出的宏伟“理想，激情”，和“梦”； 并且继续相信，自己和他人的个人自由及独立的灵魂在领袖，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前都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