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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美国一个公民组织“我们人民公约”（We the People Convention，WTPC）在《华盛顿时报》发布整版呼吁书说，鉴于层出不穷的“大范围选举舞弊”和对法院和国会落实宪法第12修正案、捍卫人民选举权力已经丧失信心，所以紧急促请川普总统效仿当年林肯，行使特殊权力、宣布有限戒严令、暂时中止宪法和民间对联邦选举的控制，由军队监督举行反映真正民意、公平可信的重新大选，以避免爆发内战的灾难。这篇现在看上去天方夜谭、荒诞不经的文字当时大家却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竟然没有人觉得匪夷所思、大逆不道。它的内容大致是：

因为戒严令总比内战好，行使特殊权力来捍卫我们的选票也许是必要的！

在内战开始后的几个月里，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拼命想保卫联邦。许多人反对林肯滥用总统权力，特别是他暂停了人身保护令的权利。1863年6月12日，林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为其采用的极端措施进行辩护。林肯总统引用宪法的第一条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叛乱……事实上，是一场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巨大规模的叛乱。宪法中‘人身保护令的特权是不应该被暂停的，除非在叛乱或被入侵的情况下并基于公共安全上必须这么做’的条款正适用于我们目前的状况”。林肯也援引了同样的法令为一系列总统特别命令辩护:

·林肯下令关闭数百家发表反对他的北方报纸，并逮捕其老板和相关编辑。

·林肯下令逮捕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Clement Vallandigham)，原因是涉嫌公开反对总统。

·美国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Roger Taney)裁定，林肯非法中止人身保护令违反了美国宪法。话音刚落，林肯总统就签署逮捕令，拘禁了美国首席大法官。

·林肯下令在马里兰州逮捕了数千人，罪名是“涉嫌同情南方”，包括下令逮捕马里兰州的美国国会议员亨利·梅(Henry May)。这些人未经审判就被逮捕并关押在军事监狱，其中一些人被关押了很多年。

尽管这些作法至今仍具争议，但林肯和他使用总统权力挽救了共和国这一点被一致认同。虽然历史——甚至前总统奥巴马——都认可林肯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但当时他采取上述行动时却鲜少有人赞同。这与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我们需要一位有勇气和決心的总统来捍卫美国。如今，来自海内外的社会主义和极左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比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曾面临过的任何威胁都要严重得多——包括南北战争在内。

我们面对的是资金充足、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安提法（ANTIFA）和黑命贵（BLM）等，他们定位美国主要大城市公然采取暴力行动，让反对他们进行反美议程的人噤声，并且袭击联邦大楼和警察，懦弱地从背后偷袭无辜者，攻击餐馆的食客，把少数族裔的企业付之一炬……和社会主义者所控制的大城市的‘民选’官员公开鼓励支持这种针对平民和无辜企业的预谋暴力。并且，为了推进他们的反美目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开始采取行动“撤资警察”，制造混乱，使得数百万美国平民失去保护，尤其侵犯了保护美国少数族裔的法治。这造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暴力犯罪和死亡人数大幅上升……我们确实受到了来自我们国内的攻击!

……这些法官试图在法官席上制定法律，给予数千万非美国人投票权；向更多的非法移民开放我们的边境，这会降低我们的工资。腐朽的主流媒体向大多数美国人隐瞒了无人投票这些政策的事实；我们不仅如林肯时代一样拥有腐败的媒体，还有一个先进的、更为险恶的科技组织，他们积极审查言论自由，并且促进左派宣传来洗脑美国人民以促成他们真正的目标——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美国……

川普总统，你和我们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每一位官员，以及执法部门和军队的每一个人都宣誓说:“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抵抗一切敌人，国内外的敌人。”现在是每个誓言人履行誓言的时候了。敌人就在美国内，我们的宪法和国家正面临着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义入侵的真正危险，除非你采取果断行动。

由于目击证人、物证，统计数据，数学计算的原因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不承认也不接受这次选举……如果法院的实际裁决和反转而拒绝接受此次选举的结果，另一半美国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結果……因此，我们人民必须提出重新组织全国性公平选举的要求，一场无论谁是胜选者，美国人民都可以信任和接受的选举；如果选举公平无法被保证，我们有充分理由担忧内战威胁近在眼前……

当议员、法院或国会未能履行第12条修正案规定的职责时，您作为总统必须做好准备，立即宣布有限戒严令，并暂停宪法和民间对这些联邦选举的控制，以达成唯一目的——让军队监督全国重新投票。确保每个辖区都有公平，并反映人民真实意愿的投票；只有联邦候选人，纸质选票，手工计票，没有电脑计票；双方相互监督每一张选票，只有登记选民，且携带有照片身份证明其居住地，进行每个人戴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的安全投票；并且，就像我们在俄亥俄州做过的那样。只有这样，获胜的候选人才能被真正的大多数人接受为合法的总统来公正地治理国家！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只能信任军队来执行，因为……不能公平合法地行事。

你也必须像林肯那样行动起来，噤声那些专搞破坏、精心設計的和被证实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偏颇媒体宣传，终结对大型科技公司的非法审查，让美国人民重拾对我们选举程序的信心，否则我们就无法再以一个国家继续下去。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自内战以来闻所未闻的大规模暴力和破坏行动。有限戒严令显然是比内战更好的选择。

许多人会反对这些行动，就像他们在林肯时代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向你保证:我们美国人民了解，为了防止丧失宪法赋予的权利和维护我们的共和国，除此别无它策。现在是履行你的誓言的时候了，总统先生。现在是你像林肯那样拯救我们的国家、大胆行动的时候了。我们人民将支持全国重新投票。如果你不在总统权力范围内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我们也将别无选择，只能……

2020年12月1日，川普的律师团队主帅之一、著名大律师林.伍德，在诉讼连续失利的气急败坏之下，从专家变成了战狼，在推特里转发了上述呼吁书，并亲自喊话川普接受吁请，在“内战临迫”的形势下尽快宣布戒严、保护人民意志、重新举行大选。同一天，刚刚被川普总统特赦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将军也在推特上转发了同一呼吁，要求川普依照建议立即宣布戒严、动用军队重新大选。

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孝正，对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的2016年大选印象极为深刻。在几次直播采访里，他一再称赞希拉里败选后坦然服输的表现，夸奖这才是守然诺、从民意的民主风范和规格：“什么叫民主？输的起就是民主。要是我们，输了就直接抄家伙了！”

当然周孝正没有进一步想到，当年希拉里“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所有美国人心中成功的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成为我们的总统，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胸去接纳他，给予他领导美国的机会……我们不仅要尊重这个结果，还要珍惜它——它同样标榜了法制、权利和尊正平等的原则以及信仰和表达的自由”的气度恢宏、深沉庄严的承诺，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和兑现。周孝正更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那些被他推崇备至的做了两百多年“民主先生”和法制优等生的美国人，自己竟然决心抛弃风度与规格，主动学习我们准备要“抄家伙”了！

周孝正说中国人的思维是“输了就抄家伙”，还真不是乱盖。海外中文媒体上有不少人早就比川普还着急、早就替川普不耐烦了：怎么还这么腻腻歪歪、磨磨唧唧，军队已经在那儿待命了，还等什么呀？赶快出动军队、戒严抓人啊！中国人一贯信奉“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你死我活和成王败寇哲学，连输了都要抄家伙，更别说在居庙堂、掌中枢的情况下了：谭嗣同和袁世凯在法华寺那场世纪对话中“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抵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的教科书式动作，我们绝对是轻车熟路、习惯自然。

不过，输不起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光是近百十年来，“输了就抄家伙”的例子比比皆是：

——十月革命当晚，列宁就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他们将服从人民的选择”。第二天，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就宣布十六天之后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然而到了11月14日，他却在全俄苏维埃农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至于立宪会议，有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立宪会议选举结果，布尔什维克只得到24%的选票和715个议席中的175个。得知此情的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与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注定在政治上死亡”。1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各地苏维埃“根据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重新进行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各级选举。改选企图没有人呼应，布尔什维克又颁布了一系列阻止立宪会议正常召开的法令。12月11日，列宁更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声称，立宪会议选举结果“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意志”，解决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无条件承认苏维埃政权，二是如果立宪会议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就“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等反革命势力，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是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敌人的行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从正式法律角度、在普通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考虑立宪会议问题，无视阶级斗争和内战，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都是采取了资产阶级立场”。之后，布尔什维克武装赤卫队将立宪会议举行地塔夫利达宫团团包围，约两万喀琅施塔得士兵、水兵、工人、农民举行反立宪会议集会，高喊“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任何企图束缚苏维埃权力的企图都是反革命阴谋 ”。11月28日，苏维埃政府宣布宪政民主党是“人民的敌人”而加以取缔，并逮捕该党领袖，同时借口“敌人的阴谋破坏”将立宪会议延期到1918年1月召开。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当日，彼得格勒举行大规模和平示威支持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军队开枪驱散并造成伤亡。下午4点立宪会议召开，观众席上坐满了布党士兵，他们用高叫、口哨、跺脚、侮辱对手等方式扰乱会场。一位著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发言，宣称布尔什维克政府没有责任服从民选的立宪会议：“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人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解释：人民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把人民视为一个整体不过只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布尔什维克代表提议要立宪会议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把权力交给苏维埃然后自行宣布解散，被大会多数票否决。见控制不了会议，布尔什维克即率本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团退出会场，列宁在走前指示：“用不着把会议驱散，让他们去讲个够好了，他们总要散会的。等到他们明天回来时，我们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场就行了”。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钟散会，并决定当日下午5点复会。等到下午5点代表再去，布党已经抄了家伙，会场被锁死、门上贴着解散立宪会议的布告。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此写下《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把对支持立宪会议游行的镇压与沙俄时代1905年1月9日发生的“血腥星期日”相提并论。不久之后宪政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领袖被逮捕并判处死刑，俄罗斯陷入了长达七十二年的严冬冰川。

——二战结束后，希腊在国际协约下于1945年如期举行大选。本来早已达成协议准备参与选举和国家建设的希腊共产党担心选举失败，决定抵制选举，重新抄家伙，拿起武器、发动内战。内战导致16万人死亡、100万人成为难民，希腊大地一片荒芜。最后，希腊共产党和领导的人民军惨败亏输、不复存在。

——1993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外战内战多年的柬埔寨举行大选，当时柬埔寨国内有西哈努克、洪森、宋双和红色高棉四派政治势力。大选前夕，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预计到将一败涂地，于是悍然背弃了加入政治进程的承诺，再次抄家伙，回到丛林进行武装斗争，最后招致彻底的覆灭。

已经很少有大条和慢性子的美国人还把2020年和2024年大选看成是一次普通的总统换届、政党轮替和政策选择。不论左派右派、民主共和，都一致相信这是一次善恶之争、一场正邪较量、一场神鬼大战、一次美国前途和命运的抉择、一次保存和摧毁美国的生死对决。所以民主党不吝动用倾囊之力、采取一切手段、哪怕身败名裂也要赢得大选——当然，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或根本仇恨美国制度的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和遗憾罪感——，而共和党也不得不忍痛暂时牺牲他们视如生命的宪政民主来拼命一搏，就像退役空军中将托马斯.迈金纳尼四年前所说：“我想让川普总统知道：美国人民要求他继续领导，他是当今美国唯一一个能扭转局面并赢得胜利的人。这比林肯还重要，如果他扭转局面，如果他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来拯救这个联邦，那么他将被排列在乔治.华盛顿的身旁”。

长期以来国内人、特别是国内知识分子，出于地缘比较和隔岸观火，始终把美国视作光芒万丈的人类文明灯塔。可他们一直不知道的是，美国人自己不管左派和右派，却一向对祖国横挑鼻子竖挑眼、始终吃着美国的饭砸着美国的锅：右派魂牵梦绕的骄傲着从前的天选之地，对今天的乱象痛心疾首；左派既痛恨过去的奴隶制乐园也憎恶现在的战乱之源；右派是恨铁不成钢的挚爱美国、希望重回往昔辉煌岁月，左派则是对美国仇视入骨，发誓要把美国彻底颠覆和改造。左派和右派都确信，正是对方才使美国变得如此丑恶。

国内人、特别是国内知识分子更不知道的是：今天的美国，和他们了解或是想象中的美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感谢2020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黑命贵运动，让从来没有客观认识过美国的中国人如梦初醒。

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我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小资产阶级不可克服的劣根——狂热性、软弱性和摇摆性：要么把美国制度歌颂的完美无缺，要么一旦意料之外的缺陷发生，信念又行将破碎。在这种纠结循环下，我一次次寻找和发掘出种种根据、理由和理论为美国辩护，又一次次重新陷入迷茫、错乱和无解。

弗朗西斯.福山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唯一的、最后的形式，成为历史的终结。那么，世界上最完善的美国民主制度为什么今天居然产生出如此惊天动地的问题，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还是后来的美国出了毛病？被我们一向视作万能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既没有防止坏人出现，又没能阻止坏人作恶？

以往我们过度看重制度的力量，总是强调“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从而忽略了人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制度的生命载体，制度靠人来运作、也作用于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如何运行、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制度里的人。亚当斯说过：美国宪法是为那些有道德的人准备的。《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民主制度在非洲、南美都鲜有功成。美国国父们还知道，人性天生是恶的，无法抑制的欲望和贪婪始终一步步滋生成长，总在想方设法要突破一切制度的约束。好的制度只能抑制这些恶，而无法彻底将其杜绝和消灭——这不是我们今天才恍然大悟的，美国制度设计者们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一方面为有道德者制定了民主自由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以人性恶的预设前提补充了三权、共和、选举人、新闻、民兵等一系列制衡措施。

但是，美国的创立者们想来想去，想到了人性恶、想到了人性恶导致好制度下人的腐化、想到了人性恶和人的腐化下制度的失灵，却打破脑袋也想不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人种基因结构有一天会彻底改变！如果他们能够先知，一定会在最初的宪法里和后面不断打的补丁上加上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禁止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国家和人种移民美国。

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近两百年里历久常新、屡创辉煌、光耀世界、战无不胜，使美国从一个化外蛮夷、半路开拓的不毛之地，成为无以伦比的伟大国家。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和人口与人种基因结构变化互为因果的一波接一波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外来思想入侵、激进思潮横行、合法与非法移民的泛滥、政治文化毒化、宗教信仰缺失、传统道德和伦理崩溃、后现代文明的败坏、全球化的恶果等等等等，一句话，坏了的人心世道，使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无法及时抵御和化解。历史证明，美国民主制度绝不会被外面敌人所击败，但一定可能被内部敌人所颠覆；美国制度没有问题，是新美国人出了问题、或者本来就有问题——你想呀，那些在纽约法拉盛和旧金山唐人街列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举五星与镰刀斧头旗的华裔新美国人，他们怎么能“美国第一”和票投川普呢？——事实证明，世界上能打败美国的国家，只有美国自己。

在纽约和旧金山列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举五星与镰刀斧头旗的华裔新美国人们，怎么可能“美国第一”和票投川普呢？而民主党和哈里斯，需要的恰恰正是这种爱母国、恨美国的人。

以上就是我的结论。

我的北大学长郑永年在评论“历史的终结”时说：现在不是历史终结了，而是世界又回到了霍布斯的时代、面临“怎么重建政治秩序”；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时候就要重建制度，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能是最理想的制度；任何社会都在转型，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我在有限的内容上同意郑永年的字面观点，虽然用意、实质和结论与之相反，比如世界面临“怎么重建政治秩序”、比如人性都是恶的、比如“到了一定时候就要重建制度”等等。但是，他的另外一些论点却是错误和荒谬的，比如他说“制度总会腐化”——制度是死的，不存在腐化问题，只能是腐化的人将它破坏——，比如他说“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能是最理想的制度”——在已知的范畴内，是绝对有“最理想的制度”的，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观点；至于在不可见的未来，可能有更好的制度、也可能没有——，比如他说“到了一定时候就要重建制度”、“任何社会都在转型”——重建新的制度和实现社会转型，并不一定是必然和进步：适应人性恶增长和膨胀的重建和转型也是重建和转型呀！

像郑永年一样，美国激进势力企图重建和转型美国的社会，因此他们首先要推翻美国的制度、摧毁美国的基础、否定美国的历史、毁灭美国的精神；而川普，则为美国的制度自豪和骄傲、对美国的过去毫无内疚和自责：“美国不需要为自己的一切道歉！”川普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坚信“我对，是社会错了”；川普像“视不胜犹胜”、“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川普像中国传说里的女娲和精卫一样，坚信美国制度并倾其全力捍卫与修补，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一样，确信美国前途和出路在于粉碎邪恶、改变世道、扭转人心，并英雄无畏、神勇盖世地披荆斩棘、屠妖降魔。

但是，时至今天，川普还做得到吗？还来得及吗？

有数不胜数的学究教席，对当代美国的社会变迁、世代交替和文化嬗变做出了汗牛充栋的追踪、观察、研究、分析和论述。这种婆婆妈妈、啰里啰唆，让我真的不耐烦——有什么用呀！上帝看了嗤之以鼻，牧人者看了轻蔑讥笑，普罗大众看不懂也不会看，远不如中国模式干净利索、简单有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律统统概略为搞乱了思想、模糊了认识、动摇了信念、涣散了意志、忘记了初心、放弃了使命，然后以雷霆之势没有商量、不容质疑地统一人心，保证了几十年并将永远持续的稳定。

从感性和理性上，我都希望当今的美国真能出现一个强人，能在非常时刻断然采取非常方式，只要他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只要他是“杀人手段救人心”。中国一向都有“大节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价值追求，而美国法治体系里既然有应对叛乱的预设，就说明认可了为了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手段可以从权、为了实体正义可以暂时牺牲程序。如果乱局持续，相信越来越多视自由比生命还重的传统美国人心底里会呼唤“法西斯”来拯救美国的宪政民主。当年如果没有弗朗哥和皮诺切科的铁血，西班牙和智利就会有千万倍的人头落地，至今也不会走出极权和恐怖的深渊。不要盲目相信几百年里度过了无数暗礁险滩的美国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和强大的纠错力，其实在很多历史时刻，美国靠的完全是偶然和侥幸。二战时，德国在美国投入大量人员和金钱进行了成功的渗透，只是天幸有一个旷世圣雄罗斯福，才让美国没有走向和希特勒平分天下的境地——虽然和苏联共治世界未必比和希特勒平分天下要好多少。

川普本身有着与生俱来的领袖冲动和强人资质，而现在也是天时人和。然而，受囿于成长的国情与文化，受累于不敬上帝的前人丧心病狂孽行造成的覆水难收、积重难返，他大概率英雄气短，最终将无所作为、任人宰割，眼睁睁看着未酬的一腔壮志逐水东流，最后含恨而终；美国也大概率从此一步步在无可奈何里踏上落日余晖中的不归路。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七百多年后，在北非战场上，面对如血残阳、千里层云和大漠黄沙，巴顿再次生出辛弃疾般的心事浩茫和深思慨叹。出生伊始就达到难以思议巅峰的希腊文明和辉煌无限、锦绣繁华、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早就变成了一片衰草枯杨；那么，作为人类的奇迹、有史以来最伟大帝国的美国，为什么就该国祚永续？最终，所有繁华都将落去，一切功败均成虚幻，只有青山依旧、几度夕阳。当我们再向宇宙深处进一步望去，万年一瞬，地球和人类终将灭绝，“尘归尘、土归土”，一切回归太虚、混坉一块和乌有之乡，美国早一天衰亡和晚一天衰亡，又有什么区别呢？

报应在大洋彼岸庚子年里美国的乱象和对世界北斗的失望，使我对永恒的上帝更加充满敬畏。在万能的上帝面前，那个痴心妄想分辩善恶、不自量力鉴别是非的原罪人类，不论是渊薮中的祸孽还是山巅之国的选民，都是这样的可怜、卑微和迷失，既没有资格企图荣耀，更不配妄谈“历史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