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一个婴幼儿的家庭环境对其性格的养成有重大影响一样，任何一个早期人类文明的特殊性格，都和它所处的地理生存环境有着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关系。因此，要想彻底搞懂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彻底讲清楚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我们也必须先从它们各自的早期的生存地理环境来着手。

    但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地理生存环境问题，要想彻底搞清楚，也并不容易。我们先来看一下当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与其它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生存的地理环境是最隔绝、最封闭——中国的西面和西南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沙漠和大草原。现在的一般主流观点都认为，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中国缺少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更没有竞争的压力，由此就造成了中华文明长期的停滞不前，并养成了固步自封的性格和老子天下第一的观念。  

这种流行的说法，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正确无比。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恐怕就有一些问题了。下面我就分别从几个角度来详细分析探讨一下。

我们知道，考察一个巨大的地理障碍是否能隔绝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必须以考察当时的交通技术的水平为前提。因此，让我们分别从几个不同的历史时间段来详细讨论分析一下。  

首先，让我们从远古人的角度来看一下。现在，大多数的中外学者都承认，或者说中外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的青铜器、牛、羊、小麦等，都是从中东地区传过来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当时的交通技术异常落后的原始社会时期、和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夏商时代），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能阻挡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那么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在东西方交通手段越来越发达之后，这个同样的“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不应该成为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障碍才对。  

我们再设身处地，用进入了文明社会相当一段时期的古人（西方的希腊、罗马，中国的东周、秦汉）的眼光来看一下，也同样有问题。上网简单搜一下即可以知道，现在整个欧洲的面积，大概是1000万平方公里；而古罗马帝国的面积，大概是500万平方公里。而中国现在的面积，我们都知道是960万平方公里；秦汉帝国时的面积，则在460万到1000万平方公里之间波动。  

这些简单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古代，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西亚、北非和欧洲的人类文明的总体活动范围在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先以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为中心，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范围之内，人们彼此之间是频繁交往的。而在这个10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外，人们之间是基本上互不往来的。同样，在东亚的同一时期，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10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们彼此之间也是频繁交往的，而在这个范围之外，人们之间也是基本上互不往来的。换句话说就是：西方文明的地理环境，对那些生活在其1000万平方公里之内的人们来说，是开放的；同样，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对生活在其1000万平方公里之内的人们来说也是开放的。若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如果说东方的早期人类文明是封闭在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范围之内，那么西方的早期人类文明同样也是封闭在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范围之内。至于在这各自的1000万平方公里地理范围的边界上，是不是存在一道围墙或一道铁丝网是无关紧要的——没有围墙和铁丝网，人们也不会、当然也没有能力去越界找人交往。  

    我们再从近代的古人角度来看一下。上面我们所说的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明同处于封闭的（或开放的）地理环境之内，当然是有条件的，是针对远古落后的技术手段来说的。随着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已经可以跨越当年的地理障碍、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粗线条来说，当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崛起之后，尤其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远航印度成功之后，西方文明所处的就是一个远远大于1000万平方公里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地理环境了；而中华文明则依然处在一个100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理环境之中，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从和西方对比的角度来看，确实给人以“封闭的文明”的感觉。但请注意，此时中华文明的封闭，并不是由于地理障碍造成的。首先，就技术手段（造船及航海技能）来说，中国并不比西方差，如我们所熟知的郑和下西洋的例子。如果说西方在技术上具备了打破1000万平方公里封闭的地理环境的能力，那么，就技术手段来说，中华文明也已经具备了突破100万平方公里封闭的地理环境的能力了。其次，就某些具体例子来说，西方走向世界所要克服的地理障碍，甚至比中国走向世界所需克服的地理障碍更大。例如，从葡萄牙沿西非海岸南下，再横渡印度洋到印度，比中国从广州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要困难的多。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此时，应该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有更多的交往才对，而不应是西方的葡萄牙和英国。  

    最后，我们再从近人的眼光来分析一下。近来被人们多次提起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乾隆时期的访华，其历尽千辛万苦远航近一年到达中国，但其所提出的扩大通商贸易的请求（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这显然就更不是因为地理障碍的原因了（此时，西方的商人已经送货上门）。关于这件事，讨论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缺乏与外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闭关锁国，主要并不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而是另有其自身特殊的文明性格的原因（我们以后会讨论到）。实际上，西方文明的乐于并善于与外文明进行交往的特殊性格，在其处于100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生存环境之中时，就已经形成了。同样，中华文明的特殊的、不乐于也不善于与外文明交往的性格，也在其处于100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生存环境之中时，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同处于面积大小相似的、同样封闭的（或说同样开放的）100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环境的孕育之中，为何西方文明的性格和东方文明的性格会有如此的不同呢？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来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