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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年頭最長，也最不靠譜的“合作論（融合論、共同體論）”。它認為，國度產生於社會協作的需要，是由共享文化、語言和歷史的人們，集結起來的聯合體，靠這個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一起去追求這樣那樣的共同好，如同在水利交通蓋廟建墳各方面，大搞公共基建那樣子；國家為此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包括法律在內，也是旨在協調資源分配，維護正常秩序，促成共同福祉，云云。

撇開其中潛藏的，混淆國度與國家的謬誤不談，表面看，這樣子講，貌似問題不大，畢竟現實中的國家，確有這方面的功能。不過哈，要是因此就否定了，人倫衝突對國家的形成存在，發揮的決定性作用，那就離了大譜，把最關鍵的原因蓋住咧，尤其是有意無意抹掉了，國家為了發揮，這些積極保益功能，不得不先確立的，那個消極止害前提，以及對這種確立來說，少不了的強力他律部門。

咱儒家將仁政王道，渲染成理想境界，也有這毛病，如同柏楊所說，目的仿佛在於：“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垂憐小民無依無靠，用御腳亂踩的時候，稍微輕一點；其成語曰‘行仁政’”，卻嚴嚴實實遮住了一真相：王兒們不管怎樣仁心，晚起政治來，靠的都不是“仁”，而是“刑”。無論如何，御腳稍微輕一點的“亂踩”，照舊屬於政治國家的強力範疇，並不會因為儒生們的妙筆生花，就變成了玉手很柔很體貼的“按摩”，能給大眾無償提供，妙不可言的大保健，不是？

說白了，就算合作論，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見不得槍林彈雨、血流漂杵，但國家機器中，那些響叮噹的手銬腳鐐、刀槍棍棒，明顯不可能光吃乾飯，啥事不做呀。說穿了，國家的任何協調合作效應，都只有通過強力他律地實施正義底線，將現實生活的人倫衝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內，防止它們給社會秩序，帶來嚴重傷害的殘酷途徑，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否則的話，那邊還在人仰馬翻、炮火連天呢，閣下怎麼熱火朝天、人強馬壯地造水渠，修高速啊？

說破了，要是現實生活里，一丟丟矛盾衝突都木有，只剩下完美無瑕的圓融和諧，按照人性邏輯的要害情結，各位就連社會協作的需要，也不會產生了，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會順其自然地水到渠成，所以大傢伙只要如同，托兒所的小朋友那樣子，為了吃果果，和諧排排坐，坐享其成，成就斐然，然後圓寂，寂寞獨在就行咧，從而充分見證了，美國左均鼓吹的“去警察化”，怎樣全是道理咧，嗯哼。

至於古希臘已有苗頭，進入現代後，更是一路飆車的“（社會）契約論”，儘管偏重個體的益好追求，但也以差不多的方式，把原本在商品交換中，限於買賣雙方的，旨在達成正義、自由、平等、誠信、互益的技術手段，推廣到了量上不知有多少，林鳥效應不知有多大的所有社會成員之間，讓他們裡面的每個人，都在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屍往一處埋的步調一致中，通過簽訂全體同意的協議合同，搭建起同舟共濟的國度共同體。美妙。

如果說霍布斯當初，弄出來的那個利維坦，好歹建立在，由於自然權益引發的，人對人開戰的基礎上，三百年後更摩登的羅爾斯，儘管胡蒙亂猜地肯定了，正當對好的優先性，但為良序社會，推出正義兩原則的時候，卻把目光僅僅聚焦在，無知之幕下的一切個體，如何通過反思平衡，達成理性的利己目的上，結果忘了事情的要害：要是木有人倫衝突，正義壓根就不可能享有，對於各種益好的實質優先性。

正是這個片面性的失誤，把他從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誘拐到了均等主義的第二原則那裡，即便在分配正義的範圍內，也始終沒拎清，怎樣才算“不義”：是坑人害人、侵犯權益的舉動呢，還是沒能增進，最弱勢者福祉的行為？

一言以蔽之哦：契約論的最嚴重缺陷，是把某種旨在消除市場經濟氛圍下，潛在人倫衝突的有效工具，擴展到人倫衝突已經發展到了，不可接受地步的政治板塊中，從而在搖籃里，就帶有不看重人際歧異性，更強調人際共同性的胎記，於是乎發育完成後，肯定會長出一根，與強力他律特徵，對不上號的致命軟肋。

所以毫不奇怪，就連霍布斯的《利維坦》，儘管起名的時候，有意塞進了深更半夜，嚇唬怕黑小屁孩的魅惑意圖，可依然沒怎麼突出，契約何以要“佩劍”的要害問題，僅僅把它輕描淡寫地歸結為，懲罰那些不守契約、出爾反爾的傢伙，結果給人留下了，某種疲軟的印象，仿佛這頭單從名字看，貌似肥腸狂野的巨獸，業已家養馴服了似滴，不是？

相比之下，“衝突論”無疑更貼近，國家源於人倫矛盾的真相。像休謨主張，國家並非起源於，所有人簽署了神馬契約，而是起源於，少數人動用武力，對多數人實施統治；康德認為，原本分散居住的人們，為了抵抗外來的侵擾，集中到城鎮裡了，然後將自己武裝起來，於是乎有了國家等，雖然理論上有點禿神婆，畢竟在要害問題上，還算八九不離十，嗯哼。

不過哈，另一種論證更具體，影響也更大，亦即馬恩倡導的衝突論，撇開應然層面的弊端不談，單從實然視角看，也屬於以偏概全，把國家單單說成是，私有制產生，以及階級鬥爭激化的產物，主要用來滿足，統治階級管控被統治階級的需要，結果有意無意掩蓋了，它在更廣泛的人倫衝突中，貫徹正義底線的本質功能。

首先吧，個體產權的形成，確實讓人倫衝突，變得嚴峻了，從而對國家的產生，有很大的權重影響。可是吔，這並不足以讓我們，把私有制說成是，國家起源的決定性原因，仿佛要是沒了個體產權，國家這種“惡”，就不再“必要”了似滴。

不管怎樣，進入文明階段，迄今為止的所有國度中，無論規範性制度，有怎樣的差別，國家機器統統是，繞不開的存在，除了嚴厲懲罰偷盜、搶劫等，侵犯個體財產的違法行為外，同時還會嚴厲懲罰，殺人、性侵等與私有財產，關係不那麼直接的違法行為，尤其是更嚴厲地懲罰，那些威脅到國家政權的違法行為，從而清晰見證了：國家與其說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才出現滴，不如說是為了防止和懲罰，各種不可接受的人倫傷害，在人類歷史上登台亮相的。

也因此，即便在某些號稱是，消滅了私有制，只剩下公有制的國度中，國家機器依然，灰常強大地矗立在那裡，木有一丟丟減弱的勢頭。至於原因嘛，與所謂的“初級階段”沒啥瓜葛，而是與個體產權被取消後，照舊存在的各種人倫衝突，息息相關：既然這些嚴峻的衝突，單靠道德覺悟、輿論譴責，壓根制止不了，那就還是得動用，強力他律的手段，文言又叫“來硬的”，才能擺平啦，不是？

其次吧，實然看，把一切社會的歷史，一股腦兒統統歸結為，“階級鬥爭史”，同樣犯下了以偏概全，把部分當整體的謬誤，尤其是否認了，“對立階級”的許多成員之間，占主導地位的，不僅相互依存，而且和諧統一的另一面，結果有點像霍布斯的，人對人開戰那樣子，雖然抓住了衝突的要害，卻歪曲了衝突的真相，幾乎是子虛烏有地彰顯了，作為整體的兩個階級之間，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白熱化對抗。

所以呢，倘若從這種見解出發，把國家說成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指責它構成了，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片面性更是不言而喻了：不用講，奴隸、平民、農奴、幫工階層的成員們，要是從事了危及社會秩序的行為，肯定會受到國家機器的懲罰鎮壓；可是吧，難道自由民、貴族、領主、行會師傅階層的成員們，這樣子做了後，就會受到國家機器的寬容鼓勵麼？

再比如，公有制社會下，要是一個祖上三代，全是干體力活的工人，出於泄憤的動機，把車間廠房給燒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應該不會單單因為，他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成分，就放過他吧？不管怎樣，哪怕給他貼上了，“混進革命隊伍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標籤，還是改變不了，下面的事實：國家對他做出的懲罰，與其說是為了，階級鬥爭的勝利，不如說是為了，維繫被認可的社會秩序……

於是乎，這種單單着眼於，私有制和階級鬥爭的偏激理論，就實質性地掩蓋了，國家的產生起源和根本功能，把它從處理一切人倫衝突的政治實體，變成了專門處理階級鬥爭的特殊工具，並在應然維度上，造成了不容低估的嚴重後果，這裡暫且不去說它了，留給其他系列細談，嗯哼。

值得一提的是，馬恩將灰常殘酷的階級鬥爭，這樣子與國家，生硬地捆一塊後，還精心推出了，一個極其溫情的浪漫願景，真誠地許諾人們：等到私有制以及階級鬥爭，全被消滅了，原本旨在實施“專政”的國家，就會隨之消亡咧，結果在共產主義的語境中，又把自己甩到了。“無政府主義”的陣營中。

這個陣營里的各種思潮，不管規範性的立場，左還是右，激進還是溫和，有一個共通點，都認為至少某時某地，國家（政府）這種討厭的玩意兒，整個是禍害，只會導致壓迫、專制、戰爭等惡果，連一丟丟必要性也木有，應當根本否定，徹底放棄，藉此讓大傢伙過上，木有任何強制，不受絲毫壓迫，彼此完全平等，全都自由自在，美美統統與共，簡直好得沒法說的圓滿小日子，不是？

對這種特別吸引人，魅惑尤其大的玫瑰色主張，俺老漢只有一桶冷水，兜頭潑過去咧：如果說氏族小圈子裡，單靠德性自律，以及權威他律，還能把人倫衝突，勉強壓下去的話，進入了文明歷史，人倫衝突嚴峻起來後，僅僅因為林鳥效應，這個實然層面的堅實理據，人類就再也不可能，擯棄強力他律的手段，拒絕政治—國家的干預，達成擺平人倫衝突的目的啦——除非所有人統統願意忍受，來自別個的嚴重侵害。正因此，不管形式如何演變，名稱怎樣改換，倫理領域的政治板塊，都將伴隨各位，走到世界末日的盡頭。祝福。

一言以蔽之哦：只要人倫衝突還在，含有不可接受的因素，或者說只要某些人覺得，另一些人的舉動，屬於為非作歹、欺壓良善，單靠規勸還應付不了，政治連同國家，也就一定確定決定命定以及肯定，與人同在，毫無懸念。所以曰：美夢雖好，不宜久停；否則的話，類似意淫，不僅傷身，而且傷心，有朝一日，形神俱損，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