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逆境论”解释人类文明起源。按照“逆境论”，挑战和困难即逆境，迫使人类奋起迎战，从而得以形成高度文明。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毁灭性的，那么挑战越大，文明成就越大。

中华民族曾经面临一系列堪称世界之最的严酷挑战和苦难，对这些挑战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锻造出伟大的中华民族，遗憾的是，也催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

我国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端，与地球上最大的海洋—浩瀚的太平洋比邻，因此，具有非常典型的海陆温差造成的季风气候。在我国，冬季严寒的西北气流使气候寒冷干燥，夏季太平洋暖湿气流带来大量作物生长需要的雨水。中国大部分地区纬度相对较低，日照充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很适合作物的生长。因此，中国很多地区适合精耕细作，亩产量高，大米和小麦轮流种植，一年两熟。

相反，欧洲和西亚受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影响，寒冷季节降雨量相对较大，炎热季节降雨反而较少。欧洲的土地上只种植亩产量比大米低得多的小麦，一年也只能有一熟。因此，长期以来，欧洲的人口密度比中国低得多。中国较早进入了农耕社会，而欧洲和西亚有很长的放牧和耕作混合经济时期。

中国的气候带可分成三部分：秦岭以北和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降雨量相对较少，主要发展旱田作物，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充沛，农业以大米为主，是中原地区的粮仓和经济后院；长城以北降雨量少，不足以维持农耕，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放牧区域。

然而，我国并不是上帝赐予的伊甸乐园。我国的季风气候并不稳定，洪涝和干旱等灾害频频发生。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中，各种灾害发生达到了12700余次。据《清实录》记载，清代较大的灾害有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十多种，记录的自然灾害共计5344次。其中水灾为2573次，旱灾1140次，是最主要的二种自然灾害。每次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必定造成大批人死亡和流离失所。亚洲飞蝗是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蝗群所到之处，遮天蔽日，一切都被扫荡一空。旱灾时，赤地千里，百姓无以为食。而所有自然灾难中，以洪涝灾害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危害最大。

中国的中西部，沉积了百万平方公里的黄土。这些黄土松软肥沃便于耕种，于是在黄河流域首先发展了农耕文明。尽管，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重大考古发现，表明我国古代文明有多处发源地，但是，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主流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因此，黄河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非常遗憾的是，黄河也是一位性格暴烈、喜怒极度无常的母亲。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世界上其它含沙量较多的大河中，平均每立方米含沙量最多也不足三公斤，而黄河高达三十七公斤，十倍还多！黄河每年向下游输送泥沙达16亿吨，四分之一沉到河底，河床因此被不断抬高，很多地区远远高出两旁的农田和城市。据1993年的测定，开封附近的河床已经高出市区地面13米之多（相当于5层高的楼房），是世界上最高的悬河！这条悬在中华民族头顶上的悬河，给人们留下无穷无尽的痛苦记忆。根据统计，两千多年间，黄河共决堤１５９０次，大迁徙２６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每一次洪灾波及好几个省份的广大地区，夺去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流离失所者更是不计其数。例如：公元1117年黄河决口，淹死百余万人；1642年黄河决口，开封全城37万人中竟有34万人被淹死；进入近代的1933年，黄河决口54处，受灾面积1.1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60多万，死亡1.8万人。

　　 中华民族摊上这样一位世界之最的可怕的母亲，本来也已经是够不幸的了。然而，祸不单行，还有一批又一批同样堪称世界之最的如狼似虎的穷兄弟，时时刻刻都来大规模烧杀抢掠。

中原地区以北，东起长白山脉，西至新疆的天山、阿尔泰山，绵延3000～4000公里，南自长城，北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纵深1500公里，是一面积达300～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的蒙古高原。这一地区缺少降雨，适合放牧，不适合耕作。从古到今，这这片土地上先后涌现出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等等一批又一批游牧民族。一个民族消亡或消失没多久，很快就有新的一支民族冒出来填补空白。对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农民是草原上的羊，而他们自己是狼，狼吃羊天经地义。正如札奇斯钦所说：“于游牧民而言，战争是一种生产，对士兵来们来说，战争意味着成功和富有。”而游牧民个个都是战士。仅隔一道长城的中原锦绣河山，是老天赐给他们的一块近在身边的肥肉，一有机会就冲来烧杀抢掠，满载着子女玉帛，兴高采烈的回去，绝不感到丝毫羞愧或良心不安。别骂他们是强盗或坏蛋，古代没有国际法，不讲究这些。

也许第一个杀进来的游牧民族就是咱们华夏子民的老祖宗——黄帝部落了。咱们自称是炎黄子孙，或者干脆说是黄帝子孙。炎帝又称神农氏，据说种地是他的发明。可是说到黄帝，司马迁的《史记》中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不是游牧民族是什么？炎帝和黄帝之间发生过大规模激烈冲突。炎帝战败，少不得割地赔款。从此，炎帝和黄帝都成了咱们的老祖宗。

以后，匈奴、鲜卑等五胡，契丹、女真和蒙古人一次次入侵或入主中原。

史书详细记载的第一个对中原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前87年）倾全国之人力物力，历经近40年战争，才把匈奴彻底击败。匈奴分裂。南匈奴臣服汉王朝，终被同化。北匈奴被迫西迁，虽然已是残兵败将，却依然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无敌。公元445年匈奴阿提拉掌权，帝国疆域一度东到里海，西到莱茵河，北到北海，南到阿尔卑斯山，占领大半个欧洲，兵锋直指东、西罗马帝国。匈奴铁骑杀得欧洲人魂飞魄散，惊呼是“上帝之鞭”降临。

即使是受尽匈奴欺凌的大月氏，西迁后也凭借武力征服了广大土地，建立了贵霜王朝，公元1世纪起统治中亚及印度北部长达600多年，成为古代世界四大帝国（汉、贵霜、安息、罗马）之一。

隋唐时期，雄踞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突厥势力一度非常强大，以至于唐高祖李渊都曾向突厥可汗称臣。公元７世纪，东、西突厥汗国被唐所灭，突厥人开始漫长的西迁道路，８—１３世纪到达小亚细亚，成为今天土耳其人的祖先。土耳其人勇敢善战，弯刀赫赫有名，１４世纪初建立奥斯曼帝国，1453年攻陷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文化中心——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定为帝国的首都。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疆域东起波斯湾，西到匈牙利，北抵高加索，南达北非沿岸，辖红海、黑海、爱琴海及东部地中海，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巨大帝国。

五百年后，蒙古人又从漠北草原上崛起。尽管，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已十分腐朽，但是，对于蒙古军来说依然不好对付。1258年5月，蒙哥大汗率领大军渡过黄河，第二年8月他就丧命黄泉。九年后的1267年，蒙古军卷土重来，然而，仅仅对襄阳一座孤城的战斗，就历经了近6年时间。直至1276年蒙古军才终于攻占了南宋的首都临安。

柿子挑软的捏。蒙古人先舍近求远，挥师西进。劳师远征本是兵家大忌，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后勤补给等严重问题，足以困挠每一位军事统帅。当时蒙古民族人口大约百万左右，兵员不足十万，其中很大部分还得留守本土。然而，力量分散的欧洲和中、西亚，根本抵御不了蒙古铁骑。从蒙古高原出发、经中亚西亚草原、东欧平原、进入波兰和匈牙利，蒙古军势如破竹，一路横扫6400多公里。1224年的会战中，大约4-8万俄罗斯人（各史书记载的人数不完全一致）的联军部队，被蒙古军全歼，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逃得了性命。蒙古人用符合贵族身份的高规格，款待战败的基辅国王密赤思老和他的两个女婿，把他们裹在毛毡里塞到地板底下，然后彻夜畅饮狂欢，三人被毛毡上的马蹄活活踩死——按照蒙古传统，处死贵族必须是不见血的。除了蒙古人，无论是天才的军事统帅拿破仑，还是疯狂的希特勒，没有任何人再能够征服俄罗斯。

1241年在德国的里格尼志，蒙古军与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率领的德国、法国和波兰的三万多骑士会战。战争结束联军被全歼，3万骑士2万5千人战死，其余很多人当了俘虏，亨利二世也被杀。

在中东，1258年蒙古军围攻阿拉伯世界的心脏“一千零一夜”的故乡——巴格达。只花了5天时间，巴格达的哈里发就被迫投降。西方十字军整整花了200多年梦寐以求而无法得到的成果，蒙古人只用了短短的2年就轻松拿下。蒙古人之后700多年，再也没有一支非穆斯林部队能攻入巴格达，直至2003年利用现代高科技武装起来的英美联军的到来。巴格达之后是大马士革的沦陷，蒙古铁蹄在地中海东岸的海滩上驰骋。

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们建立起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巨大的世界帝国。

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一些地区会出现非常强盛的民族，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许多民族和国家，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古罗马等等。但在同一地区，先后出现四支让全世界受到巨大震撼或无比恐惧的军事游牧部落，在世界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了。

无论是黄河洪水泛滥还是游牧部落入侵，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都是十分可怕的。

70年前的1935年，山东省黄河泛滥，鲁西尽成泽国。当时的《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中说：“有一绳系男女十二口被淹毙，顺流而下，惨不忍睹。人民有登树者，有用木扎成高台，老幼男女在其上。壮丁站水中者，呼救之声时有所闻，……房屋一律倒塌，水刷去其大半，仅有一二鸡犬，见有木圈一个，男女七口皆提圈淹毙，下流零星浮尸屡屡近船，船行于大树顶上。”

    济宁是灾区的中心城市，各路逃命灾民涌入济宁火车站，成千累万，啼饥号寒，嗷嗷待哺，哭声震天，饿殍载道。记者萧乾写道：“由车站向四周眺望，济宁可说是整个漫在汪洋大水里了。站台上、铁轨旁、田上、郊野坟堆上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难民。……。” 由济宁火车站运出灾民，自7月21日起截止9月27日止，计装运147车，共运出灾民243544人，先一批输运不完，后一批接踵而到，源源不断，绵延数十日。另外，各县灾民自出逃生者约有15万人之多。逃难至东三省的难民因“关外现值寒冬，冰天雪地，鲁省难民到达该地后，沿途倒毙者十之五六。”一位东北的难民回忆：“一个女孩在青岛卖二三十元，到了奉天只卖十数元小毛钱（辅币），男孩简直没人买。

而游牧部落造成的后果更是惨绝人寰。

当年，我们自己的老祖宗——黄帝，也不见得人道到哪里去。汉代的贾谊《益攘》中说 ：“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游牧民族的黄帝对农耕的炎帝毫不手软，把后者杀得血流成河，连木杵都在可以血河上漂起来。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中原大地田园荒芜，白骨露野，人声断絕，豺狼号叫。蔡琰（蔡文姬）的《悲愤詩》里面描写当时的情景：“來兵皆胡羌。猎人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遺，尸骸相撑拒。馬边悬男头，馬后载妇女。”

匈奴大汗阿提拉自称，他马蹄践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

蒙古人在中亚的屠城，一座座繁华的历史名城从此荒芜。许多地方至今还可以看到白骨累累。1221年4月，蒙古人对中亚你沙不儿城屠城，屠杀了城内包括猫、狗等在内的所有的生命，男人、女人和孩童的头颅分别堆成三座金字塔。

编年史家托马斯描写蒙古人对匈牙利人的屠杀，“路边躺满了实体，鲜血如同河水一般奔流着。” 他称蒙古人是“鞑靼瘟疫”。

即使到今天，欧洲人对匈奴人和蒙古人的恐惧依然挥之不去，称为“黄祸”。然而，欧洲人受到的“黄祸”与我国中原地区所受到的“黄祸”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原地区紧挨着诞生这些可怕“黄祸”的蒙古高原，受到的“黄祸”比欧洲人更要惨烈无数倍。

历史上，中华民族遭受了一次次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惨烈的巨大灾难。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被打垮，擦乾眼泪和血迹，重新站立起来进行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斗争。我们的祖先修筑了万里长城、数千公里水系的水利工程、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这些浩大的工程，今天依然让世界各国人民所深深敬仰。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华民族是最聪明勤劳、最坚韧不拔的民族之一。

大规模水患和外族入侵，也不一定全是坏事。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小农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一个个分散的自然村落，虽然不至于“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活动范围毕竟是不大的。这样，就很容易形成近亲婚配，从而，造成人种退化。水患和外族入侵后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长久持续。另外，尚武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也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和刚强的活力。

然而，中华民族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在对灾难的巨大的恐惧中被催生了。

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开始都有一定的民主和共和性质，虽然这样的民主共和都仅仅适用于奴隶主和上层贵族，例如：古希腊城邦的市民大会、古罗马的元老院、日耳曼人部落大会以及蒙古人的忽里台大会，除此之外，宗教祭司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都对军事首领或酋长的独裁企图予以有力制约。古罗马的将军得胜归来，元老院组织盛大的凯旋仪式欢迎的同时，派一名奴隶紧贴在他身后，不断低语叮嘱，小子别太得意忘形了。凯撒想搞独裁，主张共和的元老们照样给他吃刀子。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蛮族一下子迈入了封建时代。国王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让专制得以羽翼丰满。国王与广大平民之间,隔着贵族,王权很难直接实行广泛的统治。王权、贵族权力、教会势力互相制约。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城市成为市民逃避贵族的一片乐土。与分散孤立的农村相比，具有密集的人口的城市,集中了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职业的人群,对思想交流和活跃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欧洲的城市是自由城邦，享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欧洲的近代文明正是发源于城市。

美国的政治制度往往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独立战争胜利后，有人曾劝告华盛顿当国王，但是，被华盛顿拒绝。华盛顿是伟人，当然不屑于去当国王，但是，即使是别的什么野心家也照样会拒绝。原因很简单，不具备条件。曹操当年就拒绝了孙权让他当皇帝的“忠告”：“孙权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火上烤！”时机成熟后，曹操的儿子照样坐上了皇位。唐代，一个小官吏上书请武则天当皇帝，武则天佯装大怒，把这个马屁精当庭杖毙，然而一旦羽翼丰满，武则天就当上女皇帝。美国独立战争是十三个英国殖民地联合起来反抗英王统治的，就好比当年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谁还服谁？盟主袁绍管得了谁？打败英国军队后，美国周围再没有强敌，密西西比河也不会隔三岔五的来捣乱，谁还愿意让你华盛顿来管教？参议院里每个州都有两个代表坐在那里，时时刻刻盯着联邦政府的一举一动。

 可是，中国的历史情况大不相同。面对世界上最残酷的挑战，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到，只有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和高度严密的组织才足以与之抗衡。凡是经过大灾难大难的人，就盼着“真命天子”救民于水火之中，对官府压迫和横征暴敛只能忍气吞声。与游牧和航海相比，分散固定在土地上的小农经济，更容易滋生专制主义。早在商代，已经出现了政治专制。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建立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朝。其组织之严密、行政之高效率、统一时间之久远，是任何一个曾经出现过的世界帝国都无法与之相匹敌的。任何国家一旦处于紧急状态，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会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国家权力得到极大的膨胀。面对随时都会降临的严重危机，历代中华帝国的神经始终高度紧绷，国家实际上处于高度警戒的“一级战备”状态，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必须完全服从国家最高利益，帝国成了一个准军事性的大军营。任何对王权的威胁都将被无情铲除。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是有很大差别。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所有人首先都必须对朝廷尽忠。中央不允许拥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很早就废除了奴隶制。中国也不允许宗教势力膨胀。朝廷通过看得见的一条条驿道和看不见的一条条特务爪牙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整个帝国。城市在欧洲作是为自由城邦，在中国城市是封建统治神经系统的控制节点。

权力依靠恐惧和谎言来维持，而恐惧是确实存在的，于是谎言得以泛滥。权力的中心成了“真理”的中心。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代代皇朝从动乱中开始，在必然的彻底腐败中轰然垮台，中国人就在这样的历史中一次次痛苦和顽强轮回。

聪敏顽强的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