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革命军中马前卒-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任志强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改革开放后成为北京一家大型国企经理，在商界多次起落，成为地产大亨。任志强经商成功后，积极涉入政界、学界、媒体界，时常就社会问题发声、针砭时弊，如主张废除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与城市居民相同保障、土地和国企私有化等。2020年，任志强因批评习近平而被捕，后以“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

任志强作为中共高干家庭子女、“红二代”、中共党员、国企领导，有着“体制内”多重身份罩护，但在批评习近平后，仍未能免于牢狱之灾，还被重判18年，说明了习近平和中共的残暴、对异议的极度不容忍。另一方面，任志强被重判，也说明了中共对他的忌惮、他批评中共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任志强的身份不仅是“红二代”，也是企业家、商人。任志强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涉入商业、较早成为富豪的人，而他后来涉足政界学界，也很大程度依靠他经商获得的金钱、人脉、各种有形无形资源。“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强大的财力，任志强才能举办各种活动、出书、做访谈，在中国各领域逐渐打开影响力、宣传他的理念，其对体制的批评也有更多人倾听。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家，无论是体制内的红色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一方面普遍与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个企业家都要和各种官员打交道，政商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企业家却都对政治和时事三缄其口、不愿谈论，或只是跟随官方口径说一些空话套话。企业家们也更关心个人及家族利益，而缺乏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心。

中国企业家这样的状态，也是中共极权的高压统治所致。中国企业家一方面很富有、外人看来也很风光。但中国企业家又高度依附于体制和官员，在缺乏法治和产权保护下，经商中时常游走于灰色地带，随时可以得咎入狱。有句话说，“中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中共也有意放任这种灰色地带，以实现对商人的控制。很多商人攀附权贵、依附体制还来不及，哪敢去批判体制和官员呢？

虽然也有一些明星企业家，会对时事做点评论，如王石、董明珠、潘石屹、王健林等，但往往点到为止，而不敢对敏感议题和更深入的体制问题置喙。

在这样的情况下，像任志强这样敢于激烈批判体制、直击要害问题的企业家，就非常少见、勇敢、可贵了。

而任志强之外，同样热心政治、批判体制、启蒙大众的企业家，寥若晨星。比较知名的有王功权和孙大午。

王功权是吉林省人，1980年代末赴海南经商，当年就热心民主运动，六四后曾被短暂羁押。90年代他商业有成，成为知名企业家，家资巨富。之后他不忘初心，利用经商所得参与公益、逐渐涉及政治。

王功权最大的成就，是协助民权领袖许志永等人创办和运营“公盟”。“公盟”是六四之后中国大陆第一个被官方许可的、具有显著政治和公民运动色彩的独立组织，发起和主导了废除收容遣送、曝光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和参与善后救助受害儿童、推动教育平权（未成功）、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未成功）、调查“钱云会事件”等重大活动。“公盟”还发起“新公民运动”，试图推动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让遍布不公不义、充满暴力仇恨的社会，转向“自由、公义、爱”的新社会、美好中国。

“公盟”的组织和活动，王功权不仅出钱，也亲身参与公盟若干活动，出谋划策、奔走宣传，是许志永、滕彪等人外出力最多者。而在资金和人脉方面的贡献，笔者不了解详情，但估计王功权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王功权并非那种随便散财搞政治的暴发户，而是自身就非常有公民素养和政治理想的企业家公民。这是非常难得的。

2013年，“公盟”被中共司法机构取缔，王功权与许志永等人被捕。之后王功权在压力下被迫认罪，换取保释出狱。之后长期低调至今。

“公盟”虽然被强制解散了，但“公盟”和“新公民运动”为中国公民抗争和民主运动留下的记忆与遗产、闪耀的爱与正义的光辉，却是永存的。而王功权，则是这光辉的缔造者之一，和许志永一样值得赞佩和铭记。

而另外一位热心公益和政治的企业家，是河北的孙大午。相对于前两位颇有一些背景光环的出身，孙大午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经营私人企业致富。孙大午同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抓住商机，发展农贸。1995年，他的大午集团跻身中国私企五百强。孙大午性格很“特别”，颇有道德和原则，不愿行贿、给回扣、请客送礼，让他吃了不少亏，但也赢得许多人发自内心的敬佩。

孙大午在致富之后，不像其他企业家只在乎利益和简单的分成，而更多考虑员工与客户的利益、家乡的长远发展。孙大午利用其资金，建立了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实践他的造福家乡的梦想。他兴办的大午医院门口石头上写着“病人进门，医院全责”，颇为动人。孙大午还专门就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撰写发布许多文章，以及聘请学者研讨问题，为全国农民脱贫致富、争取权利设计和筹划。

孙大午作为民营企业家，深知中国政商关系的不健康，一直思考如何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现实，也长期通过法律途径与地方政府周旋、反抗不合理不合法的税收和管制。孙大午经常与知法犯法的警察、税务、各政府部门对抗，有时还发生群体冲突（这也成为后来定罪的口实）。孙大午经常邀请学者讲学，谈商业、法律、农民问题，不乏对体制的批判。

这些行为，让孙大午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孙大午多次被抓捕，而他也时常遭遇威胁、其企业被滋扰。孙大午愈挫愈奋，坚持与政府、黑社会、各种因其坚持原则而报复他的仇人对抗。在曾经有一定法治和自由的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孙大午还能与政府周旋。但习近平当权后，对于民间独立于政权的任何组织团体与名人，都不再容忍。孙大午的抗争空间越来越小。

2020年，孙大午再次被捕，且其妻子、儿女、企业高管等27人也被拘捕。2021年，孙大午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寻衅滋事罪”等判处18年有期徒刑，刑期与任志强相同。与孙大午一起被捕的其他人也被判1-12年徒刑或缓刑。而其“大午集团”的5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则被官方内定的企业以不到7亿人民币的低价收购。

孙大午的抗争失败了，他自己和家人都入狱服刑，苦心经营半生的“大午集团”被强制贱卖侵吞。这样的“结局”，可谓悲惨至极。但相对于其他许多被官吏盘剥干净也不敢反抗的商人，以及更多依靠贿赂官员、奔走钻营维持企业的许多企业家，孙大午和他的家人、同事、同仁们思考过、呐喊过、抗争过，就这就足以令人敬佩。

而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同样是抗争者和被迫害者。李怀庆是重庆民营企业家，家资过亿，他热心公益、关心尘肺病工人、热心参与公民启蒙。而他又与政商各界交往密切，游走于灰色地带。中共就借“扫黑”对其施以打击报复。2018年，李怀庆被捕。2020年，李怀庆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敲诈勒索”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另外还有青海女企业家王安娜，苦心经营的企业遭遇地方官员勾结黑势力敲诈勒索、打击报复，企业资产被罗织理由查封侵吞，王安娜被迫流亡海外，一边维权一边呼喊反共。她还与其他人创办了“光传媒”，传播民主人权思想、批判中共暴政。她是为数不多被中共迫害后，敢于正面反抗中共、通过其财力人脉经营媒体宣传民主运动的人士、女中豪杰。

除了任志强、王功权、孙大午、李怀庆、王安娜，还有一些企业家曾经遭受迫害，如兰世立、顾雏军、褚时健、牟其中等。但他们并没有上面三位那样超出个人私利、关心百姓疾苦、愿为民权民生付出真金白银、希冀改变黑暗世道的精神和行动力。这些人主要只是关心自身利益（当然这也无可厚非），顺带会做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还有如马云等人，也曾经比较敢言，但一度被封杀、被迫遁于国外后，最终还是打了退堂鼓、放弃批判而低调生活。而另外如郭文贵那样的商人，虽然反共，也了解中共一些内幕，但道德品质败坏、满嘴谎言、坑蒙拐骗，更不是可靠的反专制企业家，反而有害于民主人权事业。

而更多中国企业家，根本就没有公共意识和民权概念，一方面唯利是图、为获利不择手段，另一方面，却对公共事务和政治话题态度冷淡、谨小慎微、沉默是金，对于社会不公不义从不发言批判、对大众疾苦毫不关心。对这些商人而言，豪车、别墅、美女、黄金白银，才是人生的追求和思想的焦点。

企业家/工商业者反抗中共极权的独特优势和巨大影响力

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功权、孙大午等人的道德品性、公民意识、抗争勇气、实践能力，才更加值得钦佩。他们利用自身作为企业家的身份和资源，做了许多其他人（包括人权律师、学者、媒体人、各种身份民众）没有能力做、却又急需做的事。如召集各方学者和名人开重要议题论坛、成立公民组织直面现实焦点问题、建立媒体平台宣传和启蒙大众，都是有雄厚财力和广泛人脉才能做得到的。

一些具有号召力和亲和力的企业家，如果其本人参与公民运动，也能直接带动许多人一起参与。例如孙大午就依靠其正直的品格和实干精神，让许多亲朋好友、企业员工愿与他共进退，一起对抗暴力执法、守护厂店。这也是大多数人做不到、而企业家凭借其身份可能做到的。

另外，企业家因为需要长期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结交各路官员、公务员、公检法人员，也比多数人更了解中国各种政治内幕、潜规则、黑暗面，也就更明白中国社会的症结、知道如何做利于体制改变。企业家走南闯北、见识丰富，又有钱有闲、阅读广泛，对事情的判断和决策、引领社会变革的能力或潜力，也就显著强于常人。如果国家发生转型，这些企业家很可能成为政党领袖，在转型和民主之后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企业家参与公民运动和政治抗争，有不少独特的优势，若当事人有志参与，往往会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若利用其财力、人脉、经验协助民权人士，则能成倍放大民权人士抗争的能力和成果。

而同时，企业家参与政治，也是其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企业家，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安全的保护，是其保持投资和经营信心的前提。在中国，这些都是缺乏的，但企业家无奈之下只能冒着随时进监狱风险，和官员勾结分赃。但这终究是不安全不稳定的。多数企业家都渴望有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而不是冒过大风险、碰运气、参与各种不法行为。企业家深受中共专制、权贵巧取豪夺之害，也更有动力去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现实。

在其他国家，企业家从政或选择支持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是常态。美国2024年大选还有时日，美国各大公司已开始站队捐款、为各自支持的政党和候选人宣传。如知名企业家马斯克，近日力挺共和党和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万斯组合。俄罗斯的寡头、日韩的财阀、印度等国的富豪，都深深介入政治。企业家参与政治，有利有弊，但参与本身是必要的。企业家参与政治，也是履行公民义务。

但正如前文所说，在中国企业界，除了任、王、孙、李四人外，鲜有其他企业家有理想和行动力为公民运动和政治抗争出力。这是让人遗憾甚至悲哀的。中共体制是钳制中国企业家使其无法正常参政的根源，但这也应更加激发他们反抗中共、改变现实的欲望和动力。

企业家关心公共事务和参与政治的必要性

中国的企业家、商人阶层，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荡然无存。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通过各种手段趁机“富起来”，在财富上成为中国社会前1%的存在。但他们缺乏政治权利，时常受官员甚至小吏盘剥，人身和财产都不安全。这些商人相对于老百姓，是“上等人”、既得利益者，相对于官吏，又是奴仆、“唐僧肉”一般的存在。许多商人被迫寻找官员做“保护伞”，与官吏分成。但这种官商关系显然不健康不稳定，一旦官员落马，商人也会跟着倒霉。

而像任志强这样的“体制内”商人，虽然一般相对安全，还往往受到各方格外尊敬，但必须谨守各种“戒律”，只能“闷声发大财”，不能过问政治、不能泄露内部秘密、不能独立参与公共事务，还要和权贵集团同流合污。真正有良知的人不会容忍这种体制和规则。“体制内”的红色权贵商人，也要面对其他权贵的竞争、相互间也有“大鱼吃小鱼”的残酷斗争。如掌管安邦集团的陈毅之子陈小鲁，其临终前企业被强制接管，间接刺激他猝死，就能反映权贵内斗之烈。而且“体制内”若不“脱钩”和反叛，未来政权倾覆，很可能被清算和殃及。

所以，中国企业家在内的商人阶层，无论体制内外，无论出于是非道理，还是保全个人安全和利益的动机，都应当反抗现行体制、参与公民运动、促成中国民主宪政。任志强、王功权、孙大午、李怀庆、王安娜这五人，就是可资学习的榜样。虽然他们的抗争都惨遭打击报复，李怀庆被重判20年、任志强和孙大午均被判18年重刑，但这更反映习近平政权对企业家反抗的畏惧、商人阶层抗争的价值。

还有许多商人即便不加反抗，或只在涉及私人利益上反抗，不少也下场悲惨，被酷刑、被判刑、妻离子散、企业充公。如湖南商人曾成杰，2010年因涉入非法集资（而事实上是否非法及罪行程度均存在争议），被判处死刑，并于2013年被枪决。而因为牵涉官商勾结、各种灰色地带，被关进监狱的企业家更是不计其数。即便中国大陆之外的商人也难免受害。如香港商人刘希泳，被吉林检察院人员刑讯逼供中酷刑折磨致死。那些没有入狱的商人，也长期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相对于体制内国企和与权贵关系紧密的“红顶商人”，许多没有势力的民营企业家，也时常遭受国企和“红顶商人”的不正当竞争和挤压。如企业家被指控“非法集资”、“欠债不还”，很大程度就是在于民营企业无法像国企那样得到优惠政策和贷款支持，只好从民间募资。而一旦资金链断裂，又不会像有关系背景者那样得到兜底支持。有的民营企业家谨谨慎慎经营得利，却被权贵或国企盯上，联合官员将其整得死去活来、苦心经营的产业被并吞。

中国企业家不应“与虎谋皮”，唯有反抗专制、缔造民主宪政，才能长久安全

既然企业家沉默和忍耐也是这样下场，为国家人民而抗争，岂不是更有价值？在清末民初，许多中国企业家（或海外华人企业家）如张謇、卢作孚、侯德榜、陈嘉庚等，投入“实业救国”的浪潮，为对内推翻专制独裁、对外抗击外敌侵略而奉献自己的资金、厂矿、生命，毁家纾难，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虽然1949年后，“实业救国”成果被中共利用和毁坏，但那个年代中国企业家和工商阶层中的许多人，其爱国爱民的企业家精神是不能磨灭的。

另外，李怀庆、任志强、孙大午被重判，王功权不得不噤声，王安娜流亡海外，恰恰在于其他企业家和公民保持沉默，于是这些“出头鸟”就被中共重点打压、不惜重判。若更多企业家联合各界公民共同发声，法难责众，众又有理，中共反而不敢再大规模逮捕和判刑了。即便存在风险，中国企业家、商人阶层，也应该勇敢站出来。因为他们相对于老百姓，仍然是既得利益者，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有比其他公民更大责任去关怀社会、改变不公不义、回报劳动人民。

今日的中国，专制独裁下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政策朝令夕改、企业家动辄得咎，国家到了必须变革不可的情况了。企业家们应该学习王功权、孙大午等德才兼备的勇士，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和人脉优势，与有志于推动中国变革的可靠人士联合，既为自己，也为受难的同胞，与专制决裂、向独裁者开炮、迎接民主宪政的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