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各种欺骗场合，大概是近十来年的事，它比一般的欺骗、谎言更具伪装性，它往往是套路的设计者经过深思熟虑，采用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欺骗行为，受骗者不到最后一刻，发现自己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猛然醒悟前，还一直配合设计者进行各种行动。

       记得早些年武打片盛行的时候，套路一词是指武林高手的搏击路数和程式，为什么后来与“骗术”联系起来了，大概没人深究。经济改革开放后，与俄罗斯的贸易也增多了，可俄罗斯的民用轻工业产品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市场，最早进入普通中国人视野的是俄罗斯的复活节彩蛋和套娃，前者玲珑精致，适用于摆设；后者很具有欺骗性，看起来很大的一件，结果是一层套一层，一个比一个小。也许，中国人正是从这个套娃得到了启发，结合武术中的搏击路数，便发明了“套路”这个词。至于从俄罗斯人那里还接受了哪些歪门邪道的启发和词汇，那就说不清楚了，似乎“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从俄罗斯出来的吧。现代汉语的词汇，受日本的影响最大，而政治制度，却受俄罗斯的影响最大，为什么会这样？海内外众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领导一句话”，这句流行的俗语既是套路一词诙谐的表达，更是层出不穷的套路存在的根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如果是个“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心机婊，民众为了实现他一个接一个的宏伟计划和头脑风暴，完成他的高级套路，便努力制造出各种夸张，甚至魔幻的套路，与领导的政治套路相比，民众的低级套路只能算骗术，比如，领导要显示伟大光荣正确，要“赶英超美”，民众就堆砌土高炉炼铁渣；领导要“大跃进”，民众就能报出“亩产十三万斤”；领导要“忆苦思甜”，冷月英就周游全国控诉刘文彩的水牢；领导要“实现伟大复兴”，红粉们就在国内外袭击美国人、日本和澳大利亚儿童。可见，除了套路，领导们没有一丁点现代文明思维，而最终深受其害的正是广大以低级、野蛮骗术迎合高级套路的普通民众。

        当今中国人除深受从俄罗斯引进的政治套路之苦外，还深受自有传统套路文化之苦，具体的说是受《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之苦，尤以后两者为重。兵法本是具有相当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小部分人用于兵家大事，普通民众少有真正能理解和运用。而后两者以近于口语的小说文体出现，通俗易懂，加之最早的自媒体“说书人”声情并茂的演绎，以及民间戏剧的形象化呈现，普通民众便将各种小聪明，小计谋作为与人交往的心理基础，将套路应用于各种场合，从官僚宫女的阿谀奉承、争风吃醋、权力争斗，到贩夫走卒的短斤缺两、假冒伪劣，无不处心积虑的设计套路使利益最大化。不仅如此，人们还将耿直诚实和不屑于阴谋诡计之人视为愚蠢，不谙世事，对于少数拆穿其套路的人视为对自己的侮辱，以至将他们作为欺凌或迫害的对象。

        古今中外，国家政治和世俗民间都存在套路，为什么唯独在当今的中国套路会成为最普遍的现象呢？仅仅解释为“传统中华文化缺乏契约精神”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解释不适用于台湾和新加坡。如果从政治制度决定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就会明白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为了达到鼓励民众相互猜忌，文攻武卫的目的，中国过去的领导利用报刊、杂志炮制出“阶级斗争”一词，这是套路；现在的领导利用电视、“自媒体”上演无数的宫廷剧、谍战片，制造“彭宇案”、“昆山砍人案”（注），这也是套路；社会民众的无道德底线的贪欲，制售“毒奶粉”、地沟油、廋肉精、苏丹红、催红素……等等中国特色的假冒伪劣，这些都是套路。独裁者和官僚集团利用国家机器，使用各种套路愚民，并鼓励民众浑浑噩噩使用各种套路互相伤害，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民众一生在一个接一个的套路中苟活、挣扎、死去。

        注：这里之所以将“彭宇案”和“昆山反杀案”描述为故意制造的，一是因为这两起事件被媒体炒得异常热，而且还反复的炒，为什么呢？换一个在国际上每年都炒得很热的事件，如“6.4事件”， 在国内别说炒作，连这个两个数字连起来都是禁忌；二是因为本人在“五岳散人”的Youtube视频一个节目的评论区，通过与两个小粉红辩论，证明了“昆山反杀案”是演出的一场闹剧，也是一个套路，目的是鼓励民众互相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