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劉派正經13. 從自律的“市場秩序”到他律的“市場體制” 遵循交換通義，內含素樸正義感的，市場經濟秩序，居然也會時常出現，坑人害人的不義現象，怎麼辦呢？倘若放棄了，在商言商的有害幻覺，按照《道德元理》的實然描述，以及《正義啟明》的應然證成，答案蠻簡單：訴諸尊重權益的規範性正義底線，針對各種侵犯權益的行為，實施他律性的譴責和懲罰，由此確立起，嚴格意思上的“市場經濟體制”。 本來麼，如同日常生活中，遇到其他侵權舉動那樣子，要是在超市菜場裡，遇到了商家售假、買家偷竊之類，遵循強盜邏輯、違反市場邏輯的行為，不僅許多受害者，會據理力爭、維護權益，許多旁觀者也會基於正義感，抨擊指責，甚至出手相助，採取強力他律的管控措施，懲罰作惡者的不義舉動，從而呈現出，市場秩序本身，試圖自行貫徹正義底線的意向。 不過吔，事情的另一面是，由於種種現實因素的糾結影響，這類自行實施正義底線的做法，不見得總奏效，甚至還可能有負面作用，要麼管控沒搞成（作惡者人多勢眾，旁觀者膽小怕事），要麼管控過了頭（大夥義憤填膺，當場把小偷揍嗝屁了），結果事與願違，適得其反，不是？ 所以才有必要，建立自由主義的市場體制，憑藉政治國家的硬實力，依據法治原則，貫徹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尤其針對市場秩序中出現的，各種侵犯權益的不義行為，展開強力他律的懲罰，維護生產、分配、消費活動的良序展開。 這個意思上講，市場體制其實是，從剛才談到的市場主體，自行實施正義底線的做法中，進一步發展而來的，其本質則在於：依據一元自由主義的原則，將市場秩序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納入到政治國家的管控之下，確保它在尊重權益的底線基礎上，如同其他部分的社會秩序一個樣，正常運行。 所以呢，二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市場秩序”是指，人們在市場氛圍下，按照交換通義從事行為，自律實現的自由、正義、平等、誠信、互益等人倫秩序；相比之下，“市場體制”是指，憑藉強力他律的管控方式，將正當自由主義的底線，落實到市場經濟中，形成的與全社會的政治體制，根本一致的經濟體制。 換個方式講哈：市場秩序是指，市場主體通過自律地遵循交換通義，形成的符合素樸正義感的人倫秩序；相比之下，市場體制是指，基於權益自由主義的正義底線，訴諸國家機器的強力他律效應，在市場範圍內形成的，不可害人的人倫秩序。正因此，兩者的應然道德內涵，直接相通，彼此契合，嗯哼。 有人要驚詫咧：這樣子把政治國家的因素，引進到市場裡來，勢必嚴重干擾，“自生自發”的秩序，怎麼還有理由，叫“市場”體制呢？倘若再考慮到，市場秩序原本屬於，“市民（公民）社會”的範疇，這樣子發揮，國家機器的強力他律作用，豈不是等於讓國家高於社會，以國家為中心了，肯定走向強國家、弱社會的壞模式，明顯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無益而有害嘛…… 不過吔，按照《道德元理》，從實然角度描述的，正義—政治—國家的因果鏈條，尤其是30篇考察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對這樣子的擔憂和質疑，很容易做出，實然與應然的兩方面回應。開森。 先從實然角度看：如果說廣義的社會，總是先於國家，我們卻好像木有理由斷言，市場秩序也一定先於國家；尤其在這種秩序，要以個體產權為基礎，並且掛靠於城邦集市的意思上，它至少也是與政治國家，非分析性地同步出現滴。 所以哈，不管占統治地位的，是怎樣的政治體制，市場秩序從產生起，一直在圍繞國家打轉轉，不得不接受它的強力管控作用，儘可能服從，它為自己劃出的正義底線，以免不小心越了界，就被它的硬梆梆機器，無情碾碎咧，不是？ 一方面，除了照這樣那樣的模式，徵收各種稅賦，用來滋養國家機器外，如同《道德元理》33篇所講，許多情況下，即便政治體制再那啥，出於避免合議性危機的考慮，當權派也往往傾向於，將市場經濟的自行運轉，當成“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來維護，碰上不法分子搞破壞，包括但不限於：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甚至會出手打擊，藉以達成“得民心”，增強自身合議性的目的。 另一方面呢，道德元理的要害情結，一旦作起祟來，情況就改變啦：倘若覺得市場秩序，違反了自己設定的正義底線，妨礙了統治階層的經濟收益，尤其危及到自己的統治基礎，掌權者就會背靠國家機器，採取強力他律的措施，迫使市場秩序順從就範，包括但不限於：取締賣酒賣煙、銷售毒品之類的交換行為，管控壟斷重要資源、緊俏物品的市場流通，限定價格匯率的漲跌變動，沒收剝奪市場主體的財富資本，乃至禁止幾乎所有市場行為…… 於是乎，處在強國家的管控下，市場秩序的小社會，是強還是弱，乃至存在不存在，就很難說咧。無論如何，即便這一百年，商品經濟在全球範圍，都得到長足發展的氛圍下，某些國度依然出於，後面還將討論的，某些“理念體系（ideology）”的考慮，曾經或正在大規模壓制，市場秩序的苟延殘喘，嗯哼。 再從應然角度看：既然因為人倫衝突的不可避免，任何情況下，市場秩序都不得不，接受某種政治國家的強力管控，服從某種應然底線的他律約束，按照自由主義原則，與交換通義的契合一致，市場主體也只有自決地選擇，接受自由主義國家的強力管控，服從尊重權益底線的他律約束，才有可能真正確保，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繁榮昌盛，如同許多事例，清晰證明的那樣子。 說白了，處於任何非自由主義體制，包括但不限於：溫左均等式，極左共產式，極右獨斷式，等等的強力管控下，由於木有這種契合一致，允許各種侵權行為的緣故，市場經濟都會面臨，程度不同的負面障礙，失去活力，停滯不前。 說穿了，唯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國家，才會允許全體民眾，在守住不可害人底線的前提下，隨意任性地怎樣都行，因此不僅能在其他方面，從心所欲地自由自在，而且也在市場領域，從事自由貿易，展開自由競爭，最終在政治國家的管控範圍之外，促成狹義社會的發展壯大，做到國家雖然強，社會也不弱，不是？ 趁機插句嘴哈：美國學者奧爾森，2000年就主張，政府對於市場的發展，作用至關重要，既要足夠強大，才能保護財產權，又要受到限制，以免侵犯這些權益。至於2024年的熱被窩經濟學獎，終於向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回歸，授給的那三位學者，同樣強調了，“包容性（inclusive）”與“攫取性（extractive）”的，不同政治制度，會對經濟的繁榮發展，產生怎樣不同的正負效應。 淺人的看法與此相當接近，區別主要在於：第一呢，俺老漢不用，那些貌似道德無涉，實則模稜兩可的詞兒，而是明確肯定了，自由主義體制，同時指出；它有益於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原則，與交換通義的契合一致。第二呢，淺人主張，政府強力干預的目的，僅僅在於嚴格防止，侵犯權益的不義之惡，並不在於如何趨善，確保經濟繁榮、提升效率等。說破了，自由主義加上市場秩序，就算經濟不那麼繁榮昌盛，效率不那麼突飛猛進，問題蠻嚴重麼，嗯哼。 回到正題上來。有人會回懟啦：儘管人倫之間的衝突，的確避免不了，權益自由的悖論，的確足夠深度，可要是市場主體，自己組織起來，採用強力管控措施，捍衛自己的應得權益，懲罰侵權的不義行為，不更好嘛，為啥另外弄個，他治（他律）的國家出來，讓自治（自律）的市場服從呢？靠不靠得住嘛…… 其實吧，歷史看，市場主體的確搞過，某些自組織，如中外皆有的自治行會，以及特色更足的鏢局打行——不是銀行喲，親。不過哦，同樣是歷史看，它們都未能充分實現，自組織的自治功能，要麼銷聲匿跡，要麼異化地轉型為，強力他律的政治國家，如同中世紀末的意大利，幾個工商自治城邦，變成了名門望族統治的准國家，甚至還為後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國家，埋下了伏筆那樣子，從而透露出，拒斥國家管控，一味迷信自治的，深層反諷悖論，不是？ 誠然哦，激進性惡論的視角看，你之外的其他人，或許木有一個，真正靠得住。可是吔，照自知之明的頂級境界，單靠你自己，這麼個不僅絕對有限，而且同樣性惡的存在者，究竟能幹成點神馬，豈不是也難說呀？ 所以曰：現實生活中，各位最好還是放棄，自我中心主義的立場，別光顧着幻想，凡事都能親力親為，卻不看看自己，幾斤幾兩，有木有足夠的力氣，在反對國家干預的情況下，自行防止各種不可接受的人倫傷害，尤其是市場競爭中，那些不受交換通義約束的，突破底線的無序現象，嗯哼。 無需說，即便建立了，自由主義的市場體制，能將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貫穿到種種規章制度中，依然有必要擯棄，制度決定論的浪漫憧憬，仿佛完備的制度一設計出來，就能如同永動機那樣子，自生自發、一勞永逸地自行運轉，既不必擔憂，掌權者的搞鬼鑽空子，也不必操心，政治國家的越界干預似滴。 毋寧講，我們更應當基於溫和的性惡論，在自律履行不可害人義務的基礎上，提防別個尤其是當權派，利用市場體制的窟窿漏洞，違反尊重權益的正義底線，破壞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文言又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不過吧，我們也不可因噎廢食，單單由於政治國家，可能越界的負面效應，就站到了無政府主義一邊，連自由主義的政治國家，也一併否定了，因為這樣子的結果，只會讓自律形成的市場秩序，失去他律管控的強力保證，最終落入正義缺席、不義橫行的不堪狀態，如同覺醒主義鼓吹的，去警察化那樣子。 其實呢，這個問題上，恰恰可以把，老邢兒子愛上學的，形式邏輯同一律，引到非認知領域裡面來，亦即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哪怕兩者之間確有交集，但政治僅僅專注於，如何阻止和懲罰市場經濟中，所有坑人害人—侵犯權益的舉動，此外的一切，統統聽憑市場自己處置，怎樣都行，不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