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刘派正经15. 哈耶克错失了“计划经济”的实质 哈大牛没搞清楚，自由何以在于随意任性，强制又为啥与自由闹别扭，于是乎借用稀里糊涂的“自生自发”，彰显市场秩序不受，“理性的设计、安排、控制”，还造成了一个负面后果，就是没抓住“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实质，轻描淡写地把它的错误，单单归结为认知上的“理性自负”，结果再次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同被手机导航，带到阴沟里了那样子，嗯哼。 通常认为，计划经济理念，源于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市场经济，特别是斯密见解的批判。他虽然赞成，国内大搞自由贸易，但又与黑格尔等人的，国家主义理念大体一致，主张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性的控制作用，尤其应当有目的地干预国际贸易，因为这样子做，要比听凭市场自行发展，更能促进经济繁荣，于是乎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先驱。 19世纪下半叶，铁血宰相俾斯麦，大力推行“王朝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君主制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很受德国民众的欢迎。从中演变而来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马克思等人，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倡导以国家（政府）为主体，有计划地管控经济活动，后来的纳粹政权，还借用这个名号，标志自己的理念体系，不是？ 列宁同志1906年有篇短文：《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样子肯定了计划经济：“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没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大规模的，社会化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所以毫不奇怪，前苏联成立后，背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体制，计划经济的理念，逐步得到了全面落实，政治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后来又扩展到东欧、中朝越古等国，大大挤压了市场经济的生存空间。直到前苏联解体后，这种局面才开始出现，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变化。 同时呢，受到了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度，建立了大量国有企业，就连不少西方的发达国度，也逐步实行了某些企业的国有化，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结果导致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 理论领域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学派与奥派之间，也曾围绕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焦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正是在这样子的历史氛围，和理论语境中展开的，嗯哼。 当然喽，按照绕不过去的原则，在此还要提到，他的老师米塞斯，在这场争论中，率先做出的原创贡献：由于人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能力有限，离开了市场秩序，政府永远不可能，正确计算复杂万分、瞬息万变的经济运行，因此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价格体系，从中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对资本益品，展开最优配置，成功地实现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目的。 米大师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体制，才能促使经营者（企业家），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通过交换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围绕成本与收益，展开相对确定的权衡比较，从而以最高效的方式，将资本益品配置到生产过程中，由此以最经济（节省）的方式，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相比之下呢，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益品的配置，不是取决于更高效、更有收益的，市场权衡比较，而是取决于计划制定者们，在成本与收益之外，做出的另类权衡比较，所以势必陷入，浪费资本益品，盲目追求产量，难以满足需求，没法良性循环，生活水平下降的穷途末路，最终在经济上走向失败。 大概就因为，这样子偏重，认知层面的经济计算，米大咖才隆重宣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献身于全人类的善；二者的区别，不在它们的终极目标，而在它们达到目标的手段。”难得的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不是？ 如同许多小清新一个样，二十刚出头的哈耶克本尊，也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读了米大师的《社会主义》后，才通过冷酷的自我批判，痛苦的情感决裂，站到了资本主义这边；用他晚年的话说就是：“最初我们都觉得，他的观点过于夸张，语气上也火气太大，伤害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情，但还是逐渐赢得了我们……尽管要接受他的观点，仍然是件不舒服的事。” 于是乎哈大咖，就接着米塞斯的思路讲，在“对中央计划的宣战书”中，进一步把计划经济定位成：《通往奴役之路》，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拥有经济大权的政府，必定会相应地拥有，掌控个人生活的大权，从而导致所谓的“全控主义（totalitarianism）”，让民众受到强制性的奴役。无需说，这一点上，他的确超过了老师，做到了青虽出于蓝，却比蓝还蓝，嗯哼。 然而哈，论证这种洞见的时候，哈耶克照旧强调：计划者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通过计算，正确地配置资源、管控经济，反倒会频繁出错，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因此，计划经济的根本错误，不在道德而在知识，亦即某些知识分子，形成了致命的自负，以为凭借理性的计划，就能设计美好的社会，却木有看到，这样子的理性设计，尤其是想实现，人人生来平等的乌托邦努力，会严重削弱人类，应对未来不确定危机的能力和机会，乃至扼杀人类的生存和繁荣。 说白了，“理性自负”的说法，已经预设了，自负者拥有，为全民考虑的善良动机，单单因为有限的理性能力，不足以让他们真正实现，满足全体民众需求的，玫瑰色理想，才让他们的理性自负，产生了“非预期”的致命后果…… 由此出发，他一边猛烈抨击了，法德哲学传统，用理性超越本能的“建构理性主义”，一边隆重推出了，英伦哲学传统，介于理性与本能之间的“演化理性主义”，强调只有依据后者形成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才能推动人们，在不断的交往中，习得种种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包括习俗制度、法律规则等），从而产生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促成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相互合作、相互获益，最终确保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结果哟，哈大佬又回到老师那里咧，以类似的口气声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这种当代最重大的政治（理念体系）分歧，主要基于两种思潮的哲学分歧，并且不在价值评判方面，只在事实认知方面，因为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设定的目标，道德上是否可取，而在于它倡导的办法，能否达到这些目标？ 所以哦，只要社会主义者本尊，敢于直面真理，就能通过拜读他这本，据说是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寄己纠正寄己，在理性建构方面，《致命的自负》，这种《社会主义的谬误》。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一片光明，不是？ 于是乎暴露出，哈大牛由于忽视了，人性逻辑的原点执着，生成的连锁型拿衣服：第一呢，他不肯承认，人们制定任何计划，不管经济还是政治的，学术还是艺术的，生前还是死后的，统统得有个，需要—想要—意志的动机源头；否则的话，它们连自己要瞄准神马目标，都会拎不清，妥妥的无的放矢，嗯哼。 第二呢，在《致命的自负》中，他曾考察过“理性”的概念，在中世纪的本来语义：“某种认知真理，特别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凭借既成前提，展开演绎推理的能力。”尽管没追到古希腊那里，可依据这一理解，也足以知道，理性本身没法自负：要不是运用能力的主体，在意志的源头处先自负了，无论认知真理的能力，还是演绎推理的能力，怎么可能自个就傲娇开了，沦为“理性的，太理性的”呀，不是？ 第三呢，照《求知爱智》所说，认知真理与演绎推理的动机，其实是求知欲与求晰欲。正因此，即便它俩的确，让人有点飘了，也只会停留在认知领域，推动人们认知所有的真理，穷尽所有的推理，怎么可能扩展到，非认知的经济领域，在那块地上也让人自大膨胀，打算全面掌控，所有的生产分配消费活动啊？ 第四呢，倘若计划者业已形成了，全面掌控经济领域的意欲志向，然后才把自己在认知领域，自以为掌握了的全部真理，拿来为实现这个目的服务，问题显然就不是出在了，理性的自负上，而是出在了，某种非认知想要的自负上：他们想要掌控那些，不在自己的掌控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内的东西，所以才会由于工具好，撑不起目的好的缘故，出了错，失败咧。垂头。 第五呢，这意思上的自负，不仅会发生在，计划经济的主体身上，而且同样发生在，市场经济的主体身上：后者因为想要掌控那些，不在自己的掌控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内的东西，所以也会由于工具好，撑不起目的好的缘故，出了错，失败咧，包括但不限于：赔本破产，甚至危机。丧气。 第六呢，既然目标在道德上统统可取，既然都会由于，非认知自负的缘故，造成目标无法实现的失败，为啥计划经济的谬误，就是致命而不可接受的，市场经济的谬误，却是非致命而可以接受的呀？明显有点双标么，嗯哼。 第七呢，哈大牌为大伙描画的，那副光明前景：只要敢于直面真理，社会主义者就能，寄己纠正寄己，建构主义式的理性自负，貌似也木有摆脱，演化主义式的理性自负嫌疑，居然自信满满地以为，单凭他这样子，演化理性—自生自发—说不清楚地一论证，计划经济就会心甘情愿，拱手让位给市场经济啦…… 木有嫌疑的是，像米塞斯和哈耶克这样子，师生联手上擂台，虽然的确在理论上，促使论敌认真思考，经济计算（核算）对于计划经济的重要意义，却好像没能在现实中占上风，证据之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论战的同时以及后来，计划经济特别是政府干预，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咧…… 证据之二呢，则是眼下发生滴：在计划经济的严重后果，业已在前苏联和东欧、委内瑞拉等地充分显现后，许多人依然憧憬着，一个美美与共的玫瑰色理想：既然通过电脑大数据等手段，当前人类的计算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现在就能成功地，将计划经济付诸实施，实现人人都发财，大家同富裕的大同目的。 所以曰：虽然通过抨击理性自负，哈大师的确触及到了人人有限，这个人性逻辑的终极事实，进入了自知之明的顶级境界，却又由于没能坚持意志动机，这个人性逻辑的原点执着，以及好好冲突，这个人性逻辑的要害情节，于是乎遭遇了自作自受，这个人性逻辑的般配效应：由于将自负的理性，张冠李戴当成罪魁祸首，结果费了老鼻子劲，批了半天计划经济，差不多等于白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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