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阶级革命以实现平等为目标，据说在男女平等上确实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两者都不乏通过革命而达到的先例。最为危险的是，作为手段的革命替代了作为目的的自由和平等，使得革命本身成为了目的


　　老高按：今天推荐一篇书介，是介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的13年前的力作《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黄道炫是中国下一代（中生代）历史学家中的佼佼者，他1966年出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三十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20年到北大当教授。
　　《张力与限界》是黄道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2011年就在国内出版了，党史界、中国近代史学界好评如潮。他以扎实的史料根据，不仅颠覆了过去许多陈说（例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因为中共罢黜毛泽东、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揭示了更多、更深层、更基本的历史逻辑。但是我发现在专业领域之外，这本书居然影响甚微，乏人知晓，令我殊为不解，很感遗憾。


　　革命的张力，人性的限界

　　张弘，阅读与幽思 2024-05-31


　　在宏大的革命史叙事中，主题先行，政治正确乃是潜藏其中的要旨。数十年来，大陆的近现代史研究一直处于权力的钳制和掣肘之下，几代人接触到的“历史”，不外乎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先于事实而且必须被接受的观念。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的“历史研究”充斥着皇帝的新衣，最为史家所看重的史实，被遮蔽在时间的海洋里，沉默于岁月的河流中。唯有不为权势所操纵，不为潮流所裹挟的打捞者，如此前过世的高华先生，才能潜入水底，看到泡沫之下的历史真相，进而做出真正的历史言说。
　　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以下简称《张力与限界》），首先是一本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著作，而非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宣传品，更不是为完成学术任务以求利的敷衍之作。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史家秉持超越性态度，抛弃“政治正确”之立场，以史实为基础，如黄道炫一样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历史本来应为基本态度。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充斥着说教，一边倒的论证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甚至罔顾历史事实。显然，这样的宣传已经丧失了“历史”的基本功能。近年来，随着高华、沈志华、杨奎松、王奇生以及本书作者黄道炫的出现，历史学正在恢复其本色，本书就是最好的印证。
　　在本书中，“张力”与“限界”乃是作者提炼出的核心概念，封面上有一段文字如此解释：“革命改变着世界，改变着社会、家庭、个体，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的张力使这种改变具有其他政治运动所远远不及的能量，这是革命受到朝圣般欢呼的根由。革命是一定情境中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利器，但并非包治百病的仙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革命甚至也非常态。革命常常以打破现存规则为代价，而规则又是人类社会构成、存续、进步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石，其间所显示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令人眩目的张力背后，应有也必须有自己的限界。”显然，这是作者“十年磨一剑”之后的深思熟虑，而非灵感忽至的偶然所得。
　　黄道炫并没有在本书中对这两个概念做词源学上的解释。以书中揭示的事实而论，所谓“张力”，乃是指中共革命迅猛发展的扩张性。作者用以支撑的史实是：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经过几年之后，就建立了几十万人的武装队伍。这种张力，在1933-1934年之后达到了极限。所谓“限界”，乃是指在客观条件下，中共革命打破既有秩序和规则发展的程度。作者认为，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与共产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后人相比，他们改变的东西很有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
　　在我看来，“张力”与“限界”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当革命从非常态变成常态，革命张力的向外伸展受限而变成内卷时，必然会危及革命的追随者；当武力的胁迫和仇恨的制造让人们突破人性的限界时，人们就将被置于丛林法则盛行的境地，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都将被摧毁，人类文明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黄道炫，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

　　革命的张力

　　1927年国共分手之后，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反抗。中共和红军利用国民党内部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在数省交接的边区发展壮大。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的范围跨越福建、江西两省，达到数十个县，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显示出似乎无穷无尽的发展能量。
　　在《张力与限界》中，黄道炫为读者展现了中央苏区张力作用的过程。在党的建设上，到1932年3月，苏区归属江西省辖的16个县全部建立了县委，成立了124个区委，998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3万余人。到1933年6月，党员人数达9.7万余人。整个中央苏区党员最多时不低于15万人。在政权建立上，中共通过军事力量的推进，主导了苏区的政治和社会。待控制逐渐稳固后，形成了“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的框架结构，并以村代表制度使苏维埃政权的触角深入到了村一级，再加上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使得政权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教育和文化上，中共尤其强调宣传鼓动功能，在扫除文盲的过程中传递阶级意识。
　　在社会控制上，中共以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移风易俗。除此外，苏区对宗教和民间传统信仰习俗采取了严厉的态度，《宪法大纲》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自由”。在苏区，僧侣和官僚、地主、豪绅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组织完整、被认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会受打击尤其更大，和尚、道士以及介于宗教和民间信仰之间的人士，则被定位于流民，属被改造对象，被限制转业。不仅如此，苏区宣传打破家长制，使老年人的权威下降，而苏区的妇女运动，又使得妇女成为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在民众组织上，苏区形成了一个以党员为基干，各类民众组织为补充，层层相连的体系，如工会、贫农会、妇女会、反帝大同盟等，而最重要的则是组织严密的群众武装组织。老人、妇女、儿童都成为了传递信息和侦探情报者或放哨人员，民众之间往来，必须有路条才能出入。在红军的组织建设上，中共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保证当指挥枪，严防军队领导权落入个人或小集团手中。
　　经由党建、社会控制、军队、政权等各个方面的史料耙梳和分析，黄道炫为读者展现了革命的张力展开和产生的效果，解释了苏区超常规迅速发展的奇迹。在第五章则从经济上展示了苏区在第五次“围剿”前后的经济状况。这些研究为读者展现了苏区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地缘政治（苏区位于闽赣交界）地理环境解释了苏区何以如此的原因。在中央苏区生成过程中，国民党遭遇蒋桂、蒋冯以及中原大战、宁粤冲突等等事端，在前四次“围剿”中未能全力以赴。显然，这些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共阶级革命的张力无以复加地向外延伸。
　　中央苏区的革命张力，很大程度上是以枪杆子为基础。显然，黄道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核心因素。在我看来，对于这一核心因素，以及它所引发的反应，应有更清晰的脉络，更详尽的的研究和更大的篇幅才能显示其重要性。如果能够将枪杆子在中央苏区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多强调一点，并以史实为基础，梳理出以武力为主线所建立的一套革命逻辑，本书对于革命张力的论证也将更为有力，也更能让读者更深刻的理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内涵。事实上，中共以后的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及建立政权以后的“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真正起核心作用的仍然是武力。因此，在本书涉及的时间段对其重点描述大有必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黄道炫。

　　组织化的分野

　　在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中，作者揭示，国民党乃是注重上层工作的弱势独裁政党。实际上，国民党的军权一直凌驾于党权之上，甚至政权亦高于于党权。这种现实，造成了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在组织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师法苏俄，但是，国民党的政体却是按照西方民主体制设计，而党组织又是借用苏俄模式，这种兼蓄并收，弊病百出：由于国民党独占和垄断政权，使得孙文涉及的民主宪政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中民主宪政的目标，又使其一党专政保守体制外势力的攻击。国民党的独裁之心有余，而独裁之力不足。
　　显然，在治党方面，国民党仅仅学到了苏俄的半套功夫，而中共不仅学得了全套，在组织的严密性上，更是青出于蓝。如果说，《党员、党权与党争》研究的，主要是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那么，并非研究中共组织形态的本书，至少部分展现了共产党在党治方面的经验和成效。两相对照，可谓大异其趣。
　　王奇生的研究显示，在国共两党合作时，共产党人在基层组织的建立，以及基层动员中显示的才能，让国民党的“老同志”一直感到惴惴不安。他们担心国民党的安危，对于共产党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中共党员为何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为何表现出远远超过国民党人工作能力和活力似乎是一个难解之谜。黄道炫在《张力与限界》中的研究证实，中共各级组织机构建立极其完备，在军队，党支部建到了连上。与国民党枪指挥党的组织相比，中共真正做到了党指挥权，党权高于一切。在地方，差不多每个乡都有一个支部。中共的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强调牺牲和奉献精神。红九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如果细查这五项条件，第一条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上的无条件相信，不允许党内出现思想的异端；第二条的实质乃是服从，第三条意味着为事业把自己交出去，第四条的实质是不计个人得失，第五条的实质是没有恶习。从这五点来看，全部满足这些条件的党员，较之宗教信徒更为纯洁——它意味着个人从思想到道德品质，从人性欲望到生活习惯全面而深刻的“格式化”。黄道炫的研究另外也说到，“虽然在苏区农业社会及军事紧张的社会环境下，中共的无产阶级理念未必能够顺利贯彻，组织条件也难以完全满足，但强调忠实可靠，守秘密，服从等基本品质，遵循可操作的发展程序，还是有助于保证党的凝聚力和纯正性。”不仅如此，定期召开的支部委员会以及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及干部培训班等等，大大加强了中共党组织和干部体系的领导能力。显然，中共党组织系统的权力效率，远非国民党所能比拟。
　　从王奇生的研究来看，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党力较弱，组织软弱涣散且没有高度的内聚力；从黄道炫的研究来看，中共的党治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其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力确实使中央苏区革命的张力施展得无以复加。

　　基层的动员

　　早在建党之后与国民党合作开始，具有国际背景的中共就表现出惊人的治党才能。1921-1927年，中共“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在短暂的五六年里，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揭示，国共两党都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中共党人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认，两党合作时，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承担。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上层党务机关，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当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农运积极分子代表中，80％是共产党员。两党决裂之后，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共产党人丰富的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张力与限界》中，中共从苏区基层的党支部建设，到苏区政权的延伸，从宣传教育到社会控制，从群众组织到军队建设等等各个方面，均显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因宗族势力强盛，公田比例较高。闽西地区的公田占50％以上，赣南的公田也达到了百分之二三十。在赣南、闽西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左右，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一半左右的农民不得不和地主富农以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租佃负担40-50％。因此，农民对土地有着衷心的期盼。作为被“发动”者，农民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为满足农民的愿望，取得农民的信任，中共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等，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先将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作用引用了东北一个农民积极分子卷入革命的心态颇具代表性：一开始分地给老百姓，谁也不在乎，“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
　　尽管《张力与限界》对于中共苏区的社会动员有着较为宏观的描述，但是，作者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条逻辑清晰的脉络，展示中共基层动员的本质，以及中共将革命嵌入农村后，在农民之间所引发的后果。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同一个村庄生活多年的同宗乡亲，彼此知根知底，很多人平时的关系尚可，为什么会因为阶级革命的介入，而演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以本书的研究所透露的信息而论，作者手中掌握的史料似乎并未充分运用，而这些史料足以支持其通过分析和归纳后，展示出农民之间从宗族和血缘维系的亲情，演变为极端对立的完整过程。这一点，仅仅在本书70页略露端倪：“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尽管我也能够理解作者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一带而过的苦衷，但是对于本书的研究而言，此举似不可取。
　　革命进入乡村社会之后，大大改变了农村持续千年的基层秩序和结构，以及农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宗族和血缘维系的乡村秩序，以及此前存在于乡村的各种社会组织，最终在以武力为基础发动的阶级革命下，彻底土崩瓦解。以往被视为乡村秩序权威的士绅以及宗族势力被系数打倒或镇压，中共以强有力军事，严密的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府，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以及平等的理念的灌输，实现了中共一元化权力统治的格局。而这一格局又大大加强了中共的基层动员能力。对于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以及这种权力格局与中共基层动员之间的关系，本书缺乏应有的清理，这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之处。

　　综合的较量

　　在我看来，作者对于第五次“围剿”的结论很让人信服，其研究有力的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苏区以有限的军队，落后的武器，有限的资源无法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实力的较量下，力量的强大显然是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局限于军事较量本身，而是揭示其背后的政治背景，经济资源，地理特性，以及人心变化等等综合因素，是本书一大优长。此前，在《天朝的崩溃》中，茅海建先生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已经显示出良好的史家风范，并有着全面客观的方法意识。在《张力与限界》的研究中，黄道炫同样如此。
　　在第五次“围剿”之前的几次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屡战屡败，这使得蒋介石痛定思痛，要在纪律和工作上超过中共，才有可能剿清他们，他选择了持久消耗战。国民党人也认识到，江西的土匪与历史上的土匪不一样，有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为此，蒋在庐山开办了针对剿匪的军官训练团，到9月办了三期，受训者达7500多人。受训之后，国民党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十一师前师长萧乾到各连队与士兵一同生活起居，为连续长途行军，他脚穿草鞋，脚低抹桐油；六十七师的傅仲芳经常穿旧军衣，军中称之为伙夫头；霍揆章、李树森等行军时都背米袋。为配合军事行动，国民党对苏区实施了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料流入苏区。在战术上，国民党大量修筑碉堡，利用碉堡稳打稳扎，层层推进，使得红军作战灵活，部队行军调度快等优点无从发挥。此时，外部的环境对于国民党也大为有利。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加强了联系，宋子文1933年与美国订立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1933年和1934年的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不仅如此，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也逐渐增强。对于这次“围剿”，蒋介石数次提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要求全力加强与中共在政治和组织上争夺民众，并开始抑制土豪劣绅。
　　与以往我们接触到的中共革命史不同，《张力与限界》利用了国共两方面的史料，对于这场战争的台前幕后，以及两军之间的情况均做了细致的梳理。在此前的党史图书和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没有作者告诉读者整场战争的全貌，而仅有中共军队的正面宣扬。显然，这些史实的呈现，使得第五次“围剿”的过程立体而清晰，作者有力地揭示，在武器装备、人员补给、物资供应、经济能力等各个方面均远远差于对手的情况下，中共不可能打赢这样一场消耗战，“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

　　作者揭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无关。
　　1930年六七月间，共产国际数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中央局，当年9月到1931年4月，一大批军政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苏区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达。1931年底，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1932年下半年，因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经王明建议，中共中央于1933年初迁往中央苏区。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打AB团等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黄克诚自述》中，黄回忆他与红军干部何笃才的对话时，何笃才说，自己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因为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黄克诚回忆，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
　　黄道炫的研究显示，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对于中国革命政策的调整，以及第五次反“围剿”等问题都提出了重要意见。非但如此，在中共中央反罗明路线时，王明明确反对，在客观上保护了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上真正掌握中央苏区领导权的主要是博古、李德等人，远在苏联的王明显然没有机会“左倾”。
　　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史实因政治而扭曲的例子并不少见。诸如，秦生的《红西路军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揭示，毛泽东遥控指挥，导致红西路军全军覆没，毛将此归咎为西路军犯了“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后，由于徐向前、李先念、陈云等人的澄清，这一说法才逐渐被推翻。对于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咎于王明的前因后果，黄道炫在书中没有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人性的限界

　　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影以诙谐和幽默表达方式，揭露了国民党在抗战时兵丁不足，强拉乡村中青壮年去当兵的历史真相。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之前，其财政上从农民那里吸取的数量有限，和农民的关系尚可。抗战开始后，由于很多大城市以及港口、码头为日军控制，国民党的财政非常紧张，因此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此举导致了国民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化。《张力与限界》的研究证明，在战争状况下，迫于生存压力和战争需要，政党和军队必然要过度吸取所辖区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与老百姓关系恶化。
　　中央苏区所辖的赣南、闽西地区，人口总量在300多万。经过前四次“围剿”与反“围剿”，青壮年损失巨大。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因为人员损耗重大，在兵源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红军仍然不得不继续征兵。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红军扩大的总人数为112105人。国民党占领苏区的事后调查显示，临川、南丰等苏区边缘的县，庄丁人数不及全体人数的20％；南城县仅有15.49％；而苏区中心区域的兴国第二区第一二保的720人中，庄丁只剩67人；兴国第二区原有3万人，红军长征后统计只剩13000人，其中大多数为政治、军事因素的减员。瑞金、兴国等县仅仅在后方充当夫役的死亡人数即过百，其中年龄最大的64岁。
　　由于劳动力缺乏，苏区出现了大量荒田。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又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这一方面影响到前方红军将士的士气，另一方面也使得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为紧张。前线因为人员牺牲需要大量补充，后方人员补给的选择余地却越来越小。于都军事部长陈贵公开说，“不用绳捆，有什么办法扩大红军？”《红色中华》载，宁化县“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区去”。
　　扩红使得苏维埃各级干部面临巨大压力，据《斗争》载，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自尽，“龙岗少共县委宣传部长到一个支部去开会，什么都不说，只一声命令，支部书记限三天完成突击，否则杀头，结果这个支部书记找不到出路吊颈死了”。对此，张闻天曾在《斗争》发表文章注意到这些现象，但是，前方是军事紧急，后方是人力不足，这一矛盾无法解决。不仅如此，普遍存在的强迫扩红还大大影响了红军的素质：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扩红567人，31岁以上者120人，18岁以下者86人。不仅如此，很多新兵来不及必要的培训就被投入前线。
　　1934年9月，苏区中央提出一个月扩充3万红军的目标。由于苏区被不断压缩，此时的人力供应已经更加紧张。为完成任务，基层的强迫命令进一步加剧。据《红色中华》载，在苏区首都瑞金，“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由于国民党的物资封锁和中央苏区的区域被压缩，苏区许多地方发生粮食恐慌，经常有群众因此自尽。一些地方为完成粮食收集任务，造成政府和群众关系紧张。而战争也导致了苏区的财政困难。苏维埃组织严密，对基层的控制力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必然导致各级机关庞大，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在苏区6月召开的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动员大会上，明确要求7-9月应没收地主现款、富农捐款80万元，并出售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此时，苏区的地主、富农早已被打倒，其财物早已被没收。因此，中农则成了此次运动的打击对象。查田运动开始后的七八九三个月，仅博生、乐安、石城、胜利四个县，就利用没收财产和强制捐款，筹到了18万元，整个中央苏区共完成606,916元。而1932年苏维埃所辖的江西省农业税收入仅55万元，福建省1932年的农业税收入是15万元。红军离开后，到苏区调查的学者们发现，“查田运动开始以后，在国军第五次围剿中，匪区农民逃投国军者日多，匪兵投诚者日众。”由于原来的贫农、中农大批被划为地主、富农，结果导致成规模的群众逃跑现象时有发生。寻乌县1933年初被国民党短暂进攻，恢复时，全县反水群众有8336人，占到了30％。由于扩红，许多苏区干部带着群众逃跑。
　　1934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展开进一步肃反的检举运动，冤假错案普遍发生。张闻天在《斗争》发表文章称，“在某种条件之下，从法律上说来某个反革命分子枪决的法律根据还没有找到，但是在群众的热烈要求枪决的条件之下，我们把他拿来枪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斗争，还是为我们所容许的。”“必须经常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的。”
　　除此之外，苏区与国民党控制区域交界处的“赤白对立”，也加剧了中共的政治危机。中共常常组织农民跨村跨乡打土豪，但常常失控，把有猪有鸡有谷的中农和贫农也打了。1928年前后，中共在盲动政策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有一次工农民众和赤卫队打到龙聚区的吴公山，烧了一千多家房子。福建连江的群众到白区去，“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连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作为报复，受国民党支持的反苏维埃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也对参加革命的民众进行屠杀。
　　革命的张力在军事受挫的情况下，在地理上，革命向外扩张遭遇了不可抗力的限界，变成了对内的内卷；在生存上，被革命唤起的利维坦，为维系自身的需求屡屡突破了人性的限界，开始吞噬革命的追随者。由战争导致的扩红，以及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使得民众负担的空前严重。税收的增加，过度蔓延的赤色恐怖，使得苏区民众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更具启示意味的是，很多后来乃至到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在革命过程中早有预兆。比如，在武力胁迫下，个人必须无条件依附于革命；权力一元化使得社会力量和组织悉数消亡，一旦权力作恶时，民众只有引颈待戮；庞大的官僚系统导致了最昂贵的公共服务；政府对民众财富和资源的过度汲取；私有财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一旦遭遇紧急状况就会被剥夺；过激的政治运动经常性地导致一些人无辜受冤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法律观念在政治运动中无能为力……
　　黄道炫的研究，证明了人性的同一性。当人们在一种口号的号召和武力的支持下，可以坐享其成，分享他人财产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和制裁时，趋利之心会让他们突破最基本的伦理和道德底线而作恶；一旦他们自身成为被予取予夺的供血者，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时，他们就要逃脱丛林法则的掌控而求生。显然，当革命将所有的规则摧毁殆尽，甚至不遵守革命自身的规则时，革命也就彻底丧失了合法性，并必然要遭到民众的唾弃。
　　党史专家金冲及在《转折——中国的1947年》的研究显示，抗战之后，国民党在接收过程中迅速腐化，其维系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全部丧失。及至两党决战时，国民党已经被民众唾弃。如果说，在两党的角逐中，军事上的胜利是获得政权的关键；那么，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中，革命的限界应当是人性，一旦突破了这一限界，那么革命者本身也将沦为牺牲品。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都有大量的革命者含冤受屈，甚至丧失生命，家破人亡。这些固然是当时那些政治运动所致，然而，从阶级革命的逻辑自身而言，则是其不受拘束的张力惯性使然。如果革命的张力一开始就没有任何限界，而只是非理性的追求权力，那么，它必然导致罪恶，也必然会吞噬自己的儿女。高华先生曾说，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即以夺取政权为止；这与中共数十年所进行的阶级革命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分野。

　　黄道炫新作《铁水流》。

　　游民的革命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的阶级革命以实现平等为目标。在现实操作层面，阶级革命在男女平等上确实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两者都不乏通过革命而达到的先例。在此过程中，最为危险的是，作为手段的革命替代了作为目的的自由和平等，使得革命本身成为了目的。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使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国家权力不足，面对基层涣散无力，对于已有的社会秩序和规则的改变有限；而中共的阶级革命对规则的破坏前所未有。这种破坏，应当仅仅作为建立更好更公平规则的开始，而非以更为野蛮和落后的规则取而代之，更非以不断革命的行为本身作为规则，也决非以无规则作为规则。在野者为获取政权，与执政者执掌政权后，在利益和诉求上显然有着天壤之别。流氓无产者刘邦，尚且知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道理，作为后来者，更应当以历史性的眼光对革命做出清醒的观察。在我看来，革命并非就先天性的具备神圣性、正当性与合理性，仅仅只是受压迫者最后的权利与反抗手段。革命不能以视人命如草芥以及扭曲人性为手段和代价，用背道而驰的方法实现革命的目的——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张力与限界》让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复杂性。革命的目的何在？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在本书的描述的事件之后，革命的张力因为内战的结束，向社会、文化领域扩张，以文化大革命达到极限，革命彻底改造和冲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乡村秩序，并将社会秩序置于政治权力的牢牢钳制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被革命突破的伦理底线和社会底线，在今天重建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法国路易十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如果人们不想成为革命的献祭，如果每一个公民要免于生活在恐惧之中，并使得社会良性发展，就必须将革命的基础——武力和权力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既不能无条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要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张力与限界》无疑是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的力作，本书具有视野开阔，背景宏大，叙事冷静，理性从容，冲淡平和，持论公平的特点。作者对于国共两党的资料相互参照，因此也更为准确和客观。本书研究苏维埃史，明显跳出了意识形态的畛域，并刻意区别于为阶级革命正当性辩护的立场，显示出史家的客观和超然。中国的革命史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误区和盲点，正因如此，我们也就有理由对于优秀学者给予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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