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階級革命以實現平等為目標，據說在男女平等上確實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自由和平等都是人類追求的重要價值，兩者都不乏通過革命而達到的先例。最為危險的是，作為手段的革命替代了作為目的的自由和平等，使得革命本身成為了目的


　　老高按：今天推薦一篇書介，是介紹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道炫的13年前的力作《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黃道炫是中國下一代（中生代）歷史學家中的佼佼者，他1966年出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三十多年，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政黨史、中國革命史、中華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2020年到北大當教授。
　　《張力與限界》是黃道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2011年就在國內出版了，黨史界、中國近代史學界好評如潮。他以紮實的史料根據，不僅顛覆了過去許多陳說（例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因為中共罷黜毛澤東、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揭示了更多、更深層、更基本的歷史邏輯。但是我發現在專業領域之外，這本書居然影響甚微，乏人知曉，令我殊為不解，很感遺憾。


　　革命的張力，人性的限界

　　張弘，閱讀與幽思 2024-05-31


　　在宏大的革命史敘事中，主題先行，政治正確乃是潛藏其中的要旨。數十年來，大陸的近現代史研究一直處於權力的鉗制和掣肘之下，幾代人接觸到的“歷史”，不外乎意識形態的灌輸和先於事實而且必須被接受的觀念。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們的“歷史研究”充斥着皇帝的新衣，最為史家所看重的史實，被遮蔽在時間的海洋里，沉默於歲月的河流中。唯有不為權勢所操縱，不為潮流所裹挾的打撈者，如此前過世的高華先生，才能潛入水底，看到泡沫之下的歷史真相，進而做出真正的歷史言說。
　　黃道炫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以下簡稱《張力與限界》），首先是一本真正的歷史學研究著作，而非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歷史宣傳品，更不是為完成學術任務以求利的敷衍之作。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中，史家秉持超越性態度，拋棄“政治正確”之立場，以史實為基礎，如黃道炫一樣用自己的眼睛觀察歷史本來應為基本態度。但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充斥着說教，一邊倒的論證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甚至罔顧歷史事實。顯然，這樣的宣傳已經喪失了“歷史”的基本功能。近年來，隨着高華、沈志華、楊奎松、王奇生以及本書作者黃道炫的出現，歷史學正在恢復其本色，本書就是最好的印證。
　　在本書中，“張力”與“限界”乃是作者提煉出的核心概念，封面上有一段文字如此解釋：“革命改變着世界，改變着社會、家庭、個體，革命尤其是共產革命的張力使這種改變具有其他政治運動所遠遠不及的能量，這是革命受到朝聖般歡呼的根由。革命是一定情境中人們改變自己命運的利器，但並非包治百病的仙丹，在人類文明進程中，革命甚至也非常態。革命常常以打破現存規則為代價，而規則又是人類社會構成、存續、進步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石，其間所顯示的衝突，時時提醒人們在革命令人眩目的張力背後，應有也必須有自己的限界。”顯然，這是作者“十年磨一劍”之後的深思熟慮，而非靈感忽至的偶然所得。
　　黃道炫並沒有在本書中對這兩個概念做詞源學上的解釋。以書中揭示的事實而論，所謂“張力”，乃是指中共革命迅猛發展的擴張性。作者用以支撐的史實是：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幾乎是白手起家開始武裝反抗，僅僅經過幾年之後，就建立了幾十萬人的武裝隊伍。這種張力，在1933-1934年之後達到了極限。所謂“限界”，乃是指在客觀條件下，中共革命打破既有秩序和規則發展的程度。作者認為，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本身也是歷史的祭品，與共產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後人相比，他們改變的東西很有限，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航向。
　　在我看來，“張力”與“限界”還有更豐富的內容。當革命從非常態變成常態，革命張力的向外伸展受限而變成內卷時，必然會危及革命的追隨者；當武力的脅迫和仇恨的製造讓人們突破人性的限界時，人們就將被置於叢林法則盛行的境地，所有現存的社會秩序都將被摧毀，人類文明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1月

　　革命的張力

　　1927年國共分手之後，共產黨開始了武裝反抗。中共和紅軍利用國民黨內部分化和統治力量不平衡，在數省交接的邊區發展壯大。到1933年第五次反“圍剿”前夕，中央蘇區的範圍跨越福建、江西兩省，達到數十個縣，面積約4萬平方公里。共產黨的階級革命，顯示出似乎無窮無盡的發展能量。
　　在《張力與限界》中，黃道炫為讀者展現了中央蘇區張力作用的過程。在黨的建設上，到1932年3月，蘇區歸屬江西省轄的16個縣全部建立了縣委，成立了124個區委，998個支部，黨員發展到2.3萬餘人。到1933年6月，黨員人數達9.7萬餘人。整個中央蘇區黨員最多時不低於15萬人。在政權建立上，中共通過軍事力量的推進，主導了蘇區的政治和社會。待控制逐漸穩固後，形成了“軍隊是基礎，政黨是靈魂，政權是手足”的框架結構，並以村代表制度使蘇維埃政權的觸角深入到了村一級，再加上中共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使得政權效能得到了充分發揮。在教育和文化上，中共尤其強調宣傳鼓動功能，在掃除文盲的過程中傳遞階級意識。
　　在社會控制上，中共以群眾性的文藝活動移風易俗。除此外，蘇區對宗教和民間傳統信仰習俗採取了嚴厲的態度，《憲法大綱》規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自由”。在蘇區，僧侶和官僚、地主、豪紳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組織完整、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會受打擊尤其更大，和尚、道士以及介於宗教和民間信仰之間的人士，則被定位於流民，屬被改造對象，被限制轉業。不僅如此，蘇區宣傳打破家長制，使老年人的權威下降，而蘇區的婦女運動，又使得婦女成為地位上升最快的群體。在民眾組織上，蘇區形成了一個以黨員為基幹，各類民眾組織為補充，層層相連的體系，如工會、貧農會、婦女會、反帝大同盟等，而最重要的則是組織嚴密的群眾武裝組織。老人、婦女、兒童都成為了傳遞信息和偵探情報者或放哨人員，民眾之間往來，必須有路條才能出入。在紅軍的組織建設上，中共一直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通過將黨支部建在連上等一系列政治組織措施保證當指揮槍，嚴防軍隊領導權落入個人或小集團手中。
　　經由黨建、社會控制、軍隊、政權等各個方面的史料耙梳和分析，黃道炫為讀者展現了革命的張力展開和產生的效果，解釋了蘇區超常規迅速發展的奇蹟。在第五章則從經濟上展示了蘇區在第五次“圍剿”前後的經濟狀況。這些研究為讀者展現了蘇區生活各個方面的圖景。不僅如此，作者還從地緣政治（蘇區位於閩贛交界）地理環境解釋了蘇區何以如此的原因。在中央蘇區生成過程中，國民黨遭遇蔣桂、蔣馮以及中原大戰、寧粵衝突等等事端，在前四次“圍剿”中未能全力以赴。顯然，這些複雜的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中共階級革命的張力無以復加地向外延伸。
　　中央蘇區的革命張力，很大程度上是以槍桿子為基礎。顯然，黃道炫已經注意到了這一核心因素。在我看來，對於這一核心因素，以及它所引發的反應，應有更清晰的脈絡，更詳盡的的研究和更大的篇幅才能顯示其重要性。如果能夠將槍桿子在中央蘇區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多強調一點，並以史實為基礎，梳理出以武力為主線所建立的一套革命邏輯，本書對於革命張力的論證也將更為有力，也更能讓讀者更深刻的理解“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內涵。事實上，中共以後的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及建立政權以後的“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運動，真正起核心作用的仍然是武力。因此，在本書涉及的時間段對其重點描述大有必要。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黃道炫。

　　組織化的分野

　　在王奇生的《黨員、黨權與黨爭》中，作者揭示，國民黨乃是注重上層工作的弱勢獨裁政黨。實際上，國民黨的軍權一直凌駕於黨權之上，甚至政權亦高于于黨權。這種現實，造成了國民黨基層組織渙散。在組織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師法蘇俄，但是，國民黨的政體卻是按照西方民主體制設計，而黨組織又是借用蘇俄模式，這種兼蓄並收，弊病百出：由於國民黨獨占和壟斷政權，使得孫文涉及的民主憲政成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義中民主憲政的目標，又使其一黨專政保守體制外勢力的攻擊。國民黨的獨裁之心有餘，而獨裁之力不足。
　　顯然，在治黨方面，國民黨僅僅學到了蘇俄的半套功夫，而中共不僅學得了全套，在組織的嚴密性上，更是青出於藍。如果說，《黨員、黨權與黨爭》研究的，主要是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那麼，並非研究中共組織形態的本書，至少部分展現了共產黨在黨治方面的經驗和成效。兩相對照，可謂大異其趣。
　　王奇生的研究顯示，在國共兩黨合作時，共產黨人在基層組織的建立，以及基層動員中顯示的才能，讓國民黨的“老同志”一直感到惴惴不安。他們擔心國民黨的安危，對於共產黨欲除之而後快。但是，中共黨員為何具有犧牲和奉獻精神，為何表現出遠遠超過國民黨人工作能力和活力似乎是一個難解之謎。黃道炫在《張力與限界》中的研究證實，中共各級組織機構建立極其完備，在軍隊，黨支部建到了連上。與國民黨槍指揮黨的組織相比，中共真正做到了黨指揮權，黨權高於一切。在地方，差不多每個鄉都有一個支部。中共的組織原則直接承襲蘇俄，紀律嚴明、令行禁止，強調犧牲和奉獻精神。紅九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提出的條件是：“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
　　如果細查這五項條件，第一條的實質是意識形態上的無條件相信，不允許黨內出現思想的異端；第二條的實質乃是服從，第三條意味着為事業把自己交出去，第四條的實質是不計個人得失，第五條的實質是沒有惡習。從這五點來看，全部滿足這些條件的黨員，較之宗教信徒更為純潔——它意味着個人從思想到道德品質，從人性慾望到生活習慣全面而深刻的“格式化”。黃道炫的研究另外也說到，“雖然在蘇區農業社會及軍事緊張的社會環境下，中共的無產階級理念未必能夠順利貫徹，組織條件也難以完全滿足，但強調忠實可靠，守秘密，服從等基本品質，遵循可操作的發展程序，還是有助於保證黨的凝聚力和純正性。”不僅如此，定期召開的支部委員會以及對黨員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及幹部培訓班等等，大大加強了中共黨組織和幹部體系的領導能力。顯然，中共黨組織系統的權力效率，遠非國民黨所能比擬。
　　從王奇生的研究來看，國民黨黨內派系林立，黨力較弱，組織軟弱渙散且沒有高度的內聚力；從黃道炫的研究來看，中共的黨治組織嚴密，紀律森嚴，其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內聚力確實使中央蘇區革命的張力施展得無以復加。

　　基層的動員

　　早在建黨之後與國民黨合作開始，具有國際背景的中共就表現出驚人的治黨才能。1921-1927年，中共“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在短暫的五六年裡，從最初的數十人，發展到五六萬人。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揭示，國共兩黨都以中小知識青年為骨幹力量，中共黨人直接以工農利益代表自認，兩黨合作時，下層民眾運動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人承擔。1926年5月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人被迫離開國民黨上層黨務機關，更將工作重心轉向基層。當年8月，廣東國民黨召開全省農民委員會全體會議，農運積極分子代表中，80％是共產黨員。兩黨決裂之後，中共開始武裝反抗，共產黨人豐富的基層動員和社會運動經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張力與限界》中，中共從蘇區基層的黨支部建設，到蘇區政權的延伸，從宣傳教育到社會控制，從群眾組織到軍隊建設等等各個方面，均顯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
　　中央蘇區所在的贛南、閩西，因宗族勢力強盛，公田比例較高。閩西地區的公田占50％以上，贛南的公田也達到了百分之二三十。在贛南、閩西地區，7％左右的地主富農，占地達30％左右，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貧苦農民僅占土地的20％，相當多的農民擁有的土地無法維持自身的生存，一半左右的農民不得不和地主富農以及公堂土地發生租佃關係，租佃負擔40-50％。因此，農民對土地有着衷心的期盼。作為被“發動”者，農民的階級意識和自覺的階級對立是在中共領導的革命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為滿足農民的願望，取得農民的信任，中共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減租、平谷（限制谷價）、廢除債務、抗捐等等，使大部分農民受益，農民“一嘗其味，絕不會輕易忘記”。《紅色中華》發表文章明確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須先將豪紳地主、反動派的衣物、谷、米、豬肉、用具等雜物分發給群眾。作用引用了東北一個農民積極分子捲入革命的心態頗具代表性：一開始分地給老百姓，誰也不在乎，“後來又分東西，窮人都分到了東西，心想，‘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裝不成了，干吧！’這才和地主撕破臉幹起來了。”
　　儘管《張力與限界》對於中共蘇區的社會動員有着較為宏觀的描述，但是，作者並沒有為讀者提供一條邏輯清晰的脈絡，展示中共基層動員的本質，以及中共將革命嵌入農村後，在農民之間所引發的後果。我所關注的問題是，在同一個村莊生活多年的同宗鄉親，彼此知根知底，很多人平時的關係尚可，為什麼會因為階級革命的介入，而演變成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關係？以本書的研究所透露的信息而論，作者手中掌握的史料似乎並未充分運用，而這些史料足以支持其通過分析和歸納後，展示出農民之間從宗族和血緣維繫的親情，演變為極端對立的完整過程。這一點，僅僅在本書70頁略露端倪：“湘南暴動期間，‘在未分土地以前，農民藏匿土豪劣紳，到分配土地以後，農民都不藏了，並且看見土豪劣紳即抓，抓到就殺……唯恐敵人之到來而使他們不能穩定所分得之土地’。”儘管我也能夠理解作者對於這一重大問題一帶而過的苦衷，但是對於本書的研究而言，此舉似不可取。
　　革命進入鄉村社會之後，大大改變了農村持續千年的基層秩序和結構，以及農民之間的人際關係。宗族和血緣維繫的鄉村秩序，以及此前存在於鄉村的各種社會組織，最終在以武力為基礎發動的階級革命下，徹底土崩瓦解。以往被視為鄉村秩序權威的士紳以及宗族勢力被係數打倒或鎮壓，中共以強有力軍事，嚴密的黨組織，以及蘇維埃政府，層出不窮的社會運動，以及平等的理念的灌輸，實現了中共一元化權力統治的格局。而這一格局又大大加強了中共的基層動員能力。對於這種權力格局的形成，以及這種權力格局與中共基層動員之間的關係，本書缺乏應有的清理，這不能不說是白璧微瑕之處。

　　綜合的較量

　　在我看來，作者對於第五次“圍剿”的結論很讓人信服，其研究有力的證明，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央蘇區以有限的軍隊，落後的武器，有限的資源無法應對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這種實力的較量下，力量的強大顯然是贏得戰爭的決定性因素。不局限於軍事較量本身，而是揭示其背後的政治背景，經濟資源，地理特性，以及人心變化等等綜合因素，是本書一大優長。此前，在《天朝的崩潰》中，茅海建先生對於鴉片戰爭的研究，已經顯示出良好的史家風範，並有着全面客觀的方法意識。在《張力與限界》的研究中，黃道炫同樣如此。
　　在第五次“圍剿”之前的幾次戰爭中，蔣介石和國民黨屢戰屢敗，這使得蔣介石痛定思痛，要在紀律和工作上超過中共，才有可能剿清他們，他選擇了持久消耗戰。國民黨人也認識到，江西的土匪與歷史上的土匪不一樣，有國際性和進步的伎倆。為此，蔣在廬山開辦了針對剿匪的軍官訓練團，到9月辦了三期，受訓者達7500多人。受訓之後，國民黨軍隊的面貌大為改觀，十一師前師長蕭乾到各連隊與士兵一同生活起居，為連續長途行軍，他腳穿草鞋，腳低抹桐油；六十七師的傅仲芳經常穿舊軍衣，軍中稱之為伙夫頭；霍揆章、李樹森等行軍時都背米袋。為配合軍事行動，國民黨對蘇區實施了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料流入蘇區。在戰術上，國民黨大量修築碉堡，利用碉堡穩打穩紮，層層推進，使得紅軍作戰靈活，部隊行軍調度快等優點無從發揮。此時，外部的環境對於國民黨也大為有利。國民黨政府與英美等國加強了聯繫，宋子文1933年與美國訂立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1933年和1934年的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000多萬元。不僅如此，南京政府的統治力量也逐漸增強。對於這次“圍剿”，蔣介石數次提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要求全力加強與中共在政治和組織上爭奪民眾，並開始抑制土豪劣紳。
　　與以往我們接觸到的中共革命史不同，《張力與限界》利用了國共兩方面的史料，對於這場戰爭的台前幕後，以及兩軍之間的情況均做了細緻的梳理。在此前的黨史圖書和歷史教科書中，幾乎沒有作者告訴讀者整場戰爭的全貌，而僅有中共軍隊的正面宣揚。顯然，這些史實的呈現，使得第五次“圍剿”的過程立體而清晰，作者有力地揭示，在武器裝備、人員補給、物資供應、經濟能力等各個方面均遠遠差於對手的情況下，中共不可能打贏這樣一場消耗戰，“在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地區內，依靠極為有限的人力、物質資源，在國民黨志在必得、幾傾全力的進攻下，竟然能堅持一年之久，最後又從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夠令人驚嘆的。”

　　作者揭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無關。
　　1930年六七月間，共產國際數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蘇區成立中央局，當年9月到1931年4月，一大批軍政領導人進入中央蘇區。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蘇區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達。1931年底，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1932年下半年，因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難以立足，經王明建議，中共中央於1933年初遷往中央蘇區。在此之前，毛澤東在打AB團等問題上犯下了嚴重錯誤，《黃克誠自述》中，黃回憶他與紅軍幹部何篤才的對話時，何篤才說，自己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因為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黃克誠回憶，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
　　黃道炫的研究顯示，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對於中國革命政策的調整，以及第五次反“圍剿”等問題都提出了重要意見。非但如此，在中共中央反羅明路線時，王明明確反對，在客觀上保護了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在軍事上真正掌握中央蘇區領導權的主要是博古、李德等人，遠在蘇聯的王明顯然沒有機會“左傾”。
　　在中共黨史的研究中，史實因政治而扭曲的例子並不少見。諸如，秦生的《紅西路軍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揭示，毛澤東遙控指揮，導致紅西路軍全軍覆沒，毛將此歸咎為西路軍犯了“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直到毛澤東去世之後，由於徐向前、李先念、陳雲等人的澄清，這一說法才逐漸被推翻。對於毛澤東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歸咎於王明的前因後果，黃道炫在書中沒有進行梳理和分析，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人性的限界

　　四川方言電影《抓壯丁》，影以詼諧和幽默表達方式，揭露了國民黨在抗戰時兵丁不足，強拉鄉村中青壯年去當兵的歷史真相。事實上，國民黨在抗戰之前，其財政上從農民那裡吸取的數量有限，和農民的關係尚可。抗戰開始後，由於很多大城市以及港口、碼頭為日軍控制，國民黨的財政非常緊張，因此大大增加了農民的負擔，此舉導致了國民黨和農民關係的惡化。《張力與限界》的研究證明，在戰爭狀況下，迫於生存壓力和戰爭需要，政黨和軍隊必然要過度吸取所轄區域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而這種做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其與老百姓關係惡化。
　　中央蘇區所轄的贛南、閩西地區，人口總量在300多萬。經過前四次“圍剿”與反“圍剿”，青壯年損失巨大。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因為人員損耗重大，在兵源已經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紅軍仍然不得不繼續徵兵。從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蘇區紅軍擴大的總人數為112105人。國民黨占領蘇區的事後調查顯示，臨川、南豐等蘇區邊緣的縣，莊丁人數不及全體人數的20％；南城縣僅有15.49％；而蘇區中心區域的興國第二區第一二保的720人中，莊丁只剩67人；興國第二區原有3萬人，紅軍長征後統計只剩13000人，其中大多數為政治、軍事因素的減員。瑞金、興國等縣僅僅在後方充當夫役的死亡人數即過百，其中年齡最大的64歲。
　　由於勞動力缺乏，蘇區出現了大量荒田。長汀河田區“紅軍家屬又因得不到幫助與優待而做了叫花子”。這一方面影響到前方紅軍將士的士氣，另一方面也使得十分困難的擴紅工作更為緊張。前線因為人員犧牲需要大量補充，後方人員補給的選擇餘地卻越來越小。於都軍事部長陳貴公開說，“不用繩捆，有什麼辦法擴大紅軍？”《紅色中華》載，寧化縣“城市少共市委組織科到群眾家去宣傳當紅軍，如發現家裡動員對象不在家時，便認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於是甚至把其家屬捉起來”。“方田區軍事部長把不去當紅軍的群眾，派人用梭標解到區蘇區去”。
　　擴紅使得蘇維埃各級幹部面臨巨大壓力，據《鬥爭》載，勝利縣硬要全體幹部去當紅軍，結果連幹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個別自盡，“龍崗少共縣委宣傳部長到一個支部去開會，什麼都不說，只一聲命令，支部書記限三天完成突擊，否則殺頭，結果這個支部書記找不到出路吊頸死了”。對此，張聞天曾在《鬥爭》發表文章注意到這些現象，但是，前方是軍事緊急，後方是人力不足，這一矛盾無法解決。不僅如此，普遍存在的強迫擴紅還大大影響了紅軍的素質：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擴紅567人，31歲以上者120人，18歲以下者86人。不僅如此，很多新兵來不及必要的培訓就被投入前線。
　　1934年9月，蘇區中央提出一個月擴充3萬紅軍的目標。由於蘇區被不斷壓縮，此時的人力供應已經更加緊張。為完成任務，基層的強迫命令進一步加劇。據《紅色中華》載，在蘇區首都瑞金，“群眾大批逃跑，甚至武裝反水去充當團匪，或逃到白區去。瑞金河東區和長勝區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由於國民黨的物資封鎖和中央蘇區的區域被壓縮，蘇區許多地方發生糧食恐慌，經常有群眾因此自盡。一些地方為完成糧食收集任務，造成政府和群眾關繫緊張。而戰爭也導致了蘇區的財政困難。蘇維埃組織嚴密，對基層的控制力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這必然導致各級機關龐大，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蘇區脫產、半脫產人員總數達到三四十萬人，平均每8個人就要負擔一個脫產、半脫產人員，民眾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1933年6月，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在蘇區6月召開的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動員大會上，明確要求7-9月應沒收地主現款、富農捐款80萬元，並出售300萬元的經濟建設公債。此時，蘇區的地主、富農早已被打倒，其財物早已被沒收。因此，中農則成了此次運動的打擊對象。查田運動開始後的七八九三個月，僅博生、樂安、石城、勝利四個縣，就利用沒收財產和強制捐款，籌到了18萬元，整個中央蘇區共完成606,916元。而1932年蘇維埃所轄的江西省農業稅收入僅55萬元，福建省1932年的農業稅收入是15萬元。紅軍離開後，到蘇區調查的學者們發現，“查田運動開始以後，在國軍第五次圍剿中，匪區農民逃投國軍者日多，匪兵投誠者日眾。”由於原來的貧農、中農大批被劃為地主、富農，結果導致成規模的群眾逃跑現象時有發生。尋烏縣1933年初被國民黨短暫進攻，恢復時，全縣反水群眾有8336人，占到了30％。由於擴紅，許多蘇區幹部帶着群眾逃跑。
　　1934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展開進一步肅反的檢舉運動，冤假錯案普遍發生。張聞天在《鬥爭》發表文章稱，“在某種條件之下，從法律上說來某個反革命分子槍決的法律根據還沒有找到，但是在群眾的熱烈要求槍決的條件之下，我們把他拿來槍決，以滿足群眾的要求，發動群眾鬥爭，還是為我們所容許的。”“必須經常使用群眾的暴力去與反革命作鬥爭。一切法律觀念是極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殺的。”
　　除此之外，蘇區與國民黨控制區域交界處的“赤白對立”，也加劇了中共的政治危機。中共常常組織農民跨村跨鄉打土豪，但常常失控，把有豬有雞有谷的中農和貧農也打了。1928年前後，中共在盲動政策指導下，普遍執行了燒殺政策，有一次工農民眾和赤衛隊打到龍聚區的吳公山，燒了一千多家房子。福建連江的群眾到白區去，“從棉被衣服直到飯碗，連火鉗都要被他們帶着回去”。作為報復，受國民黨支持的反蘇維埃武裝回到當地後，往往也對參加革命的民眾進行屠殺。
　　革命的張力在軍事受挫的情況下，在地理上，革命向外擴張遭遇了不可抗力的限界，變成了對內的內卷；在生存上，被革命喚起的利維坦，為維繫自身的需求屢屢突破了人性的限界，開始吞噬革命的追隨者。由戰爭導致的擴紅，以及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統，使得民眾負擔的空前嚴重。稅收的增加，過度蔓延的赤色恐怖，使得蘇區民眾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價。更具啟示意味的是，很多後來乃至到現在尚未解決的問題，在革命過程中早有預兆。比如，在武力脅迫下，個人必須無條件依附於革命；權力一元化使得社會力量和組織悉數消亡，一旦權力作惡時，民眾只有引頸待戮；龐大的官僚系統導致了最昂貴的公共服務；政府對民眾財富和資源的過度汲取；私有財產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一旦遭遇緊急狀況就會被剝奪；過激的政治運動經常性地導致一些人無辜受冤甚至被從肉體上消滅；法律觀念在政治運動中無能為力……
　　黃道炫的研究，證明了人性的同一性。當人們在一種口號的號召和武力的支持下，可以坐享其成，分享他人財產而不必擔心受到懲罰和制裁時，趨利之心會讓他們突破最基本的倫理和道德底線而作惡；一旦他們自身成為被予取予奪的供血者，或“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地時，他們就要逃脫叢林法則的掌控而求生。顯然，當革命將所有的規則摧毀殆盡，甚至不遵守革命自身的規則時，革命也就徹底喪失了合法性，並必然要遭到民眾的唾棄。
　　黨史專家金沖及在《轉折——中國的1947年》的研究顯示，抗戰之後，國民黨在接收過程中迅速腐化，其維系統治的正當性、合法性、合理性全部喪失。及至兩黨決戰時，國民黨已經被民眾唾棄。如果說，在兩黨的角逐中，軍事上的勝利是獲得政權的關鍵；那麼，在現實的政治操作中，革命的限界應當是人性，一旦突破了這一限界，那麼革命者本身也將淪為犧牲品。1949年以後的歷次運動，都有大量的革命者含冤受屈，甚至喪失生命，家破人亡。這些固然是當時那些政治運動所致，然而，從階級革命的邏輯自身而言，則是其不受拘束的張力慣性使然。如果革命的張力一開始就沒有任何限界，而只是非理性的追求權力，那麼，它必然導致罪惡，也必然會吞噬自己的兒女。高華先生曾說，國民党進行的是有限革命，即以奪取政權為止；這與中共數十年所進行的階級革命相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分野。

　　黃道炫新作《鐵水流》。

　　遊民的革命

　　在意識形態上，中共的階級革命以實現平等為目標。在現實操作層面，階級革命在男女平等上確實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正如我們今天看到的，自由和平等都是人類追求的重要價值，兩者都不乏通過革命而達到的先例。在此過程中，最為危險的是，作為手段的革命替代了作為目的的自由和平等，使得革命本身成為了目的。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使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國家權力不足，面對基層渙散無力，對於已有的社會秩序和規則的改變有限；而中共的階級革命對規則的破壞前所未有。這種破壞，應當僅僅作為建立更好更公平規則的開始，而非以更為野蠻和落後的規則取而代之，更非以不斷革命的行為本身作為規則，也決非以無規則作為規則。在野者為獲取政權，與執政者執掌政權後，在利益和訴求上顯然有着天壤之別。流氓無產者劉邦，尚且知道“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道理，作為後來者，更應當以歷史性的眼光對革命做出清醒的觀察。在我看來，革命並非就先天性的具備神聖性、正當性與合理性，僅僅只是受壓迫者最後的權利與反抗手段。革命不能以視人命如草芥以及扭曲人性為手段和代價，用背道而馳的方法實現革命的目的——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言，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張力與限界》讓我們看到了革命的複雜性。革命的目的何在？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之間是怎樣的關係？在本書的描述的事件之後，革命的張力因為內戰的結束，向社會、文化領域擴張，以文化大革命達到極限，革命徹底改造和衝擊了幾千年來形成的鄉村秩序，並將社會秩序置於政治權力的牢牢鉗制之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被革命突破的倫理底線和社會底線，在今天重建時，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法國路易十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在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如果人們不想成為革命的獻祭，如果每一個公民要免於生活在恐懼之中，並使得社會良性發展，就必須將革命的基礎——武力和權力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既不能無條件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要反對“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
　　《張力與限界》無疑是近年來新革命史研究的力作，本書具有視野開闊，背景宏大，敘事冷靜，理性從容，沖淡平和，持論公平的特點。作者對於國共兩黨的資料相互參照，因此也更為準確和客觀。本書研究蘇維埃史，明顯跳出了意識形態的畛域，並刻意區別於為階級革命正當性辯護的立場，顯示出史家的客觀和超然。中國的革命史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誤區和盲點，正因如此，我們也就有理由對於優秀學者給予更多的期待。


　　近期文章：

　　“雖九死其猶未悔”？十死呢，該不該悔？悔什麼？
　　美國紅州與藍州的謀殺率：一個顛覆認知的比較
　　宇宙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是……幽默
　　你以為互聯網保存記憶？錯！中文網絡記錄的歷史正加速消失
　　中國真正退到文革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比文革更糟
　　魔鬼藏在細節里：專制者為何總在強調“宜粗不宜細”
　　絕望的外國人有時更清楚地看到美國頑強的生命力
　　一文讀懂以色列與哈馬斯生死拼殺的來龍去脈
　　知識分子在新的時代要逐漸習慣靠邊站　　
　　一部童話引發圖書界難得一見的翻譯奇觀